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张雪忠:中国人配得上民主吗?


(张雪忠按:前几天和几位朋友茶叙,聊到了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的问题,当时我较为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将我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以供大家参考。记录稿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对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进行了一般性的理论评析,下半部分则主要是对中国政局的一些具体看法;两部分文稿均可独立成文。)

友人:有一些认为,中国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并不适合实行民主政治;如果中国勉强进行民主选举,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与动荡,最终又会回到专制或独裁统治。对于这种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是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实行各种各样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这一事实使不少人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素质,或者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而当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都实行专制和独裁统治时,这些人又倒过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统治,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循环论证的实质。假设在肺结核尚未被人们认知时,一个人得了这种病,并且一直都在咳嗽。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人一直咳嗽,是因为他体质不好。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为咳嗽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原因或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伪解释。隐藏在这种伪解释背后的,就是循环论证,因为“体质不好”这一原因,原本就是从“一直咳嗽”这一事实中推出的结论。

友人:伪解释是否就是错误的解释?

张雪忠:不是。伪解释作为一种虚假的解释,连被称为“错误”的资格都没有。错误的解释,仍不失为是有意义的解释,因为它体现了人类追求知识的尝试和努力。例如,如果上面说的咳嗽患者非常喜欢喝普洱茶,有人可能会解释说,他之所以一直咳嗽,是因为普洱茶喝得太多。人们只要调查一下类似咳嗽患者中,喜欢喝普洱茶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喜欢喝普洱茶者中,类似咳嗽患者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可能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的解释,仍是一种追求知识的努力,因为它确实是在探究事物之间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相反,伪解释则往往陷入并满足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伪解释不包含任何知识的成分,却具有一种看似知识的假象,因而时常妨碍人们追求真正的知识。

对于咳嗽的病因,人们不能满足于“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而应从患者的身体中寻找具体的原因。如果人们在患者体内发现的结核菌,并弄请了结核菌的致病机理,那就算是找到了病症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为病症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同样,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人们也不能满足于“中国人的素质或中国的文化不适合民主”的笼统说法,而应该努力寻找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人对皇权和等级思想的普遍认同,是长期的帝王专制统治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普遍的认同,本身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以此类推,便可形成不同事物之间依次接续的因果链条。

友人:与那些笼统的说法相比,对这些因果关系的认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张雪忠:那些笼统的说法属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此根本算不上是知识,而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则是真正的知识。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影响或控制未来的事件。比如,人们一旦认识了结核菌及其致病机理,就有可能找到治疗的方法,进而祛除患者的病症。如果了解了肺结核的传染源及传染途径,人们甚至还可以预防结核病的发生。而“患者体质太差”的笼统说法,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同样,如果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或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那就自然会认为,中国只能继续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因为,除非把中国人从种族上改造成“非中国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永远只能拥有“中国人”的素质以及“中国”的文化。但如果人们能够找到长期专制统治的真正的、具体的原因(比如,中国人长期以来皇权及等级观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并不需要对中国人进行种族上的改造,只需努力改变中国人头脑中既有的观念(由于人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生灵,这一点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中国人就有可能接受和适应不同的政治制度。

友人:你是说,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可以引发政治制度的变化?

张雪忠:是的。你要知道,欧洲各国在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也是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君权神授和贵族特权思想,也一直被欧洲人广泛接受和认同。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在王权在与教会、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一批“新君主国”,权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这一批专制君主的典型代表。但即使是在法国这种具有长久的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人们也难免要质疑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的必要性,以及在道德上的正当性。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西耶斯发表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这两本小册子,就曾使很多法国人改变了既有的观念,开始接受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开始质疑君主专制体制为自己辩护时所采用的神学原则,并质疑其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运转的效率和公正性。一旦人们发现,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在事实上是不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原有的政治制度也就难以为继。

除了本国出现的新的思想资源,外来思想资源的输入,同样可以引发人们观念的改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王朝的覆灭,其结果只是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因为,由于缺乏与皇权观念相竞争的思想资源,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与王朝体制不同的政制形式。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人们不但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也接触到了西方的共和与宪政思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君主专制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体,并且是完全可以用更好的政体取代的。你要知道,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的实力是很强大的,权位也是很稳固的。但在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他仍执迷不悟地要恢复君主制,最终只能得到一个众叛亲离、忧愤而终的下场。随后的张勋复辟,更是在12天之内就宣告破产。

因为中国有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就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政治民主,这种观点不但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也完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既然那些故去的祖先,对我们今天的决定和行为,已经不能施加任何影响和限制,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所处的现状归咎于他们呢?

诚然,我们的祖先并未给我们遗留多少有利于民主宪政的思想资源,但他们也没有限制我们从任何别的地方,去汲取和借鉴这一类的资源。实际上,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不但不应让我们放弃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反而应该成为我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动力:既然我们的国家已经遭受了至少二千多年专制统治的折磨,我们怎么还能听任它继续在专制的淫威下苟延残喘?我相信,一个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友人:我同意你的说法,人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外来思想也会引起人们观念的改变。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观念变化的结果。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仍然没有建成民主、自由、共和的宪政国家,人们难道真的就完全没有理由感到灰心吗?

张雪忠:在那么多的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之后,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仍然不能享有自由和民主,整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与不公,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这根本就不能构成“中国例外论”或“中国特殊论”的理由,因为,即使是那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它们最终确立稳定的民主制度之前,也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或失败。

例如,自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法国先后经历了恐怖时期、督政府、拿破仑的执政府和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以1877年10月的议会选举及1879年1月麦克马洪总统辞职为标志,法国才算建立了稳定的、以普遍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共和体制。

再如,自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贿赂苏格兰人退兵的费用,于1640年召集国会(史称长国会)起,英国先后经历了大内战、共和政治、护国政治、查理二世复辟,以及詹姆斯二世恢复专制主义的尝试,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英国人才算最终摆脱了王权专制的威胁。
友人:如果中国发生政治变革,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重蹈失败覆辙的可能性大不大?

张雪忠: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灵,而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在经历多次转型失败之后,人们对各种错误的转型路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和警惕,对国家转型的正确方向也会有更广泛的共识。同时,不同的政治派别更可能体认自身力量的限度,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妥协精神。

比如,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80年的政治纷争,于1870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其实,第三共和国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被推出的,且在成立初期饱受各种严重的威胁,但它最终却能持久地存在。在二战结束时,即使是像戴高乐这种认为“法国人民配不上法国的伟大和光荣”的人,也从来没想过要挑战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克服各种困难和危险,是因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经历了各种政体,最终发现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共和制是“分歧最小的政体”。而在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屠杀、放逐和报复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以宽容和妥协的态度,来处理经过多年残酷争斗仍未能解决的宗教和政治分歧。

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挫折与失败,如果我们感到绝望,甚至放弃努力,那么众多先烈们的鲜血就完全是白流了。我相信,他们无惧流血和牺牲,是为了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希望,而不是为了让后人感到绝望;是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而有尊严,而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天生低贱无能。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健全的心态来对待过去的失败,也就是努力从过去的失败中总结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继续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智和稳健。我们在感叹过去的失败如此之多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离成功其实已非常之近!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有不少国家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与转型,并且转型的过程大多较为平稳和顺利。这其中包括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前苏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近期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被冠以“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之类的称号,本来就是因为它们平稳、缓和的特点。甚至是在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一旦独裁者被打倒,就政治方面而言,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也都是人们在重建国家过程中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从过去两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总体而言,越是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其过程越是平稳、顺利和迅速。这一趋势,也是和人类知识积累的一般规律相契合的,因为,在那些晚近进行的民主转型中,人们总是有更多的国内国外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和参考。

友人:假如你说的有道理,那为什么还有不少中国人,仍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呢?

张雪忠:既然“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毫无逻辑和事实上的根据,那么,如果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说法,其原因只能是出在心理方面。实际上,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不少原本是比较富于正义感和理想主义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也极为厌恶。但是,尽管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本身绝非不可能的,在一党专政的高压体制下,追求民主毕竟还是要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的。这些困难和风险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面对和承受的。由于放弃一种困难但却可能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放弃一种根本不可能的追求,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表现,因此,那些厌恶专制却又不敢追求民主的人,为了把自己的懦弱修饰成明智,或者说出于心理上的自我正当化的需要,总喜欢坚持“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

当然,执政党的刻意宣教,在散布这种说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总是喜欢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伟大英明,另一方面则把被统治者说成是下贱无知,似乎后者离开了前者的压迫就一天活不下去。但这种卑劣、自私和无理的说辞,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十三亿中国人真的是素质低下、顽劣不化,那怎么可能从中产生出一个有八千万成员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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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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