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

温克坚:论政治转型中的暴力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政治转型期间的暴力是一个无法充分分析和预判的问题,但转型必然带来大规模暴力的刻板认知显然是不合理的。而要预防和降低未来的无序和暴力,要诀之一就是当下社会的组织化努力。对中国来说,天鹅绒式的和平政治转型,当然是一种奢望。政治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暴力,社会为政治转型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以任何理由推迟转型,社会都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当下,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执政者早已失去转型意愿和主导权,他们本身就是转型最大的障碍。民间政治参与者必须提供转型动力,承担政治转型主导权,借鉴众多国家的转型经验和智识,降低转型阵痛,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巩固奠定基础。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友人张大军在微信中发了一段话:中国和平转型的概率为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朝野双方必然越来越激进化,敌我意识日渐浓烈,小清新和捣糨糊的中间灰色地带将同时被朝野双方鄙视。儒家的中庸之道与道家的审美之意将被法家的冷酷独断与兵家的悲壮惨烈取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资本主义的狂欢时代已经解释了,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巨变,是狮子还是狗熊要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大军前些年是民间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年翻译了不少政治转型方面的书籍,对政治转型显然有他独到的体悟。上述论断,由于缺乏语境交代,容易引发歧义,但其中含有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极化情境中政治过程的论断,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不过对大军提到的和平转型概率为零,我确实不甚认同,因此想延伸开来做些辨析。
 
对中国来说,天鹅绒式的和平政治转型,当然是一种奢望。政治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暴力,社会为政治转型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以任何理由推迟转型,社会都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当下,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执政者早已失去转型意愿和主导权,他们本身就是转型最大的障碍。民间政治参与者必须提供转型动力,承担政治转型主导权,借鉴众多国家的转型经验和智识,降低转型阵痛,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巩固奠定基础。
 
人性最基本的特征是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是对暴力的推崇。社会越向现代演进,这种特征就越明显。只有在长期绝望正常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诉诸暴力行为来宣泄愤怒。虽然如此,在后极权体系控制下,即使社会矛盾激烈,怨恨普遍,也只会表现为零星的泄愤或骚乱行为,民间社会并没有能力组织和实施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通常来说,只有掌权者才有能力制造大规模政治暴力。
 
对任何掌权者来说,依靠暴力维持秩序都是成本最高的不可持续的方式,因此,只要有可能,掌权者也会尽量用怀柔或者暴力威慑而不是真实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只有在面对失去权力的威胁时候,可能牺牲掌权者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不惜动用国家暴力机器。
 
不过当掌权者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的时候,意味着公共舞台上已经出现强大的竞争性力量,如果这个竞争过程导致原有政权倒塌,那么这种力量同样强大到可以替代原有政权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这在逻辑上回答了很多人如果没有XXX,将会天下大乱的那种毫无必要的担忧。
 
当然,这种强大的竞争性力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动员的结果,这意味这各种潜在的力量都已经被唤醒,并以某种方式在场,这个时候,往往意味着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开始分化,各种政治投机盛行,专制体制已经不再共享一个单一坚定意志,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国家暴力。到关键时刻,掌权者是否会铤而走险,当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后果也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但通常来说,在后极权时代,掌权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威格局不稳定,特定掌权者试图以个人意志来主导庞大国家机器采取暴力措施,其可能性是不断下降的。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力量的约束力也更强,暴力镇压的负面代价也更加巨大。
 
虽然历史会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件来叙述,但真实的政治变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典型事件和其之前的众多小事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辛亥革命表征了中国从皇权专制王朝向近代共和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但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系列观念传播,路线论战,流血起义,都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转型来说,未来可能会以某个标志性事件为契机,进行快速的政治剧目的转换。但前后几代人的抗争都是真实过程的一部分,25年前的血并不会白流,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在场,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已经为政治转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承受了政治暴力的代价,由此积累的社会舆论和道义压力,让执政者一直处于守势,他们不敢认领暴力镇压的荣誉,并以各种方式强迫遗忘这场悲剧。几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体制内部矛盾更加深刻,很难想象,掌权者还有机会再进行一次暴力的反动。
 
不同的权力结构也会对掌权者的选择空间造成影响,在这点上,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体制的政治后果略有差别,像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这种国家,独裁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家国体制,朕即国家,专制体制的倒塌往往意味着独裁者的死亡命运,没有退出机制。而党国体制下,体制和掌权者不是必然一体,体制垮台,但可以给威权领导人留下一道窄门,就看他们是否能及时转身。这点,苏东转型过程中,掌权者的不同命运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暴力高发区间是,转型大幕刚拉开时候,参与爆炸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这个阶段,不同观念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会有短暂的冲突。但总的来说,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都对未来前景有某种期待和想象,精英群体之间面临重建制度共识的挑战。而在共识重建过程中,公众会真正体会到公民的价值和尊严,会为能参与国家事务而兴奋,他们的道德情感往往会被激活,这个时候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往往空前强大,这是对暴力行为最好的防御。
 
共识重建虽然极度困难,但并非必然走向死胡同。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到了21世纪,和政治架构有关的各种主义之间的竞争基本有了结果,民主制度成为唯一的赢家,未来的政治共识必然基于民主制度而展开,只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就是逐步收敛的一种震荡,不会转化为大规模的暴力。
 
当然,政治转型期间的暴力是一个无法充分分析和预判的问题,但转型必然带来大规模暴力的刻板认知显然是不合理的。而要预防和降低未来的无序和暴力,要诀之一就是当下社会的组织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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