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

谢泳:多说民主的好处



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不是陌生的,但又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讲民主的文章很多,但多数讲的较为复杂,让人以为这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民主远没有那么神秘。讲民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我发现,现在讲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过去讲民主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不同,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

要说真正对民主的了解,我以为过去的知识分子要胜过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些喜欢谈论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留学英美的,学的见的就是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在西方学习政治学的人很多。梁实秋就说过,罗隆基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有天然的好感,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可以行得通的。张东荪那时也说过,你到乡下找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他又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有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比如王蒙就经常说民主的坏处。在民主问题上,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这话听起来有些霸道,很不宽容似的,但这是知识分子的起码责任。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见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它的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现在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一说选举,马上就是:“总统做皇帝,议员变猪仔”,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对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四十年代罗隆基就有一个看法,他的那个看法,我以为比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他说:“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2卷22期)

民主的有无,关键是一个诚意,你对它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你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
好东西在哪里都好,那些经常说民主坏处的人可以继续说它的坏处,但要让人信服,还是要先说民主的好处,那样才有说服力。一个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里有资格说民主的坏处呢。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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