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长平:革命新发现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颠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暴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 李泽厚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 李泽厚 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 刘再复 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 秦晖 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六四」也许是最新的例子)。 张健 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 萧瀚 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 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载《阳光时务》第4www.isunaffa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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