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

艾晓明: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


【 新公民运动 】   时间: 5/10/2014
作者: 艾晓明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艾晓明: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我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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