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艾晓明:“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 参与 】   时间: 4/29/2014
作者: 艾晓明
01 甘老保存的林昭旧照
02 林昭与甘粹合照
03 林昭与甘粹 甘粹的同学合照
04 墓碑旁是林昭母亲保存过的林昭头发
05 甘粹整理林昭遗稿的复印件
06 2009年甘粹朱毅祭奠林昭
(图片:甘粹、朱毅2009清明于万佛包遵信无字碑南祭灵岩)
07 艾晓明与甘粹先生合照
(参与2014年4月29日讯)
 
 
林昭和她的同时代人访谈录之一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艾晓明简介:广州公民、学者,2004年开始独立纪录片制作。详细资料见“艾晓明工作室博客”(4)http://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去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因此得以和甘粹先生做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新疆“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诚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新疆,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的政治罪恶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到广场观察,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这势必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位在劳改生涯中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高昂着头颅站出来。
 
2013年,我陪同林昭校友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祭拜林昭,我们按甘粹先生嘱托,为之买了苏州当地的酒,在林昭墓碑前祭洒。并代甘粹先生写了挽联,我今天网络也不通,没法核对查询。我记得代甘粹先生在挽联上所写的是:永远的姐姐,请在天国等着我。而甘粹先生事先写好的祭酒词,我将附在这篇访谈录的后面。
 
选择今天发出这一访谈录,特别的目的是纪念林昭为自由殉难四十六周年。值得一记的还有,昨天下午接到来自中山大学保卫处长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去苏州,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活动,不要参与。我问: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方语焉不详。我继而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祭奠死难者,更不用说祭奠林昭。要求您传递这个指令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人,请转告他们:他们很卑鄙!
 
我在微信上看到林昭墓前警察林立,去祭奠的公民被带到派出所,还有人遭到殴打。我愤怒的同时也放声大笑:林昭,你的英魂狂放有力,所向披靡。你召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你让专制者胆颤心惊。你是我们的中国梦,是他们的噩梦和诅咒。你如古希腊的复仇女神,会一直追逐那些迫害过你而且想继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你将一直把他们送进坟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和无数热爱你的公民一起将你的信仰大声喊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注: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还未来得及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反正……不是右派也是打击的对象。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认识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林昭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施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惟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施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二、“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党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份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言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包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疆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疆。
林昭也没办法,在毛泽东的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新疆。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三、新疆劳改二十年
    1、第一次从新疆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到了新疆。那时候火车不通新疆,到新疆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疆,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呆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呆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耶稣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疆。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到新疆
我就这样在新疆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新疆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新疆呆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1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新疆,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传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施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共产党太恶,没有人性。它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绝决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呆过,共产党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呆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新疆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新疆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毛泽东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对共产党看透了。
问:那现在您怎么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今年还要大搞纪念?
答:崇拜毛泽东有个过程的。中国人说得难听一点都是愚民,思想上希望有个皇帝,希望有官是清官,是明君。几千年的封建,就形成了一个愚昧。现在有些人搞毛泽东崇拜有个人政治目的,他想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像薄熙来宣传毛泽东有他的目的,实际上薄熙来是个笨蛋,也是政治牺牲品。像我也有这个体会,原来是盲目崇拜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狗屁!这一代人都给他蒙蔽了。不光蒙蔽了我,还蒙蔽了一代人。很多老干部跟他打江山的,最后死得多惨啊,比如刘少奇。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据我了解,北京有两拔人,一拔是铁流他那个小圈子,主要通过《往事》和找一些老干部聚会。他是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还有一帮人,是朱毅等人,他们在收集整理林昭的东西。对这两拨人,我内心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共产党那样的极权下还坚持不懈地反对毛泽东,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新疆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
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新疆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新疆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为什么靠他们呢?新疆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在新疆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这两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您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新疆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新疆戈壁滩呆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但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在新疆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呆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新疆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呆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看见毛泽东和林彪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天安门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拔一拔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大的。当时人大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人大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大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大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天安门,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天安门广场,挨着人民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毛泽东和林彪的敞篷汽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要去天安门。但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泽东,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泽东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生气地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彪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天安门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毛主席的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毛泽东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手榴弹……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新疆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新疆,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新疆。回新疆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包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乌鲁木齐有卖的,我就打着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到新疆的人,即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乌鲁木齐。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新疆、北疆、乌鲁木齐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乌鲁木齐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大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回新疆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那时不是造反吗?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青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到新疆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乌鲁木齐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乌鲁木齐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新疆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乌鲁木齐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乌鲁木齐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维族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做“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乌鲁木齐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乌鲁木齐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新疆有个“伊塔事件”嘛,新疆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新疆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大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中国要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共产党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六、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甘: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解放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解放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征粮剿匪”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你到乡。那时候共产党想了办法,由区长招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呆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大
    问: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到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咱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大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大学新闻
问:您入人大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大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年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大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份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毛泽东,信共产党这一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醒。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九、右派平反 再回北京
    1、找人大 找工作
那时北京这个同学叫陈敏,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央有个55号文件,右派一律改正,你回北京来吧。我接到他的信,就正式打报告请假,我说要到北京去;我是右派不是劳改员。后来得到批准,我就从新疆跑到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坐蹦蹦车,不是出租车,是蹦蹦车,到我同学家去。
我同学她丈夫是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到她家里一去,我同学基本上不认识我了。那个时候很狼狈,同学叫我吃饭,留我在她家里睡,她叫我跟她老头子睡一个床。我说不行,我身上全长的是虱子。她说你赶快洗个澡,又把她丈夫的衣服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全扔了。我就睡她儿子的小房间。
然后她就替我去找人民大学,我自己也到人民大学去,它那时有个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大学有招待所,就给我安排在那里住。但有时候我不住,晚上还是回到我同学这里,在三里屯。那时,我同学她丈夫官复原职,通过他找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孝,说我这个事情。校长就找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右派改正根据政策,我应该是在新疆安排工作。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落实政策,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个户口名额;不管你给谁,共产党都是这样。通过我同学丈夫的关系,就把这二十个户口名额中的一个拨了给我,我这样才回的北京。人大开头答应我回人大新闻系去工作,结果一想,我这个学生右派又调回北京又在那里安排工作,怕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就对我说,你自找工作吧,户口给你办回北京了。
我就自己找工作,当然我这个同学钟佩章也想了办法。我还到杭州去了一趟,找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接见了我,看了信以后也是推托。说我们是工科大学,不是文科大学,你学文的,我们不好安排。后来我同学知道了又写封信,说你到浙江义乌去,义乌地委宣传部长跟她以前是同事。结果我没有去,我去了在那里干啥?说可以安排到义乌剧团当编剧,但义乌剧我都没有看过都不懂,当什么编剧啊?就没有去。
我再回北京,没有工作;我这个同学的丈夫就找到原来胡耀邦的秘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任书记叫李岩,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就找了他,他把我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他说你在宣传部办院报吧。办了一年半院报,反正也就是个闲人。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去学半年,回来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党校;学员都是司局级和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样,办党校认识了王光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2、重回体制内
    问: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您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1979年回来右派改正了,有没有给您改正的文件?
答:恢复党籍,文件大概没有什么文件吧,我也记不住了。
    问:恢复党籍有没有文件呢?
答:也没有文件。文件肯定有,不一定给。
    问:您的党籍恢复了,关系落到哪儿呢?
答:我的关系在社科院。
    问:您的关系先进到人民大学。
答:人民大学又把户口迁到社科院。
    问:您有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没有赔工资?
答:不赔的。我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还跑到统战部去上访了。
    问:不是有一些人都赔了工资吗?
答:没有赔的,右派不赔的。文件大革命整的老干部,全部赔工资。但是右派不赔,右派叫改正,不叫平反。一个钱都不给。所以说现在右派不服气,要求补二十年工资。现在我也不想补,补也补不了几个钱。二十年前几十块钱一个月,补不了多少钱。
    问:您回到体制内,当时你被打成右派时心里很反叛的。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调整过来?怎么能够适应呢?
答:调整不过来呀,我怎么调整得过来!
    问:但是您当时还办党校讲课?
答:我没办法,那是任务。党校又学马列主义,又学中共党史,又学政治经济学,我在人民大学都学透了。现在我讲马列主义,我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腐败,我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
3、假如一生可以重来
    问:您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您希望后人记住什么样的教训?
答:后人能记住什么教训我不管,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烂掉了。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信仰了,一句话,千辛万苦就挣人民币。认钱,别的都不认了。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他也不感兴趣。就像你们现在搞林昭这些东西,我不反对也支持,但我说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那正义的、热血的青年已经没有了。社会也没办法,年轻人现在好,不搞运动了,不整人不害人;但是现在的职业竞争很激烈。你要生存,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房子有吃有住有汽车,你就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或者你必须有后台有关系,否则你再有本事,你考得再好,狗屁没有用。
    问:如果您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哪些事您会做哪些事您不会做?
答:如果叫我重新来过,我就赶快下海,自己去奋斗,去游泳,不相信共产党这一套。我不会参军了,我想一想自己走错了;因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应该跟着我大哥到美国去。我大哥他在中国保险公司,就靠我父亲活着时的那点资本。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襄理,所以说我们等于是公子哥儿。我大哥哥是大少爷,二哥是二少爷,我是三少爷,我妹妹是四小姐。我就不会参加革命搞共产主义这些,不会了。我会想办法在49年跟我哥哥走一条路。我哥哥也犹豫了,没有走。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上海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跟着他的总经理,可以到美国纽约去。要是我到不了美国就接着继续读书工作,走自己的路,不信这一套。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甘:(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年3月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甘  粹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图片:甘粹、朱毅2009清明于万佛包遵信无字碑南祭灵岩)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