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星期日

张思之:待不思量,怎不思量?

             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
   
       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

       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
   
       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唯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博主按]  提起张思之先生,业界公认为“大律师”,却鲜有人知,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文史兼长才情并茂,真正的大手笔。如若不信,请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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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不思量,怎不思量?
   
     ——台湾月旦版《我的辩词与梦想》 后记

  
     张思之
   
     
    
       在整理旧日这些文字的空隙,偶尔也翻翻《袁枚诗选》。我挺喜欢他那首《汉江遇风》中的两句诗:
   
         黄昏渐喜惊涛停,
   
         远远渔歌唱夕阳。
   
       面对退去的惊涛,这位才子的心情满好。我此时虽不能确知暮年是否会因这些昔日文稿再有雨骤风急、涛前弄潮的际遇,但那夕阳残照、渔歌唱晚的情景毕竟令人神往。我常被歌声迷醉。
   
       且让歌声远荡。
   
       我之所以终于也整理起旧日文稿,不是为了故作风雅,或者消磨闲情。我的决心来自一些年轻朋友的厚爱与期待;在我自己,也是想藉此对若干案例、史料留下我的记载,或能印出一个律师艰难前行的轨迹。正是由于有这后一个目的,编后又觉得还应该把保存在记忆中的一些东西一并托出,作为前面某些文字的注脚,于是补后记。
   
       不少人称我是五十年代的老律师,但听来惭愧,我的那段律师生涯,基本上在行政事务中度过,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一件是因为南斯拉夫一个法律代表团要求旁听律师的法庭辩护,受命办了一个抢劫案,算是有了我的“处女作”。可惜当时什么都没留下。那半件则是当年颇有点名气的罗抱一离婚案。那年头,干部中的离婚案子本来就容易闹得沸沸扬扬,加上我的当事人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批重要经济官员、外贸专家,女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令人尊敬的模范教师,国内外有些报刊一渲染,自然引出了轰动效应:万人关注,应属实情。这个案子耗去我两三个月的时光。可是未及得出结果,我就迎来了“五七”惊涛,被骇浪卷去。对于这半个案子,我至今坚持这点看法:当事者是开初相当美满、后来实该分手的幸与不幸的一对!谁之过呢?说得清,又难说清。艺术家朱明瑛与丈夫分手时三步一回首,那种特殊的心态又何必去说清!我那时阅历不深,从中增长了见识。作为律师,懂得世事,是必修课,太要紧了。
   
       总而言之,我对于五十年代律师开创时期的工作无建树可言。律师制度重建,我办的头一件案子是李作鹏反/革/命案。那年承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即“两案”)的背景和经过,伍修权代总长和图门将军分别写有专著,我不可能比他们更清楚,不敢“添足”。只是对于李作鹏一案,我倒有两点可说——
   
       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公允。作为律师,无论案件的难度多大,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划?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作鹏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不过,他的“边鼓论”却时时地在敲击着我。我不能不经常地抚心自问:作为律师,我及格么?我能做到无愧于心么?
   
       我没有办过漂亮案子。我经手的全部案件事后想想,无一没有不足甚至失误。
   
       但是,放宽尺度挑挑,在大兴安岭火案中为庄学义一案发表的那篇辩词,虽然也流露着仓猝的痕迹,毕竟说得过去,因为我与池英花律师把该讲的要点大体上说到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该讲的都说了的缘故,一审结束,大兴安岭地区法院院长举行记者招待会,不加掩饰地对律师工作发难,把我们贬得似乎一文不值。跟着,最高人民法院编发了五期“简报”,指名道姓地对我的辩护工作横加指摘。那些简报是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应属通天之作,但却不下发我们。我除了挨批的份,连申辩的权利也剥夺掉了。
   
       迫不得已,写《大兴安岭火案后的回答》,除揭示真相外,意在说明:法官们无权对律师想怎样收拾就怎样收拾。至于文中那句“审判长公开剥夺我们辩论阶段行使辩护权的极其反常的情况”,确属实情。记得当时就有人深夜造访,传递内情:在我首次庭上发言的当天晚上,有关人员连夜开会,最高法院的一位大员坐镇,认为我的演说大有煽动性,次日得极力限制我发言。我当时半信半疑,日后经事稍多,方知从北到南,以此为办法、为经验限制律师的活动,使之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还有。情难自禁,记起了在某个法庭上听过的两句对话:
   
       律师:“我们虽在为被告辩护,但同检、法是一家。”
   
       公诉人(声色俱厉):“我们同你们从来就不是一家!”
   
       咦!我那时听了几乎失去职业神圣感,只有:“惭愧,实在惭愧”的份了!我绝不忍心批判我的同行是“自作多情”。
   
       然而作为律师,最感愧疚的,是我在王/军/涛案中的工作,包括那篇辩词。
   
       王/军/涛在大学界、知识界颇有名气,我是接案后知道的,当初未闻其名;同他的朋友陈子明倒还有过交往。
   
       我同意承办王案,中经月余,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被告人的亲属来约我,起初并未应允。我对她说得有点含混:“由我来办,没准对王军/涛更不利,不如找别的人。”但有一点则是实际情况:我告诉她马上要南下办案,因为不是去一个地方,怕得个把月,万一回不来出庭,岂不误事。我答应给她介绍两位律师;她则说:如果南下回来还开不了庭,仍希望你办。
   
       事有凑巧:我介绍的人都因故婉拒;我回到北京,案子还在检察院。面对着如此重大的案件,即使想推也说不出口,硬着头皮接了。待到案结以后,才听说司法部的一位主管副部长电告全国律师协会的两位负责人,要他们给我打个招呼:不要受理王案。这中间的内情,我至今一无所知。某公对我谈起时,仅止于说了句:“他为什么不直接对你说?真是!”
   
       对于“六/四”案件,市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实行集中办案,用的大体上是当年办理林、江“两案”的办法。我不是班子中的人,一个“散兵游勇”,因而不知道方针,不了解有无新的政策,当然更不知道案情。
   
       不久,得到“阅卷”通知。我被引到一个机密处所,入室但见案头赫然摆着几摞卷宗,二十一册,共两千九百多页!法官告诉我:“按照上面的要求,给你们律师三天看卷时间。”我对他说:“三天不可能看完!”他说得挺客气,我答得也实事求是。后来经法官请示,延长了两天。为了负责,我坚持说:五天的时间也不够。这也是真的。我办案有个习惯:别人看过或者摘过的卷,自己不再翻翻总不那么踏实。同我一道看卷的洛阳孙雅臣律师,相当勤奋,他想让我省点力,可我还是辜负了这番美意。五天下来,真的未看完全卷!
   
       在司法局、律师协会召集的案情研讨会上,我表明了立场与态度:不看完卷就出庭,有失职之嫌,如果大家认为这样出庭不好,我可以向委托人具体讲明。至于案情,我在会上只是讲了对于起诉书的看法,尽管很不成熟更不完整,也还是把它的漏洞点到了。会议决定:在事实、证据上作文章,但不能涉及定性。
   
       可是,怎样去解这个大难题呢?
   
       夕阳即将闪到万寿山后的时刻,我从东郊赶到西苑饭店与雅臣会合。尔后共同找了几位至关紧要的证人,询问了情况。临近午夜,我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开始思考次日在法庭上如何活动……
   
       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猝,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我听到过人们表示的理解。我一向尊敬的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法学家还称赞过那篇东西。但是,这都没能减轻我内心承受的重压。我不可能不去想:面对着我的年轻的当事人,面对着那将近三千页的卷宗,面对着在当代历史上以卷起百万群众为标志必将浓写一笔的那阵风涛大波,我在人民的法庭上,连畅所应言都不能做到,还侈谈什么“护法使者”!
   
       闭庭之后,我哭了。为自己,为我钟情的神圣的职业,为我一向热爱的伟大祖国!
   
       泪水并非源于自责或心怯。我乐于在浪尖上击水,办个案子似乎不可能带来政治灾难,万一风险骤起,请人辩辩也是熟路,我没留后手。我哭自己,主要是源于我不得不、不能不在法庭上去维护一个我也说不明白的“大局”,却无能来维护人民的法律不被曲枉。无可奈何,如此而已。没过几天,收到王军/涛写给我和孙律师的一封信——
   
       张先生、孙先生:
   
       本来我不该在法庭上为“运动”中不该我负责的事情和观点辩护,因为,如你们所知,我并不认同这个运动的方式;其实,对它的驳杂的内容,我也很难苟同。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的时候多么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相信,他们不少人是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战斗,献出了生命。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不能再强调分歧,而应更多地崇敬他们的动机。那些活着的他们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他们于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的。为不使我的同胞含怨九泉,我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的合理的但当时出于政治利害考虑我不赞成的观点辩护。我知道,这样做会加重对我的处罚,唯其如此,才能让死者安息。因为,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的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审判长的一封信中,我写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绝不是脑满肠肥的政治家的空话,而是同胞间血肉相关、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爱以及生者对死者的真诚的怀念——不计利害、功过、恩怨和卑尊的怀念。请二位先生谅解我,因为这肯定给你们的辩护造成不利。
   
       这两天,我很激动,想了许多问题,我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我对晓天讲过,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这个国家,稍有波动,在社会的底层,上流社会看不到的地方,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我脚下这片土地,早就超负荷了。当我们追求自己的正义时,一定要考虑老百姓。虽然我只三十二岁,但早已超脱个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决结果,对我来说,是一种良心的解脱和安慰,我又一次问心无愧。当然,想到死者,我还是惭愧的。
   
       在那样的场合,为我并不该负责的观点辩护,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共和国的基本原则需要坚定的维护。我不赞成在一个危机关头以公民权利为理由把祖国引入风险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负责地行使权利;但是,我绝不容许、也不能同意就一般原则而言在共和国重设恶攻罪,否认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当公诉人以反对领袖为名定我反革命罪时,我愤怒了,不能限于“我不反对领袖”来为自己辩护,而是为“反对领袖的合法权利”进行辩护(当然,反对的理由和方式,不能违法)。
   
       二位先生,当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这些可以通过决策或立法在几天内解决。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尽管我对人情世故有所估价,但还是为大量证言的内容吃惊。我仍坚守承诺,当某些言行是带来惩罚的原因时,我愿承担;一俟它们成为荣誉或利益时,我将还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应有者!感谢你们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不可能在目前的形势下启齿的——当我知道这些事实会给他人带来什么。我不太看重人物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一种高贵、纯正的心灵。在中国,即使知识分子,都太缺少这些了。当政治形势有压力时,整整一个职业阶层都能不顾或麻木职业良心,这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法律,这是最神圣、庄严的职业,大概仅次于宗教了。
   
       也许,我不该抱怨别人,但这不是个人恩怨或利害问题,据我所知,在一场像八九年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然只有那样少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考虑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歧视这类辩护,这就更叫我汗颜惭愧了——为我的同胞惭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仅在这一点,我们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辈。我并不很重视政见分歧;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经常变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主宰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要更有出息!也因此,我似乎很敬重父辈——说来荒唐,今天,我面对的正是他们的处置,可我必须说,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比我们更富于虔敬的献身精神。当然,他们少些宽容和善意。
   
       服刑,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人生转折。过去,我没有敌人(小时候打架不算数);将来,也不愿有,包括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内,我都愿视为朋友——当然,他们是老百姓,而不能算严格的执法者;除非他们真认为我有罪;那样,今天的结果我更容易接受。因为,起码我在与一批诚实的人打交道。
   
       写下上述话,是希望你们理解我。其实,老邓也罢,李鹏也罢,至今,我不做结论,我捍卫的是原则,坚持的是良心;并不是反对哪个人,如果真有凄惶之感,那是对一代人的精神的担心。
   
       很感谢你们为我做的出色的辩护,因为我的冲动,也许影响了效果,抱歉。晓天讲,她希望,我的案件上诉事宜,继续委托你们,我很愿意,我信任你们,请你们代我全权决定是否上诉和如何上诉。我今天身体不好,头晕,跟不上进度,浪费了一些机会,特别是最后陈述时,我已耳鸣。其实,证言使我想起不少对我有利的情节,对别人也无害,但都没记住。我一直硬挺着,因为我面对镜头,不能留下不好的形象——不仅是个人,还有历史。
   
       还有一个过分的要求,请帮我安慰一下晓天,让她平静,不要惹事儿,更不要犯法,尤其不要对具体人员有不礼貌的言行。我不需要她在外面帮我做许多事儿,她要自重,我一直平静地以良心行事,超脱在个人恩怨之上;她应与我保持一致。二位先生,我无人可通信相托,只好向你们提过分要求了,实在对不起。
   
       再次感谢你们!祝
   
       新春佳节愉快!
    
     王军/涛 1991年12月12日
   
       另:我的材料,请妥善保管。拜托了。
   
       我反复读了这不过两千五百字的血泪文字,大受震动;相比之下,那七千字辩词的微弱、贫乏就更加明显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份辩词,自它在香港“镜报”月刊发表后,我还是没逃脱多种“莫须有”式的责难。对于这些,我以接受上诉审的辩护作为回答。我们律师也只剩下这么一丁点能耐,舍此谁有好办法!反正我没有。
   
       我在上诉审中间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因有案在赣,过了春节就匆匆上路了。在此之前,还按照法庭的要求于大年初五驰赴秦城,征询王军涛关于上诉的意见,并希望他马上呈交上诉状,以便及早进入二审程序。可我返京之后,仍不免受到指摘,说不该在这当口离开北京,案不能按时审结,不好交待。一位负责的法官还对我提了不少不合理的非分要求,要我“配合”;他甚至用着一种十分耳熟的语言:“配合不配合,要看行动!”这可真有点让我莫名其妙。“配合”,难道不是双方的而仅仅是单方的事么?更为难解的是:法官要看的“行动”,又是全然按他的意思所产生的活动,这就把配合化成“指令”,不遵办便是错误,那这算什么配合呢?
   
       在这个过程中,对王案的二审辩护问题的宣传在域外一时又呈风起云涌之势。有份“新闻自由导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王军/涛的辩护律师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为王的二审辩护。”这里辑入我写的二审辩词,证明着这类揣测的无稽。
   
       至于留给我写上诉审书面辩词的时间,短促依旧,法庭早已决定不会开庭审理了。我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对一位负责的法官说:“即使要把律师当成花瓶,你也得让我们插朵玫瑰才好看、才说得过去罢。现在给插上狗尾草,我不干!”
   
       你不干管什么用?
   
       然而有一点未出所料,我又换来了最高法院的“简报”批评。我那时对于这种批判方式已经不太关心,所以除听说内容涉及我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王军涛提问十三次之外,其他的或未在意,或者并不知道。我在那篇《问须工巧,答宜避拙》的散论中,写有这样一段:“法律没有规定律师(当庭)只能发问几回的限制。这里需要坚定和毅力。一切……取决于案情而非个人的意念。”这三点意思就正是那回办案经验的某一侧面的反映。现在律师的职业权利已经少得不能再少,没点“坚定”劲儿,怕很难充分地履行职责。这段“公案”算是就这样“暂时地”了结了。
   
       说“暂时”,是因为关于上诉审的情形,这里还有未说的话,放在这里篇幅过长,只能“暂时”打住。
   
       王案办结,曾一再发狠:再也不办案了。尽管在发狠的当时也没敢忘记我曾经发过的豪言壮语:“政治民主不能发扬,经济秩序不能得到合理的确立,律师的黄金时代就还在远方向我们招手。为了这一天的日近,我们应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表告别辞,都不说‘再见’!”
   
       我在矛盾中忍受着煎熬。
   
       恰在我难以自拔之时,一位我一向尊敬的法学教授来访,邀我为鲍/彤案的辩护人。他讲得很恳切:明知可能会有风险,会有不测,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但还是得请你再办这一次。他告诉我:鲍的家属与杨敦先教授已有接触,杨很乐意同你合作。
   
       紧跟着,有位忘年之交一面诉说着盼我能安度晚年的美好想法,一面也是表示了“请出山”的诚挚愿望。
   
       我与鲍/彤互知而不相识,但我应下来了,并不拖泥带水。我觉得由我来做这件事比别的人也许更合适,除了含有一点自信之外,还夹杂着一些豪情:如果有人应为此而入地狱,那么,我先下罢,这样可以让其他战友继续留在地狱门口徘徊,并留给乔木同志去赞美他们(注)。
   
       初见鲍夫人,是在王朝饭店大厅,人语嘈杂,常飘琴声,录音稍难。她们想得挺周到。其实无非讲讲案子,告知怎样办理委托律师的手续,无须避讳。但她们处在漩涡中心,谨小慎微,人之常情。
   
       鲍/彤于198/9年5月28日被请进中南海同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谈话,除问了他对眼前形势的看法,要他注意安全之外,连半句批评的话也没有。常委的同志很热情地把他送到门口,他却被人“请上了”专车直奔秦/城。途中识路标方知去处。他只是向秦/城的人要几本书,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的工作、处境、性格、人品……决定着他只会有这种选择。他要的书是:《党章》,《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可是他后来在法庭上曾要求法官“不唯书”。两个鲍彤,在这点上可能都没错;他一定会在“唯”字上做文章。但这更可见出书生气!
   
       从要求看五本书到要求“不唯书”。其间已有三年挂零,可全部案卷只有薄薄四册。原先见诸文件的那些吓人的罪过,包括“泄露戒严机密”等等,统统没有了,当然也未见之于“起诉书”。
   
       这里应插入一笔:1993年3月新疆出版的一份名为“内部消息”的杂志,发了一篇“审判鲍/彤”的文章,作者竟然敢于坚持鲍/彤犯有“泄露戒严机密”等等已被检察机关否定了的罪过,还说有证人陈一谘的证言“佐证”。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事实,任意玩弄历史呢?看来为了对事实和历史负责,说明真相,确有必要多说几句。
   
       对于“起诉书”,鲍本人在法庭上曾有过这样两句评价:“它的意义不在于指控我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指控我做了什么。”
   
       至于“干了什么”,他说:起诉书的指控不合乎事实;“我无罪”。
   
       攻者称有,辩者说无,其中对错只能凭证据来作判断了。
   
       案中的一份最最重要的证据,是中共中央秘书局1991年12月27日签发的“证明”。这是该局应公安部、安全部的要求,就“鲍/彤198/9年5月17日讲话”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而作出的“鉴定”性材料,应属具有权威性证明力的证据,核心内容一句话:“198/9年5月17日晚赵紫/阳同志写辞职信一事,在当时应属绝密级国家秘密。”这个证明客观地说明了事件及其性质,从侧面证明了该项“国家秘密”同鲍的讲话没有关系。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扎实些,我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侦查机关送请鉴定的原始材料,但卷中未见。问审判长,说“也没见到”。请求查询检察院,他在临开庭之前答复我:他们也说不知道。
   
       我在看卷之后力排众议接连走访了四个证人,除了直接听到鲍/彤“五·十七”讲话的三人外,还有在“五·十七”提出辞职书的赵紫/阳同志。那三个人对于“五·十七”讲话的内容,记忆清晰,说法一致。他们的证言,使我对秘书局“证明”在遣词上的严谨、周密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知何以还是有人作了并不准确的解释。紫阳同志在谈话中对鲍的处境倍加关切,联系鲍在狱中向我流露出的对紫/阳同志的深情,我深深地体察到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是何其珍贵!
   
       开庭那天,法庭所在的玉泉路上,军警林立,于肃穆之中透出一派威武。鲍夫人携女公子伫立于法院对面的林荫道上。我挥手示意,以代“前来出庭”的言词;她们频频致意,举手之间,含殷殷期待。我什么也不想,心里只存一个念头:且看庭上情势如何发展再作道理。
   
       审判是不公开的。只有一位医师、一位电工、两位录影师作为特勤人员留在法庭。首长们都在会议厅看闭路电视,不在庭内。
   
       庭审调查,我重点讲了前面说的那份秘书局证明的权威性,并请求法庭遵守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的规定,征询被告人的意见;审判长严格按照拟就的审讯提纲办事,无意于考虑我的意见。
   
       辩论并不如想像中的激烈。鲍/彤全面、具体地说明了观点,颇有点慷慨陈词的味道。敦先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作了首轮发言。我只是针对公诉人的演说,围绕证据问题讲了四条意见。即席发言没有文稿,但闭庭后凭追忆整理成的“辩词”却绝不失真,从中略能看出我对鲍案的法律见解。
   
       鲍的“最后陈述”,与他本人在庭外表述问题的方式相似:明快、清晰,干净利落。他以陈情的语调讲了五条,要点是:
   
       “感谢三年多来审理我的专案的全体同志,这份起诉书,是许多人的心血的结晶。它帮助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未指控我八九年‘五·十七’以前犯了什么罪,意味着××(他点了名,但于此只可隐去)对我的指控已经排除。”
   
       “起诉书也未指控我泄露了戒严机密,未指控我搞了阴谋策划。因此,这份起诉书的意义不在于指控我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指控我做了什么。”
   
       “但是,我不能同意起诉书的结论。它罗列的几条都不合乎事实。我无罪!”
   
       “本案只涉及三个小时,即‘五·十七’的会,不过两小时,‘五·二十’与陈一谘的谈话,不过一小时。我只求法庭把事情弄清。我以为,做到这一点,只要不唯上、不唯书,唯客观就行。”
   
       我不知道“当局者迷”是不是一条规律,鲍的这段陈述也残留着一点“迷”的痕迹。依我之见,对于他的案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书”,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么办得到呢?哪位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宣判时,鲍本人未动声色,听完判词微微一笑。他的夫人在泪眼相送鲍离开法庭之后,泣不成声地对我说——
   
       “也太过分了!……”
   
       “上诉罢。”———我似含安慰地回答她。
   
       “还请你办。”
   
       我明知很吃力,还是点头应了。
   
       无须琢磨,上诉审肯定是“书面审理”。我拟好书面辩词,与鲍又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的同意。
   
       但维持一审判决自在意料之中;但二审依然全面肯定已被在辩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否定了的控诉证据,甚至连行文都无二致,却更为深沉地使人感到,在这类案件中,律师辩护制度显得多么无济、无力!
   
       但法律又赋予律师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重责!
   
       为了履行职责,于是只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提出申诉。经鲍和他的家属同意,我和广东王世伯律师草拟了“申诉状”,重点陈述三个问题:
   
       (1)鲍案存在着的异乎寻常的特殊性,并说明“用政治代替司法是违宪行为”;
   
       (2)审判机关在程序上的违法事实,举出三例说明;
   
       (3)针对判决,就五个实质性问题提出更为充分的申辩。
   
       申诉以此为结——
   
       以上,是申诉人针对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错误处置提出的申辩;围绕本案而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将按照党章的规定,另向中央作出报告。我愿一如既往,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改革与开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应有的努力。至于个人的此番蒙冤受辱,既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无情的政治现实,自信能以理解。我绝不怀疑,是非曲直终将澄清,公正解决之日终能到来!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审判必然也是公正的!(我从未怀疑,公正的历史会还无辜者以清白。我也从不怀疑,一切有罪于人民的人,尽管他可以权倾一时,却终将受到历史的公正裁判,任谁也休想逃脱。——作者注)
   
       状成,鲍虑及中共十四大即将召开,重大政治问题有待明朗,担心形成“干扰”,表示愿择机发出。申诉于是拖延了。至此,鲍案在司法程序上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是的,恐怕也仅仅是告一段落罢。不过由此加深了我的一个判断:无论什么案子,经律师一办就不存在偏差失误,就不再有冤假错案,天下绝无这等事!
   
       以上关于鲍案的文字,写于1993年夏。待到1996年5月27日,他本当牢狱灾满走出秦/城了,前此也曾与鲍夫人约定,届时将陪同接其来归,然而落空了。我怎么竟忘了常挂嘴边的那句戏言:“不正常就是正常!”实不该按照正常的规则去衡量这类事务,一时还大为惊诧!第二天得知他在秦城于5月27日凌晨获“释”,但又马上被“放”进京郊西山一个凡人莫知难至的小屋,借口是“六·四”将至,宜在该处“休息”八、九天,不期由是软禁。一再要求会见律师,不准。于是在6月19日给我正式发来“委托书”,全文不到四十字,如下:
   
       委托书
   
       谨委托张思之律师为我的代理人,办理我出狱后如何得以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
   
       鲍/彤 1996年6月19日
   
       到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定的委托手续,律师们无不愕然:“怎么有这种法律事务?”
   
       面对这样一件古今仅见的“法律事务”,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于何处、找何人着手工作?
   
       情出无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请予指示。得到的答复倒也明确:“已转报委员长”,但再无下文。7月24日,又收到他从西山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详述他获“释”遭“禁”的情况,使我在处理有关法律事务时有所依据。全文附后——
   
       张思之律师:
   
       我已通过我妻蒋宗曹,请求您作为我的代理人,办理我在出狱后的今天如何得以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我本应向您详尽地提供事实,苦于无法见面,谨将蒋宗曹和我六月间给领导人的两封呼吁信副本奉上,供参考;更书面简述如下。
   
       一、事由。1996年5月27日,我服刑期满。当天子夜一时许,被从秦/城监狱,载到西山脚下,一处叫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管理处家属院”的所在。我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在这个院子的围墙以内,至今不得回家。
   
       二、经过。当天零时,我被提出囚室。秦/城监狱监管处长唐国青和北京市公安局张远向我宣布:“你释放了,先到西山去休息休息。”为什么?“六/四快到了,外国记者采访,你回家不方便。”我说,我不见记者,也不愿到西山,我要回家。他们说:不行。我说,与其到西山,不如在秦城多坐几天牢。他们又说,不行。怎么办呢?“领导安排好了,你先到西山去,住几天,几天后再回家。”几天是多长?“八九天吧,反正不会超过十天。”我坚持要回家,他们坚持要我先到西山,僵持一小时许。最后,张、唐二人都说:“你这样僵在这里,叫我们没法向领导交代。”我本来在生气,这时,努力克制自己,说:“我可以上车,但不是自愿,而是为了不使你们年轻人作难。”到了西山,一下车,我再次声明:“我到西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你们两位,谁否认这一点?”唐、张都没有否认。当时,有人把全过程录了像,有案可查。
   
       我想指出三点:(1)上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我执行这一措施(后来证明,这实质上是强制措施)时,没有向我出示任何法律文书。(2)没有告诉我这一强制措施(拘留?监视居住?……)的名称以及适用的法律条款。(3)也没有告诉我,这是哪个机关依照什么法律程序作出的决定。
   
       三、我在西山的处境。现在,我的人身自由所受的限制,与坐牢时比,有两点是相同的。(1)在秦/城,我可以在囚室内自由地睡觉吃饭散步;同样,在西山,我也可以在围墙内自由地散步吃饭睡觉。(2)在秦/城,没有监管人员批准、安排和率领,我不得出囚室;在西山,没有公安人员的批准、安排和率领,我也不得出院墙。但在秦城坐牢和在西山休息,也有三点不同。(1)狱中坐牢可见律师,西山休息则不能见律师。5月27日我问北京市公安局杨杰,可否见律师,未获答复。6月4日,我再次问,我有没有权请律师?杨答:“律师可以请,但现在以不见面为好。”第三次,7月3日,我通过西山管理处转告公安机关(这是指定的联系渠道):“拟由蒋宗曹陪律师到西山见我,请安排。”经过层层请示,向我下达了一个电话答复记录,全文如下:“我们有规定,不要见外人,现在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解决您的事情,市局杨同志今天也跟你谈了,希望你能理解。”(2)我坐牢时,如生急病,当天能看到大夫;在西山休息,如得急病,则取决于公安机关,批准才能看病,不批只好拖着。6月27日,我腹痛,每十分钟一次;腹泻,当天六次;发烧,腋下摄氏三十八度。我也通过上述渠道报告,要求到隔壁三一六医院看病。答复是:“可以由妻子代你看病”的指示。拖到第五天,7月1日中午,才由公安人员率领,到三一六医院看急诊,当时化验,大便中还有两个加号的潜血。(3)我在秦/城坐牢,有期限,七年;在西山,只能休息,不能回家,无期可言。当初说的是六/四;现在七四早过,转眼快到八四。本来张远把“几天”解释为“不超过十天”;十六天后,6月11日,市公安局人员告诉我,张远乱说,挨了批了。但我至今不知,对“几天”应如何解释,才不是乱说。我见到的公安人员,似乎没有一人知道,我何时得以回家。服刑有期,“释放”后反而遥遥无归家之期,成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岂不古怪?
   
       四、禁止我回家的法律根据何在?先后有两种说法。头半个月,强调的是,因我被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可以限制我人身自由。半个月后,这种说法继续起作用,但在谈话中越来越淡化,强调的是,因我不搬家,所以不让我回家。
   
       5月27日,我对张、唐说,不让我回家是不符合法律的。张远答:“你虽释放,仍有两年剥权,叫做监外罪犯,我们把你送到西山是师出有名的。”我认为,这才真正是乱说,一句话就把刑法第50条改掉了,限制了所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人身自由。当天下午,监管小组向我宣读一个手抄文件,叫剥权人员必须遵守的八条规定。其中有一句,不得走出院子。我请求解释,如何执行?答复是,“这不是个院子吗?门口有军队站岗,你别出去,就是了。”这个手抄八条,平白给刑法第50条添加了新的款目,而且形之于文字。我要求抄下来,监管小组说,“不用你抄,我们去复印,马上给你。”但此后我多次索取,都不给我。十五天后,监管小组又来了,递给我一份在计算机上打印的八条,全文如下:
   
       公安机关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不得组织或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结社活动;
   
       (四)不得接受采访、发表演说;
   
       (五)不得在境外发表、出版、发行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其他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书籍、音像制品等;
   
       (六)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七)不得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
   
       (八)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我问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刘诚,为什么上次向我宣读的手抄八条和这次发给我的打印八条内容不同?刘答:手抄的措辞不大准确,打印的准确。的确,原来向我宣读的手抄八条,把什么不得走出院子,不得见外国人,会客必须事先请示等等,都列为“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太显眼了,律师一看就穿,会惹出笑话来。新的打印八条,把这些删掉了,是一大进步。我很高兴,打印八条没有规定我不得走出院子,我应该可以回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公安人员仍在“根据”这个打印八条,继续剥夺我的回家权、出门权、上医院权、见律师权等等。问题出在那个第八条:“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这是一个万宝囊,一切与政治权利无关的规定,都可以从这一条里点化演变而出。这一点,我直到6月21日才明白。那天下午,市公安局来人,率领我去探望我八十一岁的舅母。这时,监管小组的人也来了,我就向他索取第八条中提到的“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请他给我书面文件,以便遵守。他说:“没有书面文件。”我问,“那怎么遵守。”答复是:“反正你照我们说的话去做,就是了。比方说,今天你出去看亲戚,就要照我刚才说的两条做:第一,不能在外边过夜,第二,回来马上报告。”原来,凡是公安人员说一句话,都是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虽然尚未成文,根本没有书面文件,也不能发给你,你却必须遵守。只要公安人员嘴上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做,今天说不准回家,明天说不准看病,你都必须遵守,这就叫做“剥夺政治权利”。我问,这个打印八条,为什么没有发文机关、发文日期、发文号码?答复是:“这是公安部的文件,去年发的。”我纳闷,如去年已有这个文件,为什么今年5月27日还在向我宣读那个措辞不准确的手抄八条。我也纳闷,如公安部去年已把这个打印八条发到全国,那么,全国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去年以来,岂不都同我现在一样,都住在某个大院里,都不得回家,探望亲戚都得由公安人员率领,并不得过夜了吗?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即使这打印八条真的是公安部的文件,我也敢武断地说,文件的解释权不属于监管小组,打印八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成为剥夺和限制我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可是,又冒出了第二个说法,搬家问题。
   
       五、“不搬家就不让你回家”,或者措辞委婉一点,“搬了家就让你回家”,含义并无不同。6月4日晚十时,市公安局派人来西山。我说,“今天是第九天,明天我该回家了。”市公安局的人说:“现在还没有考虑。不过你搬了家,就可以回家了。”这是第一次对我提到搬家。6月8日下午,国管局一位处长赵青山,来到西山,当着北京市公安局几位工作人员,向我宣布,大意是:“我向你传达中央办公厅决定:你不是部长了,不能住部长待遇的房子,下星期必须搬家,搬出木樨地国管局二十四楼,搬到石景山国管局的永乐小区,你搬了家,就让你回家。”从此以后,公安人员一见我就谈搬家,似乎我所以从5月27日起被非法剥夺和限制了人身自由,应该归咎于我在6月8日后没有搬家,责任在我自己。
   
       我和我全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在我被非法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条件下,拒绝讨论作为这一非法行为藉口的搬家问题。房东当然可以要求房客搬家,但是,无权禁止房客回家,无权禁止房客见律师,无权不让房客看病,也无权指定房客必须搬到哪一间屋去住。房东如果是老百姓,这样对待房客,是非法的。房东如是政府机关的某一单位,更不应同公安机关联手,做出这种事情来。据我所知,在我国,即使是根据宪法第10条,为了社会公益,实行强制性征地搬迁,也不得用剥夺或限制房客人身自由相胁迫;若属一般房地产使用权问题,更不待言。“你不搬,我就不准你回家,不准你进医院,不准你见律师……”是法盲行径,不是政府行为。政府单位倘可如此对待房客,房产主群起效尤,宪法第37条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还有什么保障可言?打印八条中有一句话,不得有损国家荣誉,很对。为了维护国家荣誉,必须维护国家宪法的荣誉。我不敢把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拱手谦让。
   
       六、我的要求。很简单,两个字,回家。回家和家人团聚,回家过受法律保障的生活。律师先生,我深望通过您对有关法律事务的处理,使我得以拥有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我相信法律。我向法律求援。
   
       我愿意采取一切合乎法律的手段。当然,如有可能解决问题,我赞成用尽量温和和克制的方法。为了说明情况,我提到了一些单位和人员,我理解他们不得不然的原委,我也宁愿把这一切赶快忘掉。我希望从法律的立场,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信中谈到一些情况,我对它们的真实性负责。信中也有一些说明,囿于见识,必有偏颇失当之处,请赐教,我可以修正。需要我补充什么,请告。
   
       专此,即颂
   
     时安!
   
     鲍/彤,1996年7月23日
   
       读到结尾处的“我相信法律,我向法律求援。”深感这绝不是单单对于律师如何处理这起“法律事务”的个人“要求”;它分明是一个公民应当“拥有宪法赋予的人身自由”的严正声明。于是只好再次上书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
   
       上月,就鲍/彤以处理“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委托律师代为办理,曾请示应如何进行。月末,鲍托子女交来一封长信,详述出狱后即被送到“西山”某处,自由被限制,至今不准回家的种种情况,其中涉及公安人员执法中的一些问题。他明确提出了“回家”要求,希望与家人团聚,“回家过受法律保障的生活”。而对律师的要求则是:“我深望通过您对有关法律事务的处理,使我得以拥有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我相信法律。我向法律求援。”
   
       尊敬的委员长,我绝不怀疑,我们公安人员限制鲍氏人身自由的做法并不合法,鲍的上书要求正当有据。可是,我又确知,律师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其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法律在这类问题面前又显得那么苍白,但我在依法受托之后又不能不进行“处理”。我困惑的是:应从哪里着手来处理这件特殊的法律事务呢?百思难解,仍然只能依靠最高权力机关的指点。谨再次郑重恳请明示,以利遵行。
   
       附上鲍/彤7月23日致律师信共六页。
   
     北京律师 张思之 1996.8.12
    
       报告发出,而“明示”之请,宛如石沉大海。鲍的亲属通过各种渠道,与有关机关几番交涉,经几度曲折,对方终不能说出不准回家的依据,乃把软禁西山的焦点聚之于“搬家”问题:搬了家,就放人。可是,不“回”,怎么“搬”?那难言之隐,于此岂不昭然若揭?在“搬家”问题上,房产管理部门煞有介事,紧密配合。在遭拒之后,于1997年1月20日发出一纸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知”,要为:“在今年2月7日(按即农历大年初一)前务必无条件迁出,否则……(按:原文如此)。”这个“删节号”连“色厉”都没够上。鲍家极其镇定。僵持到4月,有关方面请出鲍夫人所属的单位出面作为中证人,郑重承诺:搬家的同日,“鲍/彤回家”,绝不食言。4月26日,鲍家迁出旧居,鲍本人被送到石景山鲁谷村住宅区的新舍。经历八年,始得回家团聚。我那受托的“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不知是否已告一段落?至于全案经历的2800个日日夜夜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一时也实在难以说清,且请后人细细评说去罢!
   
       那年鲍案审结之后,我的不平之气尚未压下,山东高级法院通知我去看李显斌驾机叛逃案的材料。给的时间同样十分紧迫,加上还得考虑鲍案的上诉,求人购得机票匆匆忙忙于7月24日飞到济南,在法院坐定后看不到半小时,传来指示:“李案有了新情况,还得研究,卷,不能看了。”问何时能看,告以“过了8月10日再说”。我要求在“你们研究时我们看卷”,审判员请示院长,答复说:“研究时得用卷。”看来只能“打道回京”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情况”,使我难以准确判断问题出于济南或是来自北京。我们临来山东,北京高级法院的办案人员坚持让我办完鲍案的上诉审再走。他们说:“鲍案是上头交办的,时间不由我们定;因此律师得按要求的限期交出辩护词。”可是,上头交办的案子不是也得按程序走么?十天上诉期总不好改罢。更何况在律师看来,大案小案都是“案”,鲍案、李案都是“案”,我们都须郑重对待。于是上路了。
   
       不料碰上了这么大的麻烦!除了认头之外你又如之奈何!我经受了济南近四十度高温的蒸烤,有气无力地返回了京城。
   
       我再发济南是8月18日。19日一早赶到法院,一位年轻的同志说:全体合议庭成员,都到青岛去了,一个也没剩,听说21日在青岛宣判。卷,留下了,说给你们看。
   
       鉴于事态极其严峻,我坚持约见了一位副院长。据告:李案的事,看来早就定了。宣判日子怕不好改。他要求我明日(20日)去青岛,他说:“辩护词你们写还不快?希望配合;希望谅解。”
   
       我郑重表明了意见:“配合,是互相的,不能只要求律师服从审判员的一切决定。”我反复地陈明了这个观点:在不违反原则、不违反法定程序的原则下,律师不配合审判工作是错误的;但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很难配合,我们办案也得讲原则。我对这位院长说:“不听、不看辩词就宣判,不希望山东省高院创此先例。”我告诉他,我可以明早去青岛,但赶到已是下午,还得会见被告人谈案情,合议庭如坚持21日开庭,那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办我们的案子了。
   
       20日早,我由两位当地的朋友帮助,请求列车长准予补票上车,午后赶到青岛。马不停蹄地到看守所见了李显斌,案未谈完已到收监时间。次日早上赶去,李显斌已被提走宣判。但我并未得到通知书,宣判地点更不清楚,家属请求旁听宣判的申请当然也就告吹。
   
       我只好按法律的规定办我的案子。
   
       判决与一审的无异。其实,一看判决书,上面分明写着印出日期:8月19日。此即法官们离开济南兵发青岛准备宣判的那一天。这无疑预示着,早于19日至少一周,一切程序都已完成,判决主文也拟定了。可我19日下午还在济南就程序问题坚持什么法律规定,人们不是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在冒“呆”气吗?但是既为律师,不是正应如此这般地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么!
   
       宣判后,李的情绪波动。他告诉我,法官对他说:早就通知律师来,他不来,不配合,很不负责任,所以没人给你辩护。先不论这些话的失真,那位副院长对我宣称的“内外有别”与这番话的内容倒真是大有区别的。
   
       我不想争论,只是对李说:事已至此,应依照法律规定申诉。他自然同意。
   
       “申诉状”指出:“高院的审理裁决,除不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外,有的不尽如实,有的有悖于政策,有的不合乎情理,敢以获罪之心,坦诚陈情,期能赦免。”最后恳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即使“不赦前罪”,也希望免其刑罚,“从宽特赦”。
   
       申诉没有下文。至今连二审判决书都没有收到,我多次要求山东省高院遵照两高、两部的指令交我入卷归档,居然来了个“相应不理”,在审判史上又开创了一个“先例”!
   
       我曾以“屡败屡战”概括我的律师生涯,而这回,则是“未战已败”了。我从来反对以胜败论律师工作。但是如无可靠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使我们履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这项法定职责,“败下阵来”又何怪之有?记得五十年代我们律师有个所谓专搞“有利被告论”的罪状,其实,那也是“辞”中之罪。现在倒真应做篇“论有利于被告”的文章,因为从中恰恰可以看出律师工作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战到1994年,“败绩”又扩大了。我在高瑜“非法提供秘密”罪案中感受到了前此未曾经历的困惑。
   
       高瑜是位颇有点名气的资深女记者,曾在“经济学周报”与王军/涛共事。“六·四”的前夜被拘押、审查经年,因无罪证而被释放。此番被指控为犯有“非法提供秘密罪”。我与河北牛炳宜律师在一审法庭上为之作了无罪的辩护。一审审理终结,审判长宣布休庭,定期宣判。在评议过程中,法庭认为“本案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先后两次“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查证”。这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是罕见的举措。稍微有点法律知识的人都不难想到,漫说对于高瑜这样“要犯”的大案,就是一般性的案件,因需进一步查证而退回补充侦查,一定是涉及定性与量刑的重大问题,如不查明,将不能下判。可是两次都被该检察分院以“经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为由,硬顶回来了。第二次的行文不再提请“依法审理”,干脆改为请“依法审判”了。这一字的改动,是很有学问的。于是,管它是不是尚需进一步查证,下“判”了。那判词写的居然是:“检察分院指控高瑜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真的是千思而不得其解了。我与北京傅可心律师在二审辩词中之所以讲得分量较重,正是困惑难解的一种反映。
   
       关于高案案情,辩词中有充分的转述和客观的说明,无须再说。二审将高的罪名改为“泄密”,似乎也无庸分辩。只是二审对于辩护意见的批驳,却实在不能令人信服。那个裁定说:“辩护人张思之、傅可心的‘高瑜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理由不充分,亦不予采纳。”按所谓“理由不充分”,意即理由确实存在,只是尚未达到二审合议庭要求的某种“充分”的程度;既然如此,既然理由尚存,怎么可以统统地“不予采纳”呢?我们面对着“终审裁定”,夫复何言?!
   
       但从律师工作的角度研究问题,还有一点可说——
   
       我们得知二审实行书面审理不再开庭之后,曾郑重地建议高瑜,即使是“书面审”,也要坚持依法行使被告人独享的“最后陈述权”。她接受了。事后听说,她因为牢内限制较严,设法佯蹲在牢内马桶之上一气写成了“我的法庭陈述”。这份长达六千字的文件,始终贯穿着一个事实、一点意思:“我无罪”。并且表明了“对高法裁决绝不抱任何希望”。
   
       她的陈述冷静而且周到。陈述中对律师表示的那种真诚使我深受感动。我想,我应该把她的心意留在这里,证明着我们栉风沐雨踩着碎石走过的路深印着律师的轨迹,最终会达到法制健全、法治昌盛的明天。她写的是——
   
       最后,我要为前后担任我辩护人的三位律师说几句话。在今天,不是每一名中国律师都可以也都愿意给我当辩护人的。这三位律师成功地、出色地担任了我的辩护人,从他们的辩护词中,我找到了真正中国法律的力量之所在,在有限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了不同凡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力量,我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些话使人感到慰藉,也平添了信心。律师的工作绝不是无用无效的,尽管她作为被告不可避免地被投入了北京监狱!
   
       作为案件,冰冻板结了。可由此散发出的问题却在热烈地运行着。她入狱不久传来消息:世界报业大会1995年的新闻自由奖——第48届“自由金笔奖”经理事会一致通过授给了狱中的高瑜,这位中国的女记者。她给国际报章发行人协会会长及全体理事写了封“答谢信”,表明:
   
       “作为一名正在服刑的中国新闻记者,获得如此殊荣,方式是十分独特的,这正是我引以为自豪的事。这是历史对我的一种选择。我的获奖是向全世界的表态,表明中国记者艰苦卓绝的工作和中国真实新闻的价值。”她写道:“在横逆中树立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传统的美德,令我深深思念的朋友们多年来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世界文明潮流的汇合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全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的新闻报导与我众多朋友的才智与努力密不可分。我们共同的信念是:正直与真诚,坚韧与无畏。”
   
       作为律师,因年近古稀而被人尊为“资深”,我该时时向自己发问:你是否做到了“坚韧与无畏”?
   
       我无能做到“坚韧与无畏”,尽管也许能维持住一点“正直与真诚”。1995年冬初承办的“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证明着这种“无能”。“集”中编入的《魏案辩护纪实断篇》记录着这种“无能”的细节,眼下既不想补记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复述了。尽管其中留下的教益甚多,留待来日回味罢。(编者注:《纪实断篇》附后)
   
       之所以提起上面涉及的种种,主要是考虑到那些问题并非“特殊案件中的特殊现象”,关心执法状况的人都不难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有的普通案件中,我遇到的异常情况,从执法角度看,尤为惊人。
   
       前面编入的“王哲杀人案辩护词”,是我写的这类文书中较长的一篇。不得不长,除案情因素外,是由于案子没能审清!
   
       试想:一个重大杀人案,未经审理,报纸电台就把杀人犯定下来了。案到法院,自始至终不勘查第一现场,并且准许家属把“现场”在案结之前卖掉,案中相当重要的证人,连同被告人指供的“同谋者”,居然既不查核,更不质证;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凭口供,可二被告在重要问题上的供词矛盾突出,疑点很多;更有甚者,主审法官因卷中书证不合其“心证”,竟敢当众于办公室内撕掉:如此审案,令人瞠目!我与一位大法官(名副其实的!)聊天,他很有感慨地说:“既有国法,既握重权,该说的就一定得说,弄错了的也一定得平。我绝不会死后让一群冤魂缠着!”他这话绝非针对某件具体案子而发,因此份量也更重。可是,作为律师,我们除了在二审辩词中呼天,能有什么作为!但我清楚,这也绝非呐喊,那点声音,太微弱了,“天”知其有何用?
   
       无独有偶。
   
       写下这四个字,心情是沉重的。可确属实情。编入的张伟权“受贿”案中有的检察官对待证据问题的态度,与上述杀人案中主审法官的做法就给人以殊途同归的印象,而且跑得更快。那篇《南行办案有感实录(之二)》读后能不沉重?它昭示人们:监督与制约,对于执法是何其重要!我们的律师制度正应在这种“互相制约”中健康发展,于实践中发挥它无以替代的作用。
   
       我在经济诉讼中碰的壁,同样硬如铁铸。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等十四家诉兰州铝厂合同纠纷,从立案到开庭,历时超出两年。其间的管辖争议姑且不论,经最高法院指令全案移送兰州,中院查明诉讼主体,于1992年4月24日开“调查庭”,详尽地调查了纠纷成因、发展过程、争议实质,讯问了原告请求标的和被告答辩理由,并正式通知5月6日开庭审理。
   
       不料在我们遵照通知到达之后,4月30日下午,中院突然通知开庭延期。再三询问,才知道推迟的原因是省高院经济庭认为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尚未解决。具体地说,高院与兰州铝厂意见一致:除“中金司”一家外,其他十三家在案中应为“第三人”。并据此要求原告更改诉状。
   
       这个“玩笑”开得未免太大了。原告起诉,被告答辩,法庭调查,一切都明明白白,快要实体审理了,却把原告中的一部分“变”为第三人,这是哪家的程序?于是我和傅可心律师向兰州中院递了“意见书”,全文如下——
   
       意见书           1992年5月8日于兰州
   
       贵院关于最高法院电告变广西金属公司等十三家的原告地位为“第三人”的指示,有其在法律上无法解释的矛盾,特予申明,请求书面裁决:
   
       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和最高法院发布的法(经)复(九○)九号批复,只是在本诉开始之后,才有“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我们诉兰铝一案,不是也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不知何以竟然将违反法律规定、法律解释的“指示”,强加给原告人?
   
       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他“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存在着独立的请求权。而我们诉兰铝一案,原告方十四家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请求权是同一的,并不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广西公司等十三家独立于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诉兰铝的问题,更未发生广西公司等十三家对有色总公司提起独立请求的诉讼。因此,有什么理由变广西公司等十三家的原告地位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一个结论:因为“第三人”“有权提起诉讼”,他在本诉开始之先与其他原告人共同参加诉讼,提出请求,他就是原告人,理所当然享有原告人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
   
       本案中的广西公司等十三家,既有独立请求权,又在立案之先即与中国有色总公司一道提起了诉讼请求,其为原告,有何疑问?
   
       四、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最高法院经济庭的领导人和其他负责人,曾用极其明确的语言指示我们:(你们)十四家是共同原告,兰铝一方是被告,案件由兰州中院管辖。
   
       现在,突然传来一个“×××指示”,不知这个指示有什么理由、什么根据、什么资格撤销经济庭领导人的前述指示?
   
       这不是政出多门,这是对法律的恣意玩弄。作为当事人,我们不知应当怎样采取行动,因而必须恳请明示。
   
       五、兰州中院早于4月6日开始了庭前调查,明确地遵照最高经济庭的指示,宣布了当事人双方的原告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在此之前,被告人兰州铝厂也以被告人的身份向法庭正式递交了“答辩”,并就有关诉讼标的的问题作了申辩。跟着,我们接到了法庭正式发出的“5月6日开庭审理”的书面通知,我们依据兰州中院指示,提前到庭报到。正当“审判程序”已正式开始之时,法院以极其诡秘的态度表明因“诉讼主体有问题,延期开庭”!
   
       这中间有鬼!
   
       这中间有人枉法!!
   
       我们不能不向法庭正式提出:是谁,在开庭前夕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所谓“主体”问题干扰审判?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查明的问题。因为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滥用权力、干扰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枉法事件。
   
       围绕这个事件的某些恶行,我们绝不接受!我们恳请兰州中院继续秉公执法,排除干扰,依法行使审判职权!
   
       六、中院合议庭指示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通知“广西公司等家”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我们认为并不适宜。上引的最高法(经)复(九○)九号批复,明确指出了“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诉讼”的特殊情况,正适用于中院目前的做法。再多的意思表示,想来也无须详予陈述。总之既是法院的决定,当然是以由法院正式下达为宜。作为当事人,很难承担这项任务,请求明鉴。
   
       七、中院要求我们“更换起诉状”,这个决定如发生在诉讼开始之先,我们必须遵从;但是,事出于案经法庭调查之后,即已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在被告人、诉讼标的无变化的情形下,我们不能理解,因而也一并请求明示。
   
       八、因改变我们中的十三家的原告地位而引起或涉及的其他问题,限于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有限,只好日后另陈。这里有必要指出:案件管辖经“最高”指令移送之后,当时明确指示我们,“全案转兰州中院”,由该院受理,并未提出诉讼主体或第三人问题,现在又这样一反原议,试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至盼能够逐一明示,以利于我们遵行!
   
       未得答复。但中院的同志告诉我们:第三人的安排,得到最高法院经济庭负责人的同意。解决问题还在北京。在最高法院,与经济庭的两位负责人士作了一次颇为激烈的讨论。最后那位庭长口头表示说:
   
       “你们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居于原告地位。”
   
       似无必要评说这个指示;可就是这样,甘肃方面也并不照此办理。他们只是要求“改诉状”,却连哪种第三人都不肯明确,原告有什么理由去更改合法有效的诉状呢?一拖就是一年!
   
       1993年4月,中院通知“开庭”,要求原告中的十三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直到开庭前一天,中院的主管副院长才作出决策:“全案移送”的诉讼主体不变,金属公司系统的十三家企业的原告地位不改。经济庭的庭长坚决执行了。当十四家的代理人都入坐原告席时,我分明看到,原告一方前来旁听诉讼的当事者中,有人的眼睛滚动着泪花。
   
       她们不知流出多少眼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代理词中有“泪说”一段。然而有位法官说:“我不相信眼泪!”
   
       谁能说法官的这句话没有道理?
   
       可是,谁又敢说这句话用得在理!
   
       在诉讼中对程序问题漫不经心,甚至随心所欲,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当事人蒙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国家的法制为此而被蒙上了多么浓重的阴影,这都是无可争辩的现实:请正视这些事实罢,不然何时才能得到纠正!
   
       人们焦躁地等待着人民法院对于失误的纠正。
   
       约到1993年7月,即一审审结之后将近一百天,等来了一纸裁定,而不是依法应当作出的判决。裁定主文仅只一项,与整个审理活动却不搭界。试读全文,便知究竟,如下:
   
       “驳回广西公司、江苏公司、○六单位、广东公司、天津物资、南京公司、沈阳公司、北京公司的起诉。”
   
       原告方的“先予执行”的申请于此不见一字,被“若无其事”地化解了。还有,原告方还剩有一家,即一审裁定认为在案中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中金司”,他的诉讼请求竟也一字不提,这是任凭怎么解释都不能说通的!
   
       还好,裁定没有剥夺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原告一方十三家统统依法上诉了。“上诉状”语含悲愤,但不失庄重;理由共十点,言简而意赅。二审结果如何呢?二审“裁定书”与一审的相比较,又自有其妙,转抄其结论如下文:
   
       经本院审理认为,中金司等十三家单位与兰州铝厂于1987年5月在南宁签订的“有色金属产品供应卡片(合同)”……不能视为独立的合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法律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原审对十二家签订供货卡片单位的诉讼地位确认不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4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兰州中院(九二)兰法经十七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抄完忍不住想说的是:二审裁定在适用法律条文上打了个马虎眼。一查所引的民诉法第154条,规定的仅仅是对不服一审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但作为二审,适用什么法律裁决案件难道可以避讳?试问您根据哪条法律作出了上面所引的两项主文?不过,再一查民诉法的第153条也许能明白一点,该条的原文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所谓下列情形,条文含四项,细细推敲,本案二审居然没有一项可以援引。其第一项应属沾边,写的是:“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据二审认为,一审的裁决事实与法律关系都弄得挺清楚,但却不敢说它“适用法律正确”,因为连十二家原告人的诉讼地位都没搞准确,就稀里糊涂地裁定了。是故可以驳回上诉,但原审的结论却又不能维持,更何况该项条文针对的是“判决”,当然不适用于“裁定”,这就难办了。但困境中有时的确会生出绝妙好辞。细一想二审裁定的第二项主文,“指令(一审)审理”,真不能不叫绝了。现在可以再来看看民诉法第153条第4项:“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审理与重审,在诉讼法上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二审裁定不用重审,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但作为当事人却不免糊涂,连一审裁定都昭告世人已于1993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又何须“指令审理”?既然得审“二审”,那为什么回避“重审”?其中的奥妙,我看不说也罢。
   
       然而这是终审裁定,不服也得从!这是1993年8月的事。当事人从此就开始了新阶段的等待,等待审理“指令”的实施。到了1994年,除闻案外活动频频,并不见审理迹象。夏秋之交,原告一方中的某几家发来信息,说兰铝表示可以“私了”,条件是撤诉就还本还可以给点诉前一段时间的利息。要是不答应呢,那就拖下去。这些家的经理受不住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按照兰铝的要求,在审判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手头有份“江苏公司”的“协议书”,录此可供参考——
   
       “由于宏观经济条件变化,产生合同争议,……现江苏公司具状要求撤诉,对中院十七号裁定不再争议。”……“省公司投资本金应计息144.01万元,(因兰铝曾)向对方让利58.39万元,余本息合计537.82万元”。
   
       这段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这个合同争议,你先撤诉,然后把本金给你,至于利息,只付37.82万元,就别再想再争了!一家省级公司,投资500万元,7年之后还了537.82万元,至于该公司需要按月偿付银行的七年贷款利息数百万元,“调解”要求“双方本着友好、谅解、自愿、协商的原则”,自然不可计较!
   
       该协议签署于8月。不知何故,一定要把签署日期倒填在4月20日。联想诉讼发生之初,当年为争管辖就有人把诉状的日期倒填,谋出一位退休老法官的大手笔。我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此前后,照此办理“自愿”达成协议的有10家。它们大都是无可奈何!有位老总满腔悲愤,把他手签的上述“协议书”怒吼为“卖国条约”。请看他1995年5月寄来“协议书”时写给我的短信:
   
       将“卖国条约”寄上一阅。明明我们吃了大亏,协议书上反说兰铝让利。……中国法制不健全,法院袒护兰铝,老百姓只能“卖国”了。我想,律师们不会把我打成“卖国贼”的!
   
       读了这些带泪文字,不知有关的法官又作何感想,而在我,已是虽欲哭却无泪了……因为我在那以后经历了更多更多的东西,自然也包括兰铝一案,写来心伤,篇幅又长,留待来日罢!
   
       我不相信,我们的执法环境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得到清明!
   
       我将在奋战中等待着……
   
       对于辑入的其他二十几篇文字,白纸黑字,本无需补;考虑到绝大部分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因此也还有些话该说———
   
       代《中国律师》编辑部写的文字,这里只选了一篇“卷首”。另有一篇“卷首”写成并印于1989年6月5日,主要为哀悼耀/邦同志而作。那一期的刊物封面,是一幅题为“信心与未来”的耀邦同两个少先队员在明亮光照下的合影。且不说中央对于耀邦一生有着崇高的评价,中国的知识界大都对这位来自人民的领袖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刊物上发表一幅生活照片,写上几行怀念文词,怎么可能招灾惹祸呢?
   
       孰料事发萧墙而祸延刊物!
   
       当年的司法部部长见刊即怒,认为在“六·四”的次日竟发出如上述的文字及照片,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发出指令:1989年第3期《中国律师》一律收回,不得再发。与此同时,还有一位负责人在一个会上指摘道:
   
       “编辑部的文章说,‘德先生来华整整七十年了,且不说喧宾可以夺主,难道我们真要把他永远地当做客人么?’这话不妥当嘛!我们有我们的民主,干嘛要引来西方的德先生!这种民主观应当批评。”
   
       于是我受到了批评。
   
       有人要我“检讨”。检讨什么呢?我不相信人们能从中发现什么错误、值得我来检讨。
   
       现在距那时四年过去了,我因为没有“检讨”而三年不得过“关”,却得到了唯国人能创出的一种境界叫做“挂起来!”挂而不“钉”,应属宽大,所以还可以时时听声声民间疾苦,看桩桩世上冤情;于是又不免说长道短,其中涉及民主问题、为德先生张目的,还有那篇不足九百字的《改革与法治及民主》。那是为当年一个以“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法治”为主题的“五·四”笔谈会写的几行文字,之所以编入,就是想“检讨”一下在“民主观”上到底有些什么错。“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文祸之起,固不自今日始。而在我,虽未曾因文而引来大祸,却是小灾不断袭来,有的则是防不胜防。1985年6月,在京郊校完《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一书的大样,意犹未尽,情难自抑,冒着酷暑高温,眼含泪花,写了篇《后记》。并在出书之先由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律师刊物———《律师与法制》发表了。福建的一位同行著文批评这是在“鼓励大家急着干”,去“冲破现行法规”,因而有害于“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属于“自由化思潮”。对于这类无“论”之争,我一向不吭声,但这次又不免“耿耿于怀”;我实在想不清楚,从那些文字中怎能得出他的那些断语?故予编入,旨在请求“朋友们,在你掩卷之余,务请给予指正”。您的指正至少有助于我在有生之年避祸躲灾。
   
       因此我对别人的“文祸”也就颇为关注。那篇《我为什么要陪王蒙喝“稀粥”?》,可知案情,兼明心曲,曾寄交南方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大样已排出,“上级说,北京的这类事太敏感,不宜介入。”编者说了这番话,还来了个信,表示一下歉意。稿子自然搁下了。待至吴祖光先生再次因文惹祸,被国贸大厦状告于法院,心中又生不平,于是加了个“尾巴”,发了。
   
       从文章的写出到发表,这个过程,使我体验到,想说几句话表明心迹,已属难事,如果再钻入动辄得咎的困境,持笔难下,可就太苦了。然而心中更难平衡的是:人们说,律师这一行,为人消灾除祸,可我怎么弄到自己也要设法避之、躲之了呢?
   
       在当代的中国,干律师这一行,困难源于“先天”。前头引有我在那篇《律师杂论》中发表的看法:“政治民主不能发扬,经济秩序不能得到合理的确立,律师的黄金时代就还在远方向我们招手。”其中说到的“政治民主”当然包含着司法民主在内。
   
       我没有议论司法民主问题的文章。但我深知痛感,由于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中存在着与司法民主化不相协调的问题和情况,律师制度也就难以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律师在执行职务中也就难免受到困扰、限制乃至迫害。
   
       编入的《岂容迫害律师?!》,《中国法制报》在发表时将题目改为《维护律师权利,发展律师队伍》。问改题的奥妙,据告是:“锋芒太露,不利于自我保护!”
   
       可是,不露锋芒就能保护自我么?我之所以把披露台安三律师无故被诬陷的真相那篇文章,标以《何故捕我律师?》的题目,恰恰是由于无辜与无故!读那文字便见端倪。可是,作为律师如无锋芒外露就不可能履行职责、完成任务,如果是这样,要律师何用?
   
       行文至此,忍不住想说:我们的律师协会,在这方面的软弱无力,是使律师心寒的。律师受迫害的情况各地都有,绝非个别,有的已达令人发指的程度,难道不应当给予重视认真处置吗?
   
       我们律师的作用在甘肃“天河大厦”的讼案中起起伏伏,我同三位年轻的朋友在那里演出了一出啼笑兼有的独幕剧。从那篇《高院不执法,谁敢来投资?》中,可以大体上了解到剧情梗概。参照附录的“上诉状”来看,便知我们的法院在执法中对于程序问题是多么轻视。即以上诉而论,当事人依法递交上诉状三个月过去,最高法院也不予置理,在此期间,省高院又一再要上诉人参与调解,如此这般,这么个干法岂不成了“糊涂官司”?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有什么保障?
   
       权力不受制约,大众的权利易受限制或遭剥夺,这种实例还用举么?
   
       我们的当事人——建设银行兰州支行因为顾及仍将在甘肃“安身”这个长远利益,对于案中的违法事实,实际上已经有点心劳而口噤了。他们有难处,是弱者。
   
       律师如何呢?在这类讼案中,律师的作用宛如驾一叶轻舟,满载权利与希望,在惊涛之中穿行,倘能使之浮而不沉,就应视为技高的熟手了。可惜我未能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队伍中毕竟有高手达到了上面所说的境界。总结他们的经验,深知律师要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抓住“证据”不放是至关重要的一条。所谓“以事实为根据”,讲的不正是“证据”问题么?
   
       基于这种认识,不揣浅陋,把我在1985年写的两篇关于证据的长文编入了。那些文字,既无高见也无新意。惟一可看的地方是其中编选的那些案例。惟一可供思考的是希望我们有朝一日终能在总结实务的基础上,创建一门新的学科——证据心理学。愿我们这支队伍能够穿过一道道湾,越过一重重山,历经艰难险阻,登上我们应当达到的峰顶。
   
       连抄带写,“记”了这么长的后话,尽管意犹未尽,但把“后记”拉得这样的长,已经出格,该止于此了。
   
         1993年夏,初稿,于苏州
   
       1996年6月,补充修订,于北京
   
       注:1986年7月胡乔木贺第一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题诗,全文如下:
   
       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
   
       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
   
       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
   
       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唯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 《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位大陆人权律师的坎坷长路》,张思之著,月旦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版。标题为作者所加。



注:张思之大律师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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