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走出永盛监狱——缅甸的国家和解进程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显然,缅甸的各种力量正在一条政治和解的路上大步前进。2013年10月8日,又有56名包括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在内的政治犯被释放。按照执政者的承诺,到年底缅甸的监狱将再无政治犯。重新审视过去三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放弃暴力、扎实做底层民众启蒙的反对派,还是开启并坚持和解的政府,这两种力量对于缅甸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都不可或缺。
   
      现在,对仰光郊区Nyaung Lay Bin村五百多名村民来说,最好的事不是通电通水,而是拥有一座由硬木搭建挂有“国父”昂山将军画像的“公共课堂”。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他们无须在野外和蚊虫结伴学习、探讨国家前途了。
 

    
     44岁的哥奈是这里的老师,也曾是一名反对派。20年前,他用步枪和火箭筒对抗军政府的统治,如今则用黑板和粉笔开拓了新的战场。在他看来,是公民而非战士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变化。”坐在课堂中央,哥奈说。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缅甸几乎是独裁和混乱的代名词。军政府、反对派和少数民族武装分立并左右这个国家。暴力除了带来毫无意义的牺牲,还将国家推至崩溃的边缘。整个20世纪,缅甸被称作“亚洲的弃儿”。
   
     进入新世纪后,一场以“非暴力”为主流特征的博弈正在缅甸展开,并于2010年催生一场“自上而下”式的变革。宿敌间放下仇恨和偏见,学习协商和妥协,重开议会和组建了首个文职政府。而影响尤为深远的则是超过500名(一说700名)的反对派人士被释放,此举被视作“国家和解与改革拂晓的信号”。
   
     2013年10月8日,和解的信号仍然在持续释放——多次特赦后,又有56名包括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在内的政治犯被释放。按照执政者的承诺,年底缅甸的监狱将再无政治犯。
   
     这个群体曾长期生活在世界的视线之外。他们是缅甸变革重要但被忽视的推动者。更关键的是,他们大部分曾是暴力革命的信徒,然而,在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后,他们自己终于走上一条“缅甸式”的非暴力之路。
    “我的血在沸腾”
   
     5月的缅甸正在等待雨季,这将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丰盈的伊洛瓦底江贯穿河谷平原,唤醒肥沃的土地。现在,Nyaung Lay Bin村周边已经一片郁郁葱葱,田地也被犁得工工整整,像等待琼液的巨大海绵。
   
     如果仅从外表上看,黝黑微胖、充满乐观精神的哥奈充其量就像一个拖拉机手或摆渡工人,但他的经历丰富。他参加过1980年代末对军政府的武装革命,并因此在著名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度过6年囹圄生涯。如今,他在一个飘满荷叶的池塘边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们普及公民教育。“这是我的茵雅湖。”他指着窗外。
   
     在上世纪末的缅甸,茵雅湖是绝对的风云际会之地。它埋葬着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幽禁着他的女儿昂山素季,也滋养着军事独裁者奈温,而位于茵雅湖西南角的仰光大学则是新思潮的温床,它还时刻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历史上的缅甸相当了不起,在11世纪繁荣的顶点,修建了蔚为壮观的佛寺佛塔,还征服过今天老挝和泰国的部分疆土。二战后,“国父”昂山先后赶走了日、英殖民者,准备建立现代国家。但很快,他却被暗杀了。此后,孱弱的文职政府均无力解决少数民族武装之乱。1962年,昂山昔日的战友、开国功臣奈温将军发动政变,开启缅甸军事独裁之路。
   
     军政府维持了缅甸名义上的统一,却让它陷入另一个深渊。将军们的无知和武断葬送了缅甸战后发展的黄金机会,缅甸从“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迅速沦为“最不发达国家”。
   
     饥饿和萧条炙烤着缅甸。1988年夏天,一场失败的货币改革摧毁了人们仅余的财富和耐心,声势浩荡的示威运动陆续掀起,继而席卷全国。也在这一年,回国探母的昂山素季被意外地推上政治舞台。
   
     哥奈当时还只是一名农村高中生,一个仰光的堂兄时常给他写信倾诉忧国之情。1988年,联络突然中断了,只来了一张纸条——“到仰光去”。哥奈在8月的一个清晨瞒着家人出发了,他步行了整整一天,仍错过了昂山素季的首次政治演讲。1988年8月8日,43岁的昂山素季以父之名对40万听众说:“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同年9月,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立,军政府也很快就软禁了她。
   
     此时,距离民盟成为第一反对党还需二十多年的等待,它和所有初生的反对派一样,派系纷繁,人员混杂。在崭露头角的先锋人物中,有被奈温推翻的前政府政要(如吴努),或是被清洗的高级军官(如昂季、丁吴),又或是领袖和名人之后(如昂山素季、敏哥乃)。他们各自组建了政党,各图救国之路。
   
     仰光的冲突不断升级,已有数千人在军警的棍棒下失去了生命。农村少年哥奈徘徊在狼藉血腥的街头,报国无门,饥肠辘辘。一个名为“人民解放力量”(简称PLF)的反政府武装无意中吸引住他。在一顿饱餐以及豪情万丈的策动下,他决定加入。
   
     “当时我认为这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斗争手段。”哥奈说,“我的血在沸腾。”
    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抱着同样想法的,还有PLF里的三百多个年轻人,他们手持步枪和火箭筒,在城市里与军警对峙。同时期,缅甸出现过五十多个类似的武装组织,他们有些是学生军,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武装。
   
     由于缺乏经验和支援,PLF很快被打散并退至郊区。1991年,哥奈在传递情报时被捕,随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投入永盛监狱。
   
     永盛监狱位于仰光北部,因守卫森严和待遇恶劣被称为“缅甸最黑暗的地狱”。数千名反对派人士被囚禁于此,他们当中很多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每天,繁重的劳动和霉变的食物轮番折磨他们娇弱的身躯,很多人生病甚至死去。
   
     在这里生存需要极大的勇气。作家Ko Aung Htun曾因拒绝服苦役而被关黑房。监守给他的手脚都拴上铁链,一个多月后,排泄物生蛆了,爬满了他的全身。他摸索着用筷子一条一条地挑走,然后诵经、倒立,感觉勇气随血液一起灌进了大脑。
   
     1988年的动荡让奈温政府倒台,却没有终止军人的继续执政。新上台的苏貌将军发布主席令,实行军事戒严,缅甸反抗运动陷入低潮。
   
     而在永盛监狱,精英人士的高度聚集让这里成为一块隐形而激烈的思想阵地。这些各立旗帜的先锋人物,如今得以相见。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低声细语,议题是:如何挽救当下的缅甸?路线之争很快出现——要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还是“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
   
     最初,前者占了上风,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战士和年轻学生。他们血气方刚,斗志昂扬,自比是身处巴士底的勇士,等待大革命的炮响。哥奈就是其中一员,他生性刚烈,爱挥舞拳头,“与强权谈和平,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这样固然痛快,但代价常常是换来狱卒一顿棍棒和漫长的黑牢。
   
     哥奈住在22号牢房,洗澡时要穿过一段幽深的走廊。当这样的日子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11号牢房来了一个儒雅的中年人。一天黄昏,他突然叫住了哥奈,问:“孩子,你还在坚持学习吗?”
   
     哥奈不明白,蹲了下来。对方说:“这个年龄你应该在大学里,那是个好地方。”眼前的这个男人瘦小孱弱,仿佛随时会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中散架。“那你当我的老师吧。”哥奈说。
   
     中年人当真了,没有教科书,就用药盒里的英文说明。他叫金梭温,一个知名的社会学者,1994年被捕于前往新加坡的途中。
   
     哥奈很钦佩老师的学识,也堆积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在狱中结束了青春期,轻狂和躁动渐渐化成沉着的思考。当每天短暂的口头交流已满足不了他的时候,金梭温就要求他用石子将问题画在浴室的石灰墙上,到金洗澡时再作答,如此往复。这堵潮湿斑驳的矮墙成为哥奈通往另一个广阔世界的入口。
   
     1997年出狱前夕,哥奈最后一次走进浴室,他看见老师的留言,那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丛林迷人幽暗深远\可我早已许下诺言\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我记得那天的夕阳很好,走出沉重的大门,仰光依旧,我却有了新的道路。”哥奈说。
    “我们的根基在土壤里”
   
     此时的哥奈已洗去暴戾,成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事实上,这样的转变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生。缅甸1988年事件后数年,各项救国试验已基本交出了历史答卷。流亡总理吴努在缅泰边境组织的武装斗争最终失败,后来转向宗教;军政府第二号强人、改革派代表昂季则仍寄希望于独裁者,三上其书要求改革,最终身陷囹圄;而学生领袖敏哥乃试图建立的临时政府也很快瓦解。
   
     昂山素季宣扬的“非暴力”学说却延续了生命力,它源自印度圣雄甘地,具体至缅甸的表述则是:“和解”、“共识”、“法治”、“分权”。人民生活困难无比,但仍拥戴她。
   
     1990年,军政府勉强同意进行大选,共有233个合法注册的政党参加,民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支持者还不乏士兵和其家属。然而,军政府拒绝交权,并继续软禁昂山素季。另一方面迫于压力,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其他斗争思潮的式微成就了昂山素季的崛起。永盛监狱里的大辩论逐渐具体化为一道单项选择——反对派力量应该团结在民盟、学联还是缅共的旗帜下?“实际上,这并没有多难。”金梭温说,“大学被相继关闭或搬迁,缅共也解散了,历史将民盟留给我们。”
   
     这些日后的反对派中坚分子就这样选择了昂山素季和她的道路。但哥奈出狱前,金梭温不同意他留在仰光。“你回农村去,我们的根基在土壤里。”他说,“民主不仅是一张张选票,还是共识和观念。”
   
     在世界粮仓缅甸,70%的农业人口是沉默而隐形的轴心。一直以来,此起彼伏的城市革命和少数民族抵抗运动让将军们头痛不已,无暇顾及这片辽阔的土地,就连在2008年“纳尔吉斯”风灾中,因军政府的懈怠和低效消失的13万条生命中,大多也来自农村。
   
     按照老师的指示,哥奈回家了。在他离开的6年时间里,Nyaung Lay Bin村变得更糟了,作为20世纪末一个国家第一大城市郊区的村子,它还没有通水通电,茅草房干裂倾斜,地下水也濒临枯竭。更让人难过的是人心,曾经的阶下囚哥奈被视作祸害,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
   
     “我有义务向他们解释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哥奈先后办了养殖场和茶馆,将赚来的钱用于帮助困难的乡亲,以换取片刻聆听。这取得了效果,大约一年多的光景,村民们已经非常信任他。他悉数讲授从监狱浴室墙壁上学来的知识,引导人们在朴素的宗教信仰之外思考贫穷的根源。“过去,我们总是习惯认为自己是佛祖和将军的子民。”一位村民说。
   
     2005年,金梭温也出狱了。除了底层政治启蒙,他还将目光投向解决少数民族武装问题上。这是英殖民者遗留的恶果,成为了缅甸历届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此后7年,金梭温走访了偏远山区一百多个村庄,呼吁非暴力与和平谈判。
   
     这是一个危险重重的旅途。在很多个大雨滂沱的季节,一个文弱书生带着他的皮夹艰难穿行于缅北密林。“我不能停下,因为每一天都可能有人死亡。”而很多时候,当他历尽艰辛抵达村子,人们却冷眼相待,甚至举起了武器。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日子日复一日。一天,一个妇女认真听了他的演讲,懵懂地问:“你说的议员、国会到底是什么东西?”族人正要迁怒于她的鲁莽,却被金制止了。“我们要学会使用自己的嘴巴,”他说,“而且,使人沉默也是一种暴力。”
    “打破这个单细胞社会”
   
     这个国家的确已经沉默太久了。她如隐士般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教育和医疗名存实亡,三十多万军队每年要吃掉超过20%的财政预算。战争机器不停地在边境制造着死亡,浩荡的难民潮更让其在国际上获得“贱民之国”的称谓。
   
     2007年,缅甸再次发生了针对军人独裁的“袈裟革命”。军政府加强了铁腕,禁止建立独立工会和团体组织,同时限制慈善机构,勉强维持着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金梭温觉得这样很愚蠢,于是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研究机构,一方面继续推行基层民主普及,另一方面研究缅甸转型过程中的一些课题。这吸引来了很多年轻人。“我们要打破这个单细胞社会。”金说。
   
     2011年,这个勇敢的设想随着吴登盛的主政而成为现实。这一年,不愿步阿拉伯国家众独裁者后尘的丹瑞隐退,并启动改革。随后,他的接班人吴登盛在大选中胜出。这位儒雅的“干净先生”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保障工人权利并承诺惩治腐败,还出乎意料地向反对派和少数民族武装亮出“和解”的意愿。随后,吴登盛在“国父”昂山的画像下会见了后者的女儿、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还一起栽下一棵树。
   
     政治解冻带来宽松的社会氛围,人们试图重建社交网络并回归正常的生活。2012年2月,仰光一家鞋厂1700多名工人罢工抗议并成立工会,最后得到国家劳动部门签发文件支持。这则新闻登上了国内外媒体的版面,示范效应迅速放大,更多的公民团体浮出水面。
   
     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Poe Phyu律师。他的办公室位于仰光市中心一座阴暗的公寓楼里,布置简陋,只有四张办公桌和几张塑料椅子。
   
     一天,几个腼腆的工人推开门,说正在进行一场艰巨的维权,问他能否给予帮助。这挑起了Poe Phyu的正义感——他曾帮农民土地维权而两进监狱,并失去一半听力。于是,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代笔相关法律文书外,还设计了工会的会徽。
   
     Poe Phyu将工会总部设在他的办公室,拉了一条电话线专门接听工人的投诉。每个星期天,这里又摇身变成“权益课堂”,培养现代化的劳动者。“不仅在技能上,还要在观念上。”他说。
   
     而2008年横扫伊洛瓦底三角洲并夺走13万人生命的大风灾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沉睡的志愿精神。大量非政府组织涌入灾区,提供救济和社会服务,而且将这种作用保留并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过去,连音乐也可能是罪恶的。”莫奈,一个仰光民间音乐团体的创始人,用美妙的音乐表达微妙的政治诉求。“相似的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
   
     5月8日,他赤脚弹一架三角钢琴为18个他资助的学生伴奏,孩子们用和声演唱约翰·列侬的反战歌曲《想象》,乐韵悠扬,飘荡在简陋的铁皮屋里。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总有人徘徊在我的平房外,借口有外国人参观而带我回去问话。”莫奈说。而自公民团体浪潮掀起后,这些神秘的眼睛就消失了,一位当年盯梢的警察还成为他的学生,原来他拉得一手漂亮的大提琴。
    精英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0年11月13日,昂山素季获释。重新进入现实,她感觉变化太大了,原因是人们在她面前晃动的手机和便捷的互联网。
   
     事实上,更多的变化已经发生。在她被囚禁于茵雅湖畔近20年的时间里,缅甸的政治故事已超越蝼蚁撼大象式的旧传奇,迈向更现代和丰富的法则。现在,民盟仍是最大的反对党,但必须与其他快速壮大的37个政党分享荣誉与资源。执政党(巩发党)由一个协会成功转身,相对卸下了历史包袱。而吴登盛所领导下的新政府也在尽力摆脱军政色彩,向“好人政府”靠近。他与昂山素季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接见少数民族武装代表,共商“永久和平”的大计。
   
     昂山素季在获释后的首次演讲中也传达了善意。“我没有恨意。”她说,“相反,他们对我非常客气,我感谢他们。”随后,试探的先声变成橄榄枝,昂山素季公开表示支持政府近期改革,并愿意与之对话与和解。
   
     但对一个年过六旬、隔离于世界20年的老人来说,重新执掌一个庞大的政党困难重重,何况,她的党已经分裂。丹纽、文良、登纽等元老因不赞同昂山素季抵制2010年大选的决定,另组新党“全国民主力量”。“我们只是想继续我们的政治活动,”创立者丹纽说,“不然,我们将毫无作为。”
   
     纵然如此,民盟依然是反对力量里的翘楚,但这是建立在过分依赖于她个人领导的基础上。金梭温看出了端倪。“民盟就像一支没有中场,也没有后卫的足球队,他们只有一名前锋。”他说,“精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美国乔治城大学缅裔学者斯坦伯格对民盟的“老人政治”也深表担忧。“在一次民盟的高层研讨会上,我见到了一些‘大叔’,我可能是会场里最年轻的一位,可我已经83岁了。”
   
     民盟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我们会通过党内民主选举,让年轻人当选。”昂山素季的亲密战友、民盟第二号人物吴温丁说,“我们在努力提携年轻人,但现在肯定还是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为当初的执著付出了代价。由于拒绝注册参选,民盟从法律意义上“自动解散”。吴登盛领导的巩发党成了当年最大的赢家。2012年,昂山素季借议会补选重新为民盟注册,随后当选国会议员,5月,她再次“妥协”,宣誓保护深具军方利益色彩的“宪法”。
   
     昂山素季目前仍是一个超级政治明星,有着无可匹敌的号召力,目前正有50万份热忱的入党申请等待她处理,民盟也计划着在全国开3万个党支部。但同时,她也面临很多新课题。一方面她要和新崛起的反对派竞争,一方面又要保持政党的团结。其次,她以往的强硬抵制政策已略显不妥,使自身边缘化的同时,也让温和派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此外,她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与开启了民主形式的统治集团共处和应对国际社会放松对缅制裁等。
   
     “除了一贯坚持的道义担当,”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庄礼伟撰文称,“她还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昂山素季也已经意识到,只有继续推动已初露成效的“国家和解”,才是缅甸告别痛苦的出路。在2012年6月16日补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中,她表达这样的决心:“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同我一道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只有当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才能持久。”但同时,她不忘告诫人们和平的脆弱:“一个轻率的举动就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
   
     最终,这个预言在2013年初的克钦战事中不幸应验了。“前路仍困难重重。”金梭温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上。”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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