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日星期五

赵常青: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今天是2012年10月16号,距离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不到一个月了。从执政党的角度讲,正常情况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伴随着十八大的结束也就“毕业”了。回顾胡温中央执政十年来,客观地讲,是做了一些实事,如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医疗体系——甚至将中国的GDP也推向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是,与失误和错误相比,上列成绩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五不搞”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如今的中国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耻笑于世界。

其一,官场的恶性腐败。
官场的腐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时期,官场腐败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不仅“提钱进步,日后提拔”成了路人皆知的“潜规则”,而且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一支烟,一块表,一个放肆的笑脸都会牵扯出一个腰缠千百万的腐败分子。虽然执政党年年反腐,但因为缺乏民主监督的制度性作恶,使得腐败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就连薄熙来这种被“毛粉”寄予厚望的“红色领袖”,脱下包装后,原来也有一副令人不堪入目的腐败原形。从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到薄熙来的经验历史足以说明,执政党在腐败的道路上是泥牛入海,难以自拔。因为腐败,中共不仅大大丧失自身合法性与道义资源,而且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仇恨”意识。

其二,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长期贫困,终于导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但是由于“顶层设计”的跛腿鸭式改革,由于政体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这场改革逐渐蜕变为“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瓜分运动,国家社会的公共财富和公共资源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流入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腰包,而广大中下层民众,在这场掠夺财富的权贵化改革运动中仅仅落得温饱的水平。穷者愈穷、富者翕富的两极分化不断拉开彼此的距离。就拿城市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一方面是拼命打工却拥挤在地下室的穷困蚁族,另一方面则是动不动就拥有数十套房产和花不完的存款的官僚权贵。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甚至更高。前不久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这也是薄熙来能够以“均富”旗帜搅动重庆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根本原因,糟糕的是这种“马太效应”式的两极分化格局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种种迹象表明,贪得无厌的权贵集团正把中国社会拖向一个动荡的深渊。

其三,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
“公平正义”不仅是广大民众的期盼目标,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政府必须履行的天然责任。也正因此,执政党总理温家宝才再三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但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浩荡进军中,既就是政府总理的“公平正义”呐喊也在执政党的社会治理当中变得一文不值。权贵阶级对政治、经济等各种优质资源的垄断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通过公平竞争而上升和翻身的机会。尤其危险的是,不仅基层政府逐渐进入到一个唯利是图、抛弃法治的黑社会时代,而且省市级政府乃至于“北京”也对抛弃法治的高压恐怖治理模式情有独钟。各级政府依靠手中控制的国家暴力肆无忌惮地掠夺民众财富,不公平的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让广大民众付出了太多的泪水、鲜血乃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受害民众进京上访欲讨“正义”与“公平”时,不仅要被官府贴上“刁民”的标签,还常常被“北京”和地方当局合谋推进“黑监狱”乃至于真正的国家监狱。

其四,权贵阶层的专横跋扈和道德崩溃。
在孔夫子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有着所谓“以吏为师”和“以德治国”的久远传统。在民众心目中,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只要是政府官员都应该有着清正廉洁、光明正大的道德形象。共产党执政以来,统治集团对官员的道德说教也是官场必修课。无奈,官僚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道德说教在人性的陷阱面前无不丢盔弃甲、狼狈缴械。在当代世界政坛上,大概再也没有哪个执政党的党德能比中共官场的道德水准更加败坏,包二奶、养小三、共享情妇、“买处”、玩嫖“书包妹”等等等等,寡廉鲜耻到不知耻辱为何物的地步(网曝:就连毛太祖的外甥女也恬不知耻地为款爷做了15年的“小三”并生下几个小孩)。与官场内部腐化堕落相映衬的是公共权力及其依附势力对于中下层人民的蔑视和高傲,“我爸是李刚”便是权贵阶层及其依附势力流氓恶霸气息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共官场的道德沦丧已将中华文明推向又一个“礼坏乐崩”的大危机时代!

其五,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不用看美国版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多数中国公民都会知道中国人权状况正在走向全面恶化。本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神圣天职,不容任何亵慢,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国家最高大法,但是,在一党垄断政权条件下,普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统统都得不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变相剥夺,所有独立参选公民无不受到官府的打压和报复;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形同虚设,以“煽颠”和“劳教”大棒严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人士;干预宗教信仰自由,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习练人士;打击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使用黑头套、黑监狱乃至肉刑迫害方式来维护专制暴政;违法征地拆迁,动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大众进行抢劫和掠夺,甚至或暗或明地使用黑社会化杀戮方式(如浙江钱云会案、长沙何志华案和盘锦王树杰案等)来完成权贵阶级对民众的抢劫和掠夺。无论是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等人的长期入狱还是唐福珍、钱云会、何志华、王树杰等人的悲惨死亡,无不说明胡温时代中国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其六,党民矛盾、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公告天下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也是本届中央政府挂在嘴边的广告语,但是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辞是掩饰不住执政党的唯我独尊、自私自利本质的。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在本届胡温政府行将“毕业”的时候,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社会遗产便是:官场的恶性腐败、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权贵阶层的道德崩溃、人权状况的全面倒退。如此社会治理的必然结果便是执政党与人民的矛盾尖锐化、权贵官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尖锐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民矛盾、官民矛盾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和最主要矛盾,大量中下层民众因为对于改革的绝望而正从心理上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因此,执政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是否只有等待革命、坐以待毙的死路一条?是否只有等待被人民革命进行彻底清算的命运?我们的答案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认为生机还是有的,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果断彻底地抛弃“五不搞”和“特色论”,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那么,究竟《零八宪章》指引了什么样的方向?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它是否能够帮助执政党起死回生、走出危机和困境呢?

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第一,《零八宪章》正确地分析了执政党面临困局和危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必然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上升。

第二,《零八宪章》正确地指引了中国社会应该前进的方向,即: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一句话——通过变革在中华大地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第三,《零八宪章》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为未来中国设计了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和立国蓝图。我们相信以自由、人权、平等为价值内核的民主宪政制度必将有效化解胡温中国所堆积起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美丽繁荣的前方。

第四,在推动政改的力量选择上,《零八宪章》完全坚守了包容开放的基本立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也就是说,《零八宪章》并不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或政治派别打造的,它是为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前景的各色政治力量和公民个人准备的。《宪章》如此开放包容的立场实际上也为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提供了足够的场地舞台。

第五,《零八宪章》不仅分析了中共问题的关键症结、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从可行性角度出发,完整地设计出了中国政改路线图。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基本主张”里从“修改宪法”入手,迈出了“政改”路线的第一步。为什么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整个国家的最基本游戏规则,因此,“宪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一部好的《宪法》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反映真正的民意并体现国家的正义立场,而由执政党主持制订的宪法显然既不反映真正的民意,也无法体现国家的正义,自然需要修改。修改什么呢?《宪章》认为应该首先“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从而为中国民主化奠定良好的法权基础。
除了修宪之外,在《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其它十八条基本主张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找到相近表述。如《宪章》提出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主张,当前《宪法》第35条中就有很完备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流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零八宪章》并不是要完全颠覆现行宪法,不是要全部推倒重来,而是与当前的《宪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因而在实践层面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为中国政改提供了宏伟蓝图,而且为政改转型设计了一条宽阔顺达的路线图。

总之,2008年12月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公布的《零八宪章》清晰的分析了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诸多历史灾难和现实危机,提出了完全符合普世价值的六大核心理念,并以充分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在内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如果四年前的胡温政府循此思路果断开启政改局面,则今天的中共绝不会面临“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凶险局面。但遗憾的是,《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完全罔顾广大民意,伴随着“五不搞”之类的大喊大叫,在中华大地发起了一场清剿《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的运动——张祖桦被抄家和长期软禁,《宪章》签署人被传唤打压,刘晓波则被逮捕并被重判11年大刑。与此同时,权贵资本主义长足进军,官场腐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人权状况比以前更加恶化,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更加尖锐。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极左“红毛运动”才借助薄熙来的重庆平台乘机搅动整个中国——不仅执政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执政危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左王”薄熙来因为妻子杀人及腐败等刑事犯罪问题及时被胡温中央“拿下”,应该说这是胡温中央“毕业”前做的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拿下”薄熙来只是一小步,但在通向政治民主化的历程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次机遇。我们希望胡温中央及其继任者“习李”团队顺水推舟、趁热打铁,认真总结前此十年的失误和教训,彻底整顿薄左“红毛运动”,释放还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良心犯”,根据《零八宪章》提供的政改蓝图和路线图,团结朝野一切进步力量,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的伟大征程,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前方!唯有如此,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才会有效化解;唯有如此,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才可能摆脱被人民革命彻底清算的命运;唯有如此,执政党才有机会起死回生,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共同打造国家的美好未来!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闻此良言,执政党,其不勉乎哉!

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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