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6日星期五

张千帆:承诺是靠不住的


   
     笑蜀先生编的大陆“禁书”《历史的先声》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现了1940年代新华社等中共媒体刊发的毛泽东等人支持宪政民主的言论。大概是因为要在大陆出版,这本书还是说了不少中共的好话,而且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领导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话,没有任何“造谣诽谤”的成分,却还是没有逃过被打成“禁书”的命运。究其原因,应该是“讨债”味道过于明显——中共当时对民主、自由、宪政、分权、联邦制乃至反对一党专制的承诺,六十多年后怎么一个都不见兑现?言下之意,现在是兑现原始承诺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进步承诺,近来反宪政逆流的“开山之作”、马列老太太杨晓青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换言之,这本来是一套骗取民心的谎话,是不能当真的;自由派别“拉大旗作虎皮”,拿这个来要挟现政权。这套言论当时确实“欺骗”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厌恶、对貌似反专制的共产党的信任和亲近。在那些因此而坚持留在大陆、拒绝蒋介石从海峡那边抛来的橄榄枝、甚至千里迢迢从太平洋彼岸赶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乃至冤死的高级知识精英看来,这套承诺很可能更像一个骗局。
  
    但是从不少历史资料来看,诸如此类的“阴谋论”或“阳谋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假如当时国民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宪政方案去做,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实际行动。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内战开打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比老蒋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倒是相当清醒。更不用说从中共建党到“西安事变”,从来只有国民党“老大”打共产党“小弟”的份;虽然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不断做大,但还不至于有后来三年打垮国军的自信。国共合作对它是有利的,提倡宪政、民主、分权、联邦的效果是限制国民党老大的权力,对它也是有利的。国民党要回到抗战前的一党专政格局、重新“统一”中国,共产党则只要能“划江而治”就很满足了,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你也可以说中共当年的宪政言论是一种“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传“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必要把“策略”解读成谎言。毛泽东当时主张宪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宪政斗士”;他显然不是,但是当时的国共实力格局使得他认为宪政对中共有利,于是就支持宪政。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纠结于中共支持宪政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关,因为现实很清楚,1949年之后,中共不仅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而且宪政、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联邦制乃至公民社会都成了报刊中不能出现的“敏感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个道理简单——格局变了。国民党掌权的时候,宪政是限国民党的政;国民党不在了,共产党一党独大,还提宪政做什么?那样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没有兑现的岂止是1940年代的承诺,1982年宪法不也承诺了许多权利吗?有几条是真正兑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得那么好,很可能纯粹是“策略”,是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在规定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落实。说一套、做一套,纸上的规则和“潜规则”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在大陆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它出尔反尔,但是没有实力支撑,道德批判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杀大权都交给一个我们认为“先进”无比的政党,我们已经把自己降格为政治奴隶。哪有奴隶向主人讨权利的?主人能欠奴隶什么“承诺”?即便以前做过承诺,那确实是出于“斗争需要”,不得不如此;现在事过境迁,兑不兑现我说了算,不兑现你又能怎么地?没看见我们怎么“骗”农民的吗?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欢欣鼓舞跟着党走;1950年代初,也确实分了几亩地。但是没几年,土地又统统收回来,归“公社”了,你难道还能不交?不要忘记,“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
  
    你现在站起来向主人“讨说法”,那就表明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不过,主人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他还和从前一样把你定位成奴隶。他的主流逻辑是:只要你还没有实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着吧。不要忘记,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这个江山是我们先辈打下来的,当初也是在你们拥戴下得到的。你们有胆有本事,从我们手里夺走试试?“六四”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每每看到今日中国的困境,便不禁联想起往日失去的机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机会!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国共二次合作何尝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丢失这些机会,不能只怪慈禧或醇亲王,不能只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毕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我们把他们扶上位的;至少,他们是在我们的普遍麻木和无动于衷下执掌并行使权力的。我们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是何其兴高采烈、毫无保留,但是等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正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被推翻的旧政权总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权更好”,一切为时已晚;这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命运交给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选择让我们沦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让我们陷入离宪政更远、更深的漩涡……
  
     也许,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农民的轻信是无可指责的,但知识精英的天真烂漫是不可原谅的。长期浸淫在儒家正统的教条主义思维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学从来没有任何概念。我们从来只认“君子”、“小人”、好人、坏人。坏人便是绝对的坏,必欲打到并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好人便是绝对的好,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赋予其一切生杀大权,并天真地期待它作出过的“承诺”,而不知道这样的“好人”即便有也凤毛麟角、百年难遇,也不想想当你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的时候,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兑现承诺?
  
     正如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法国观察的那样,政治专制必然造成国民的政治幼稚,因为他们得不到由政治实践走向政治成熟的机会。因为国民幼稚轻信,这样的国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险,因为它容易爆发革命。一遇到“坏人”政府,人民就郁闷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诺,人民就投怀送抱。专制政体使之无法近距离比较“好人”、“坏人”及各种承诺,并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每当我读到某个满腔热血的归国精英惨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剧,犹如飞蛾扑火,仿佛就是冲着迫害去的,心里不免泛起一阵悲哀。这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人间地狱。
  
     当代中国大陆的宪政意识已今非昔比,约束公权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官民常识,但是深陷于威权政治的不幸遗产之中,宪政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历史的先声》把中共曾经作出的宪政承诺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与其说是提醒执政党兑现早已过期的承诺,不如说是提醒每一位读者:承诺是靠不住的。更准确地说,它对生活在大陆的每一个人提出了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问题:如何兑现执政党对你作出过的承诺?要让当年的承诺成为今日的现实,你该做什么?
  
    既然我们知道承诺是靠不住的,今天再找执政党“讨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承诺已进入现行宪法,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宪法常识,但也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宪法理念至多和六十多年前的宪政主张一样是尚未兑现的承诺。最近三个月以来官媒断断续续发出的反宪政喧嚣表明,指望执政党自己兑现承诺是缘木求鱼。
  
    归根结底,宪政是我们自己的事,权利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如果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什么权力都乖乖交到别人手里,再指望那个人自觉兑现对你的承诺,无异于痴人说梦。你也许会问,我交了吗?我什么时候交出了自己的权力?是的,你交了;当你没有积极履行权利的时候,你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纵容执政者滥用公权。我们每个人问问自己,宪法规定了那么多权利,我们认真履行过几条呢?因此,不要再怪执政党拒不履行承诺;如果我们还是认为宪政承诺是执政党对我们的一种保证,那么这种承诺是注定靠不住的。与其如此,不如把宪法看成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承诺;这样的承诺经过努力抗争,是可以兑现的。
  
来源:网络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8/yuanjian/1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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