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2日星期一

徐行健:以清新民主之风除专制文化之霾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1/2014
国民的自由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实践中训练、培养出来的,是在公民社会中养成的,而官僚专制制度及其教育体系,每时每刻都在培养它的臣民,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公民。要在中国更广大的人口中,进行自由民主的启蒙,不能依靠现行的专制教育体系,只能通过自由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来实现。因此,民主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更是一场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的文化启蒙。只有自由民主的新文化,才能塑造出完善的公民、健美的人格,才能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社会,确立牢固的文化基础。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制度能在一个社会中建立并长期维持,离不开社会主流文化的支撑。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体人群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它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也决定着制度的选择和运行方式。

为什么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奠基并运行良好?人们可以举出这种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如三权分立制衡,如完善的法治,如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但这种制度之所以会这样产生和健康地运行,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主体人群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最早移民北美的,是一群受宗教和政治迫害而寻求自由的人们,他们从最初就确立了民主自治的传统。这群旧制度下的边缘人以清教徒为主体,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Mayflower)登陆北美普利茅斯(Plymouth),在船上就签订了《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奠定了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方式和美国社会自由民主的主流文化传统。美国人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人口,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心理模式,所以,美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民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的共同体。正是这种自由人的结合,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牢固基础。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专制制度能够绵延数千年历史,甚至顽固地演化出各种变态存在模式,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传统。反之,专制制度也在制造和巩固与之匹配的专制文化,相互支撑胶着,形成坚韧链条。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包括专制统治文化,和相伴而生的臣民文化。

专制文化的实质——“吃人”、“玩人”的权术文化

中国有着漫长的专制历史,帝王文化、官僚文化十分繁盛,浩浩典章史册,被鲁迅先生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今日文化传媒中所充斥的对帝王、官僚的描述和演绎,更形成中国文化的独特景观。

无论是帝王文化还是官僚文化,其核心和本质,正是各种专制统治权术,是一种权术文化,充斥了中国历史,弥漫在当今社会。近年各种官场小说,不打自招地描述了中共官僚政权内的种种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是官僚权术文化的极好写真。权术文化不仅被官场奉为圭臬,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和操弄,甚至成为普罗大众心照不宣的默契。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更是直接丰富了我们的汉语词库。

专制统治阶层的权术文化,实质就是“吃人”、“玩人”,不把人当人,把人当工具来玩弄作践。在权术文化中,无分上下,无分施虐者和受虐者,人们都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沦为权力的工具和牺牲品。

专制统治权术隐藏在官僚们假大空的言辞之下,隐藏在人形政治机器皮笑肉不笑的背后,隐藏在各种政治“潜规则”之中,致使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充满亘古不散的“阴气”和“霉味”,如同文化雾霾,笼罩中国社会。除非自由民主的清新之风,除非善治之阳光,不能荡涤这充满“阴气”和“霉味”的专制文化之霾。

臣民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的“国民性”

专制制度要长期维持,就必须制造出与其适配的“臣民”。如果被统治阶层的主体,有自由独立的意识和人格的觉醒,不甘被奴役,矢志追求自由,那么专制统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让一个专制政权来统治今天的美国人民,它只会遭遇普遍的反抗,巨大的统治成本会使它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专制制度的文化土壤,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帝王文化、官僚文化、权术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与其相对应的臣民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进步的思想家、文艺家就不断揭示和反思我们的“国民性”,痛定思痛,反求诸己。在鲁迅先生笔下,“国民性”得到形象的刻画和深刻的揭示。所谓“国民性”,其实就是专制主义塑造的臣民文化人格。那么,专制制度是怎样培养它所需要的“国民性”呢?

其一,消灭人的自由独立人格。只有把人变成奴才顺民,才能使专制统治畅行无阻。在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谱系中,任何专制政权都强调“忠”。只有驯服于专制统治的奴才顺民,才是良民,否则就是刁民、暴民。专制制度之所以是“吃人”的制度,就在于它首先要吃掉人的自由独立人格,吃掉人本身的价值,吃掉人的精神和灵魂,之后,把人工具化,甚至作为牺牲品来抛弃。

其二,消灭人的公益心,把人变成狭隘自私的个体。因为它要使政权——这个天下“公器”,垄断在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公共事务,肉食者谋之,小民不得与闻,不得过问,否则就是有非分之想,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专制统治者看来,“天下”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不容许他人染指的。所以“良民”标准之一,就是“勿谈国事”,只关心一己之私。

其三,割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剔除人的同情心,把人变成孤立的个体。专制制度下,少数人之所以能够统治多数人,就在于分化瓦解的统治策略。专制政权最害怕人民的团结协作,所以它要鼓动“人整人”,极力在群众中间制造敌人,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矛盾,使人们相互猜疑、敌视,形成内斗内耗,这样它才能掌控大局,各个击破。专制制度都是禁止或限制民间自由结社的,为的就是把人们变成孤岛,把本来富于活力和创造力的民间社会沙化、原子化,只有如此,才不会形成集中的反抗力量,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

专制制度塑造出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国民性”呢?

“国民性”之一,既没有真正的自我,又狭隘自私。人作为主体的独立自由,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人的精魂,人的内在价值,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失去了这种真正的自我个性,人就成了物质性的存在,无异于行尸走肉。专制制度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就是这种以外在利益为生命之核,重视利益,贱视自由,可以为利益而抛弃自我的独立和尊严。本来,自利是人的正常属性之一,理性的自利是应该去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只有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环境中,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但专制主义培养出来的“国民性”,却不关心公共事务,它的自利就变成一种纯粹的、狭隘的自私,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从损人利己,到损人不利己直到损人损己,最终制造出一个糟糕的社会公共环境,共食恶果。

“国民性”之二,“狗狼性”——狗性与狼性并存,在强权面前俯首帖耳,如狗;而面对更弱者则凶相毕露,如狼,或者说遇狼成羊,遇羊成狼。专制主义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就是这样一种既驯服于强权,又对更弱者施加强权的人格,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层层压迫、层层奴役,又层层驯服、层层献媚的等级秩序。

“国民性”之三,如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专制主义所要塑造的,就是一些孤立、狭隘的自私个体,使他们永堕内斗,形不成集中的力量,从而便于统治。结果就造成了整个民族都缺乏凝聚力,如一盘散沙,单个是龙,整体却成了虫。

专制制度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形成了支撑专制统治的臣民文化。悖谬之处是,一个专制政权极力培养奴才顺民,常常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换一个专制政权来统治,奴才仍是奴才,顺民仍是顺民。专制政权所极力驯服的臣民的“忠诚”,是对一切专制政权的忠诚,并不会真正忠诚于某一茬统治者,失去了自由人格,他们只会忠于自己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反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是自己的,谁来统治又有什么区别?中国社会到了专制王朝末期,汉民族越来越没有凝聚力,政权屡屡被起自边陲僻野之地的少数民族取而代之。如清军入关时,满族人口不过几十万,却能够在几千万汉族人口中建立起统治。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无数被驯服的奴才顺民。

自由民主运动是启蒙的普及——以自由民主的新文化荡除千年专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文化传统,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上也是反社会、反人类的,是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根本对立的。中国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另一轮文化上的革命,以自由民主的新文化来清洗、过滤文化传统,涤除社会文化中的“阴气”、“霉味”和奴性,发扬中华文化中清新、刚健、积极、向上的部分。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启蒙运动,已开展百年之久,这种启蒙运动由学界先贤发起,是自发的,主要依靠个人觉悟,因其为近代以来的历届当权者所忌而备受压制。

国民的自由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实践中训练、培养出来的,是在公民社会中养成的,而官僚专制制度及其教育体系,每时每刻都在培养它的臣民,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公民。要在中国更广大的人口中,进行自由民主的启蒙,不能依靠现行的专制教育体系,只能通过自由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来实现。因此,民主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更是一场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的文化启蒙。只有自由民主的新文化,才能塑造出完善的公民、健美的人格,才能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社会,确立牢固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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