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日星期日

杜光:又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利剑



在反宪政的高潮里,有的御用写手把主张在中国推行宪政的观点,斥之为“反对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惊诧之余,不禁想起了那些已经逝去的往事;闭目沉思,恍若又回到反右、文革和“8964”的岁月。在那些专制横行、兽性泛滥的日子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把在阶级斗争的熔炉里淬炼出来的利剑,曾经挥向许多无辜者,所向披靡,杀伤无数。现在,它又被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库里捡了出来,频频“亮剑”,难不成又要来一次镇压民主自由人士的血雨腥风?

 

 

 又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利剑

 

杜光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在反宪政的高潮里,有的御用写手把主张在中国推行宪政的观点,斥之为“反对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惊诧之余,不禁想起了那些已经逝去的往事;闭目沉思,恍若又回到反右、文革和“8964”的岁月。在那些专制横行、兽性泛滥的日子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把在阶级斗争的熔炉里淬炼出来的利剑,曾经挥向许多无辜者,所向披靡,杀伤无数。现在,它又被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库里捡了出来,频频“亮剑”,不知意欲何为?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早溯源于毛泽东1957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那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划分香花和毒草、即区别人民和敌人的六条标准,并且明确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接着不久开展起来的反右运动初期,毛泽东就给右派下了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10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在六条标准中,有四条同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关:第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第四条,“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分裂人民的团结”;第五条,“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在划定极右分子的四条标准中,也有两条有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文:“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可见,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划定右派分子的最重要的罪名。在反右运动后期和“补课”阶段,对右派的批判就集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

 

从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成了毛泽东和执政党制服不同意见的法宝,砍杀无辜的利剑。在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8964”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文革的导火索是江青在19662月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那份纪要开头就引用毛泽东的话:“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时,还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纪要》指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接着,《解放军报》于418日、54日先后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表示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批判的目标还停留在文化领域。如前一篇社论说:“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必将荡涤一切旧时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污浊,开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后一篇社论则提出“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民日报》6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2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才把革命范围扩及其他领域,并开始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4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指斥原北京市委“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一再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在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社论里,还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等。6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文化大革命宣传要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都说成是“十六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们同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这个宣传要点甚至把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和在庐山挨批的彭、黄、张、周等,都列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贯彻文革始终,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制服干部和群众的主要武器。

 

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洪流冲激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失去用武之地,却被邓小平雪藏在“四项基本原则”里。邓小平19793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两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19894月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和民众的民主运动。邓小平在北京市委的蛊惑下,对运动作出极其错误的判断。4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判断,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宣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篇蛮横无理的社论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斗争进一步激化,最后导致血洗长街的悲剧。血案后五天,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诬陷学生运动从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不顾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和口号是反腐败和深化改革的事实,继续撒谎:“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暴乱”,至今没有彻底纠正。

 

综观这几次大镇压的全过程,被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含冤而逝的人物,多数是富于爱国情怀、关切民族命运的先进分子。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无非是希望共产党能成为一个清廉的、民主的现代政党,领导中国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反党”或“打倒共产党”,都是统治者为了滥施镇压而捏造的借口。至于所谓“推翻”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他搞不清楚,谁搞清楚了?迄今为止,许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著作,只是美化我们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把它条理化成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分析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否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经济上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人人有产;政治上高度民主,社会高度文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当家做主的意识和条件;行使管理权力的群体是真正的社会公仆,而不再是社会的主人。放眼当今中国,经济上固然有很大发展,但权贵资产阶级的垄断经济仍然占有半壁江山,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依旧处于无产无权的雇佣地位;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党大于法,党高于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至今尚未落实;民间弥漫着个人迷信、奴隶主义和拜金主义,唯权唯钱唯上,公民意识成为极其稀缺的社会资源。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如此盛行的社会现实,说明我国远没有完成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和8964的青年学生所提出的民主自由,都是为了反对专制主义,推进民主革命。他们所要推翻或颠覆的,不是子虚乌有的社会主义,而是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的专制主义。恰恰相反,实现这些民主自由的要求,正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因为,只有完成民主革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也就是实现宪政)、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才可以说是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也许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所以,实现宪政,是推进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扫请道路,准备条件,把它说成是推翻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岂非是非颠倒,荒唐之极!

 

再看那几次亮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利剑的时候,无不是血雨腥风,成千上万爱国者惨遭镇压。迫害这些民族精英、国之瑰宝,剥夺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权利,曾经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现在又对主张宪政的论者频频亮出这把利剑,难道要再一次地用它来杀伤这些优秀人物吗?殷鉴不远,望当政者深思!

 

20131016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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