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项小凯:发展式独裁与独裁的发展


【 东网 】   时间: 8/10/2014

蒋经国宣布解严。内部抗争与外部影响,是台湾独裁政权退让的决定因素。
 
 
 
在国内,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政权,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就可以从这种发展当中,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例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经说过,“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


某些国家,确实在独裁时期,得到较快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例子,包括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等等。显然,在这些国家,政治独裁与经济发展,不能说完全没有联系.


在学术界,有一个“发展式独裁”理论(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试图解释政治独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现象。然而,该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实证研究,而是更进一步,试图以经济绩效,来为独裁政权的正当性辩护.上文所引述的茅先生的观点,或多或少,可以归於这类理论的应用。


其实,事情本来也不神秘。联合国的相关报告早就指出,上文所述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採取了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通常面临三大严重的发展瓶颈.其一,缺乏资金,难以提供先期必须的基础设施与资本投入;其二,劳动技术水平过低,产品的附加价值无法提高;其三,受限於本国的市场总量与产业生态,无法快速形成规模性的产业经济。


加工出口的模式,可以同时为以上三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设厂,可有效解决资金与技术的瓶颈问题.而通过为海外发达市场,提供产品与零配件,可将国内的企业,接入到全球的经济链条中,以解决初期的市场不足与产业断炼。

将国外的资本技术,与本土的劳动资源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积累资金,而且还可以实现管理与技术人才的培训与储备,为进一步孵化本国的产业生态,创造条件。如此反馈循环,该国也就可以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

实际上,採用加工出口导向模式的国家,无论是上述的几个历史上的独裁政权,还是其他民主国家,如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或是一些准民主国家,如上世纪后半叶的马拉西亚以及泰国,均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

而採取封闭发展方式的国家,如上世纪后半叶的印度,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然也包括现在的北朝鲜,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滞缓。值得一提,毛时代的中国发展程度,经常被过份夸大。实际上,当时佔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人均生产力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甚至大幅低於同期的印度。据统计,1975年印度的农业人均年产值,为107美元;而中国的同期数字,仅为85美元。

作为更为明显的例证,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逐渐採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迅速提升。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期,印度的人均GDP增长率为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如果说,独裁政权与经济发展,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政权,恰好选择了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在实质上,与政权本身是独裁还是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经济得以发展,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有利於政权基础的稳定。但是,如果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则显然是一种混淆。

所谓合法性,是指国民对政权认可的属性。在专制独裁的国家,政权绝无可能,有兴趣询问国民,是否真正认可这个政权的统治;而失去投票权利的国民,自然也没有渠道,来表达自身对政权的真实意见。在这些国家,合法性本身就无从定义.无论经济绩效多么辉煌,只要没有通过实质的方式,例如选举活动,来徵询国民对政权的真实意见,那么所谓的合法性,就永远是一个伪概念。

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常被认为与民主制度天然亲和,甚至不乏有人乐观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民主转型。然而,发展式独裁政权的出现,则直接挑战这种乐观判断。更为接近真实的陈述是,这些政权,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维持独裁;而是为了独裁统治,而适应发展。

在此,有必要对独裁进行区分。像新加坡、韩国、台湾等这些国家,它们均处於美国民主阵营,独裁者更容易受到来自民主国家的干涉,而国内的民主反对力量,也更容易从境外获取反抗资源。因此,在独裁政权持续的同时,均可观察到民主反对势力的成长.而在韩国与台湾等国,民主反对势力,最终促成了民主化的实现.

但在中国与越南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槓桿与链路机制。就目前的现象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促成政治制度的转变,而只是继续为政权的巩固与强化,提供资源。经济促生转型的乐观预言,在这些国家已然落空。看来,政治问题,最终还是要政治解决.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