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日星期五

张大军:从近期的劳工运动看中国民主转型的结构性因素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2014

 
极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可能会成为社会甚至政治变化的先导和酵母,但这并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民主化的契机。民主化的前提是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普遍平等,资本主义与极权体制的相互冲突以及各自内部的矛盾纠结只是为这种观念的普及创造了条件而已。换言之,中共在引入资本主义体制为自己的统治延长寿命的同时,也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厮打的时候,民主转型也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和空间。民主转型既需要观念的引导,也必须有成熟的结构性条件,还需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现实动力和资源。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既艰难无比又极为复杂的过程。为此目的,我们既需要有人能真正静下心来,澄清辨明观念;也需要睿智明达之士从时代的重重迷雾中洞悉那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结构要素;更需要乘势而起的英豪和勇士。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名列前茅的外资流入国、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第一。这表明,中国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结构当中。当资本主义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与中国固有的政治元素相结合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有了世所罕见的复杂性。从一方面看,资本主义与极权政体的相遇耦合演绎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和生态灾难。从另一方面看,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与极权政体的内在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当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历史性的因缘际会成为过眼云烟后,资本主义与极权政体的矛盾便成为突出的剧目。通过仔细的分析,也许我们能够在中国日渐复杂的政经互动关系中理出中国民主转型的大体的结构性因素。

从1978年开始,中国极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纠结缠绕日渐深化和复杂。这种苟合让双方都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异,孕育出中国特色的万花筒般的资本主义。大略而言,在中国极权政体的限定条件下,根据与极权体制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远近程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国家资本主义,这代表了极权体制本身的利益,极权体制的化身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各类央企,包括金融央企,比如中国电信、中国工商银行、中石油、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等,几乎囊括所有“中”字头的超级公司。

第二、官僚资本主义,这代表了地方政府及附属机构的利益,这是极权体制符合政治逻辑的延伸,主要实体为地方控制的各类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也包括实行所谓市场化运行的各类教科文卫机构。

第三,权贵资本主义,这代表了中共各级权力拥有者私人或家族的利益,其最显著的载体是各级房地产公司、依托政府工程的各类私人承包公司,还有各类资源型公司。

第四是跨国资本主义,这部分基本上是外来力量,既包括欧美日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不少是技术或资本力量比较雄厚的寡头或准寡头力量。

第五、外向型资本主义,这既包括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港台中小型进出口企业,也包括本土的各类进出口企业,有不少是跨国资本主义产业链延伸的部分,最典型的如富士康。第六、本土草根资本主义,主要是各类以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工商企业,这一类型的数目最多,分步最广,包括工商个体户,不过也有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企业,比如家电卖场以及部分互联网或信息产业公司。

由于中国极权体制是一种事实上的等级制结构,黏着于其上的这六种资本主义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排序逐级降低。基于此,它们各自从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获益也呈现明显的等级式排序。反过来讲,当中国经济奇迹因为各种要素条件的丧失而不再能够维系时,承担相应成本的排序则要倒过来,也即草根性资本主义最先最重承受压力,其次是外向型资本主义,再次是跨国资本主义,然后依次往上推。最近东莞等外向型资本主义重镇的工潮蜂拥而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中国经济体内在的压力已经传达到外向型资本主义。草根资本主义很可能已经遭受重创,这表现在个人或家庭店铺和作坊的持续停业和倒闭上,由于力量分散,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它们的困难处境很难引起大众的注意。同理,外向型资本主义由于工人相对聚集,在其利益受损时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引发关注。而且,草根性资本主义和外向型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民营的互联网或信息产业公司除外),它们在权力、资本、技术和劳动的利益分配差序结构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由于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发展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工人运动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极权政体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苟合关系可能进入新的矛盾高发期。按照受益金字塔结构和受损的倒金字塔结构。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必然造成对跨国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甚至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这分别对应着中国与欧美日的关系、中国权贵集团内部的整合(其中反腐是整合的一种表现方式)以及中央统治集团和地方官僚集团的关系。强势集团内部的张力与底层势力的各种抗争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两个相互关联却迥然有异的组成部分。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上自权贵下到普通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显然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竞争动力。这种竞争机制带有野蛮甚至血腥的特征,但却确实非常富有活力,对财神的崇拜已创造出令世人刮目的经济奇迹。这种内在的冲力已经释放,便很难再被压制下去。然而,由于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资本主义普世丛林主义的理想必然与中国极权体制的等级体系发生冲突。虽然笔者无法预测这种冲突的具体模样和形式,但笔者坚信,它必将是中国社会持续动荡的根源所在。

最后,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极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可能会成为社会甚至政治变化的先导和酵母,但这并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民主化的契机。民主化的前提是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普遍平等,资本主义与极权体制的相互冲突以及各自内部的矛盾纠结只是为这种观念的普及创造了条件而已。换言之,中共在引入资本主义体制为自己的统治延长寿命的同时,也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厮打的时候,民主转型也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和空间。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有时就像一场赌局。如果你是一个赌徒,那恭喜你,你生对了时代。

民主转型既需要观念的引导,也必须有成熟的结构性条件,还需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现实动力和资源。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既艰难无比又极为复杂的过程。为此目的,我们既需要有人能真正静下心来,澄清辨明观念;也需要睿智明达之士从时代的重重迷雾中洞悉那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结构要素;更需要乘势而起的英豪和勇士。本文的目的是探析中国民主转型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希望借此引发同仁们的进一步思考,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