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同仁之赵常青


一直想要为自己入狱的同仁赵常青先生写些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情绝非泛泛,在他再次被捕入狱际,这是我能为他效劳为数不多几桩事之一。这样的行为并不能阻止那些降在他头上的迫害,不过作为同仁,此事似乎有一种责无旁贷的隐喻。……若干年后与常青兄弟再见之时彼此已非当年。他是一位丈夫和一位父亲,一位未来民选中国的公民。我们用自己的生命购买了一张通往那民选国度的车票,我们还在路上,团结与和谐,对我们而言,胜过一切。



一直想要为自己入狱的同仁赵常青先生写些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情绝非泛泛,在他再次被捕入狱际,这是我能为他效劳为数不多几桩事之一。这样的行为并不能阻止那些降在他头上的迫害,不过作为同仁,此事似乎有一种责无旁贷的隐喻。这些隐喻有时非常迫切,反倒压抑了其中的历史感,进而令其格局受限。而提起笔(更准确地说是掀开电脑),却又犹豫不决。因为写这札记,虽有人称美,而我最珍视的那些人,却并不如此。因此每当提笔之时,总不能象过去一样,思绪单纯而专注。某种作品之外的情感在不停地阻碍自己,那种力量强大到了难以抵御的程度,以致于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继续。但我毕竟还算得上是个稍有主见的人,相信自己能找到其它的倚靠,写作还将继续,不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将开篇给洪哲胜先生的献辞完整,有朝一日这份札记得以以某种完好的面目收尾,也算未曾辜负了那些看好我的人们。我已经许久没有洪先生的消息了,转眼八年过去。我从一个菜鸟变成了老运动员,过去那些激动人心之事,如今渐成家常。我不会再为某个人的被捕或某件事的失利而天旋地转,甚至当内讧起时,亦不再痛心疾首。过去那些被我视为楷模和英雄的人们,如今寻常人一般活在我心头。重要的已不再是他们身上那些光彩熠熠的高贵精神,亦非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传奇般的跌宕人生,而是他们身上那些为人常有的日常细节。日子久了,英雄情怀日渐显得矫情,吾国古来崇尚中正平和,英雄情怀太过外露,则难免生出矫饰之嫌。

 

火车穿过秦岭,在呜咽的山峰间趁着铁路桥那些短暂光景,尽情享受窗外的雨夜。山风将雨点抽打在玻璃窗上咚咚作响,窗外一片漆黑,通过车轮碾轧的声音,依稀望得见蜀道之雄奇,虽历经人世,尤存了古诗之意。风暴象深谷双壁间一条游龙,低声吼叫着在峰崖间冲撞。如今,我已很难再对此景彻夜倾心,偶尔想起几句流传至今的诗句,亦觉得它们远远无法表现自己的情感。譬如那《非洲诗选》上那著名的句:

 

祖国啊!

你是睡在我身边,

黑皮肤的情人。

 

以我中国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诗句或多或少流于轻浮。年过三十,渐渐发现那些深深刻进骨髓的儒教传统,过去我曾拼命地抵抗过的那些传统,如今似乎到了该向它们缴械投降的年岁。

 

我的同仁赵常青先生,他在四十岁时皈依了基督。“孔老夫子的实用主义那一套,真是祸害千年啊!”他说话的腔调带有种天生的喜剧感,因此也成为被我们调笑的对象。这种喜剧感也许来自澎湃的热情与并不太深厚的学问功底之间的冲突,以致于他的言谈激情有余而内涵却略显单薄,有时逗人发笑。此处并非嘲笑,乃是一种惋惜。象他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并不算多,而命运却没有给他留下深造的机会,以使其学问功力,堪与其热情相提并论。

 

一九八九年,年轻的赵常青作为学运积极分子,在学运遭镇压后受牵连,毕业后被发配回故乡的一处偏僻小学校里教书。那穷乡僻壤,显然不是象他这般热情澎湃之辈的归宿,一九九二年(或者是九四年?),这位抱负远大的山村教师考上了北大法律系(或是法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当时一位名扬四海的法学家。那位著名教授对他青眼有加,正式录取还未批下来,便邀他前往北京相会。毛脚研究生兴冲冲来到北京,这对未来的师徒相谈甚欢。常青大喜过望——鲤鱼跃龙门指日可待,于是回家静候佳音。孰料这位喜滋滋等待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等来的却是兜头一瓢凉水:因为参加学运,他被定性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对象,政审未能通过,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法学博士,多了一位铁窗囚徒。

 

他那贫瘠的故乡,在陕西、湖北和四川交界,我没有见过,也许在穿越秦岭时曾经擦肩而过,亦难以想象它的荒芜和困窘。

 

“我找到我家了!”他亢奋异常地呼喊着我,我连忙跑到他电脑跟前,他正津津有味地玩味着Google地球。那时正值他第二次出狱不久,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终日爱不释手。他指着电脑上灰秃秃的村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告诉我:哪里是他家的院子、草房和田地。那村庄根本就看不清,只隐约能分辨出些长方形阴影,整个村子只有四户人家,稀稀拉拉跌坐在半山坡上。“连这棵树都有!”他又嚷嚷道。我瞪大眼睛找了半天,原来他所说的“树”,是屏幕上一小团不规则的黑影。我想他家的房子应该是干打垒的墙壁,因为那棵树似乎是整个半山腰上唯一的一棵。

 

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蜗在北京远郊一处租来的民房里。是个豆腐渣工程,给农民们盖的回迁安置房,一年到头提供各式各样取之不尽的风、花、雪、月:各家各户的气味沿着上下水管道串得满楼都是,共产主义首先在这一领域得到实现;垃圾们时不时从窗外飘过,落在楼下的夹竹桃上,各色塑料袋和其它无法降解的东东,把夹竹桃们打扮的姹紫嫣红一派春色;天花板上的白灰一年四季往下掉,片片飞落,乱迷人眼,有时飘入饭盆里,我们便小心翼翼将它拈出来,生怕糟蹋了每一颗饭粒儿;隔三差五楼道里就要停电,有时是跳闸,有时不明不白,每逢此时,我们只好大眼瞪小眼,望着对面楼上稀稀拉拉的灯火,幻想它们曾经照亮过我们的回家之路。

 

眼见冬天就要来临,这里的暖气上得比北京城晚一个多礼拜,因为家家烧电暖气,导致保险丝过载,楼道里天天跳闸,拉回去不到几分钟又接着跳。每晚几乎都要跳十次以上。常青是个穷讲究的家伙,每次出门,都要收拾整齐,尽管没有多少本钱来添置行头,却总是精心打扮,一丝不苟。那些天常青每日早出午归,批了风衣,西服革履,我疑心他是去找工作,因此需要穿戴得整齐些,以博个好第一感。可算算时间,似乎他自出门到回来的那段时间,仅够路途上奔波而已。于是我便问何故?他眼中掠过一丝难以察觉到尴尬与仓促,并不正面答话,只是用苦笑糖塞过去。那光景持续了二十多天,眼见西北风日紧,河面渐渐封冻。有天晚上他没在自己屋里写稿,倒是在我屋外伸头探脑,犹豫不决。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何事,他欲言又止,眼神恍惚,穷追之下,方才得知他盘缠已尽,原来先前那二十多天他每日出门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医院打吊针,身上的钱都叫医院的给抠走了,因此前来找我商议。我们合计一番后,认为闷在家里写稿,既解决不了眼前问题,亦非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尽快找个差事,一来解了燃眉之急,二来后续稳定可靠。他初到北京,住得又偏远,这类事多有不便,而我毕竟比他稍熟悉一些,当晚两人拍板,第二天一同到城里去,找几个朋友打听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差事能让他度过难关,晚了,便投宿在朋友处。

 

次日一番奔走,天黑下来后,我们赶地铁去找住处。去地铁站的路上北风呼啸,街上行人稀少。远处路灯杆下,一个妇人带了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人行道旁露宿,既不象乞丐,又不象访民。妇人用些很难称得上是铺盖的纺织物将女孩紧紧裹住,自己又紧紧抱住女孩,好似搂着个汤婆子,试图用女孩的体温来护住自己的心脏,夜间不至于被冻死。我们走近时,常青的手在兜里使劲地掏着,我疑心他是在兜里找硬币,可是半天只掏出一张纸钞,那应当是他兜里最大的一张。路灯下一照,是张十块钱的票子。他看了那票子一眼,又看了女孩一眼,摇摇头叹口气,将票子放到那妇人当靠垫的编织袋上。妇人本在垂头打盹,忽然惊醒,警觉地看了我们一眼,很快又发现肩膀附近有张票子,她似乎还有些迷糊,待到反应过来,连忙冲着我们的背影连声道谢。

 

这种举动对屌丝打扮的人来甚至称得上高尚,而对穿戴齐整的人而言,却似乎更接近某种义务,于是我心中暗自窃笑他的迂腐,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搭伙,却仍不忘扶弱济贫,且有些幸灾乐祸地认为这只能怪他自己穿得太漂亮。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连声诺道:“孩子太可怜!孩子太可怜!”

 

我时常调笑他,尤其在公开场合,当着人的面,只要有驳他颜面的机会,是断断不可放过的,而我们之间从未因此起过隔阂。四季反覆,不知不觉渐非昨日。他很快从落魄中站立起来,为人夫父。人世的浮沉象一条跌宕回转的山路,你永远只能看到眼前那小小的一段,它通向哪里,投入何方,或上下回转?甚至身后那来时的一半,亦仅仅停留在记忆之中,回顾时同样一片杳然。一个乡下孩子一飞冲天,成为那个时代所美其名曰的“天之骄子”,而后几经浮沉,乃至屡为官司刑宪所困,年过不惑仍潦倒不堪,忽然峰回路转喜得贵子,转瞬之间却又再次沦落到铁窗阶下,留下娇妻弱子苦盼北斗。这近乎传奇的人生轨迹,如今渐渐被我视为寻常。人们之间的分歧乃至纷争,亦不再使我困惑心忧,我视它们为“一个大家庭里迷人的多样性”——这话似乎是出自某位哲人对该国自由派们的评价——在头上悬了利刃的生活中寻求古典的平静与和谐,无论世事如何颠倒迷离,与受难的兄弟们相互守望,在破败崩坏的世道里寻觅属于我们的家园与归宿,渐渐占据了我的思想。我时常到常青家里去帮他摆弄电脑,那些令我羡慕的幸福光阴何其短暂,他把孩子抱在胸前,举重若轻一般让那个大胖小子从躁动瞬间转入平静。每逢替他摆弄电脑的时候,他总忍不住要秀电脑里的结婚照和视频给我看,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电脑里最要紧的东西,因为每一次当他电脑出了问题,他最关心的事,便是那些照片会不会丢掉或者坏掉。秀得最多的一张,是他昂首站在向日葵从中,金色阳光从侧面打在脸上,仿佛照亮了他心中的远大前程一般,令人神驰。我暗自眉头微皱,翻到下一张,那一张没有昂着头,笑容也算不上春风得意。

 

“我觉得这一张更好,更加地内敛,中正。”

 

见他面露些许不敢苟同的失落之色,我心头窃喜,有一种情不自禁想要和他唱反调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和他唱反调是一桩非常有趣的事,至少,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这齐家之福深深感染,那场景教人不由自主将他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他看儿子的眼神严慈兼具。那胖小子四肢健壮有力,活力充沛,眼见再有几个月,便能在床上爬行作乐。旁人若是见着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把自己想象成是他,努力地用肚皮和扑腾的四肢踟蹰向前。我把这位小名叫做“小象”的孩子抱在胸前,据说此乳名来源于他的体重与憨态。他忽然哭闹起来,教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景象我经历过许多,在我们这时代,做父母会马上奔过来,然后用各种手段将孩子哄歇,于是我连忙把小象交给常青,希望他能帮我度过难关。常青把孩子接过去,并不哄他,只是将孩子仰面朝天放在床上,那孩子挥动着四肢继续哭喊,哭声充满破壳而出式的穿透力。常青似有些志得意满在旁边笑着,“让他哭吧,哭得多响亮!练嗓子呢。”然后把我拉到电脑前让我替他“干活”。孩子亮了几嗓子,思绪似乎落入别的什么有趣状态中,他静了下来,一个人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摇着自己手腕、手指玩耍。

 

折腾完电脑,我便到床边和小象玩耍。小象越玩越高兴,想蹦达起来去够离他手约有一尺高处的窗帘。他终于成功了,便抓住不放,常青在一旁正摆弄电脑,扭头看见小象正抓住窗帘一角,口中嘻哈作乐。他脸色略沉:“诶,你不能想抓什么就抓什么,把窗帘放开。”一边说一边过来将窗帘从小象手中取下。他几乎随时都在留心着自己的儿子,却没有表现出一丝溺爱,他是过去十年来我见过最负责任的一位父亲,在这个时代里,这样父亲几乎已经绝迹。

 

自打有了孩子,他出门不再打扮得光鲜,至少不是那么上心地打扮自己,这让我在与他一同出行少了许多压力。至今我仍记得第一次与他相见的场景,在西安民主党人郑宝和的铺子里。郑宝和出身高干家庭,继父曾经一度当到过共军的军级高官。他继父曾经咬牙切齿指着他说:“你要是我亲生的,非把你枪毙了不可!”系狱期间,这位民主党人因为帮难友出头,得罪了管教,反而被这位难友跑到管教那里去求管教们收拾他,以撇清自己的关系。结果,郑宝和被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根电棍同时朝身上戳。

 

二零零八年,郑宝和在西安街头开着小小的铺子,卖点菜夹馍或者凉皮之类的小吃度日。常青来了,郑宝和请我们到他小店附近一家面馆里一同吃牛肉面聚餐。常青西装领带,极其庄重,那时方才出狱不到半年,身上有一股子呆气,以致于看起来象根木头棒子,或者上海人眼中的“外地人”。那牛肉面八块钱一碗,真真是极好的,当时,西安一碗面往往不超过五块钱。常青想抢着买单被郑宝和制止,因为反革命队伍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刚刚出狱的人,都有权在交际场合免单,如果常青来买了这单,将是对郑宝和与我们其他人的羞辱。他意识到这一层,只好一面点头陪笑一面抱歉:“下次再来,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餐,吃大餐!”眼神惶恐不安,底气并不充分,我觉得他经济条件应该非常之糟糕。

 

于是便问:“你的大餐是什么规格的?”

 

他说:“至少两千块钱以上的吧!”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喝了一瓶啤酒,把脑袋给冲晕了。“这样吧,下次来,你拿每人两千零八块钱请我们,我们下次就还吃这个牛肉面,剩下两千就折现给我们……”

 

话音未落,郑宝和在一旁连称:“好主意!”而常青却似乎仍然没有反应过来,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已经被调侃。

 

如今这种调侃也许不会再出现了,再见之时彼此已非当年。他是一位丈夫和一位父亲,一位未来民选中国的公民。我们用自己的生命购买了一张通往那民选国度的车票,我们还在路上,团结与和谐,对我们而言,胜过一切。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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