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日星期六

中国企业家们谈对政治的看法


   

     编者按:来自大公网的文章认为,近日,柳传志“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表态引发了广泛热议。在中国的企业中,不乏像柳传志这样在商言商的本分商人,也有甘愿在政治有所作为、敢作敢为的企业家。商界大佬们的政治观构成了商界的一道别样风景。

    

       柳传志: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

   

       柳传志这句话的原文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这已经不是柳传志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了。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前,柳传志接受内地知名媒体《财经》(博客,微博)采访。这篇题为《柳传志: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文章主要内容就是柳传志谈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柳传志表达出作为企业家的保守态度。“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

   

       “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在今年5月接受央视采访时,柳传志如是表示。

   

       柳传志本人是推崇精英政治的。“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而对于改革的态度,柳传志则认为求稳,急不来的事情。

   

    

       冯仑:不是很懂政治 没想进他们的“洞房”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是一个较为高调的商人,爱著述立论,也爱在媒体上高谈阔论。5月份,他还推出新书《野蛮生长》。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个积极面向媒体的人,也对政治保持着距离感。“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

   

       对于政治与商界的关系,冯仑的“洞房论”捧腹而引人深思。“在中国,政治主导很多事,连床上事都要主导,能指望它不主导商业吗?本来,床上事叫隐私,企业家的事叫经济,政治家的事叫政治和公共事物,这三个事要分开。但这三者现在被混在一起。我并不赞成企业家影响政治,我也不是很懂政治。虽然有时他们洞房里动静太大,我们会要求他们小声点儿,但绝没想过要进他们的洞房”。

   

       冯仑在对待改革态度上与柳传志有类似之处,“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而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冲突,冯仑有着这样的判断,“一般,冲突发生在宫廷,失控的是广场,决胜的是在战场”。

   

    

       马云:企业家谈政治是危险的

   

       虽然在退休的演讲中,马云抱怨“这个世界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但他同样属于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企业家之列。早在,马云尚未退休之前他表达了与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们发现企业家讲话越来越政治,政治家讲话越来越企业家,这个是危险的。

   

       而对于人们争相谈论政治的现象,这位商界大佬颇不以为然。“我们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讲大产业、大行业发展、国家体制改革、国家政治改革,好像政治不改革,你干不了事。不了解行业情况,就干不了事。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功权: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有企业家远离政治,也有企业热衷于投身其中。有一部分企业家也源于在创造财富价值的同时,投身政治活动。王功权便是其中身体力行的一位。作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王功权,在政治上的态度与冯仑有着鲜明的不同。

   

       王功权不是一个只会放空炮的人,而是一个行动派。自2008年,作为鼎晖创投合伙人的王功权,开始参与推动外地籍学生在北京获得教育平等权。在公开场合,他不断抨击因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状。每当谈到这个话题,他都愤怒不已:“不可能父母迁徙是自由的,而孩子由于上学的原因不能跟着父母迁徙。这样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出现,亲人离散,严重影响孩子成长。”2011年年初,王功权只身一人来到“黑监狱”,与其他上访民众一起高喊“放人”。

   

       王功权还是民间组织公盟的成员。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王功权以此表达自己的态度。

   

    

    

     王石:当时我很反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在热衷于社会事务的企业家中,王石算是一位能够拿捏好尺度的人。譬如这位看不怪当时薄熙来治下重庆的商人,虽然不满于此,但是还终究保持一点机警。“在重庆事件时,有一位学者,公开的站出来说‘不’。当时我很反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但我没有公开出来说过”。

      在王石眼中,企业家更应该有所担当。“作为企业家本身不能光干活不说话,或者少说话,即使少说话、不说话,但也应该在社会面临倒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说‘不’。中国未来,企业家用脚移民是一种选择。但我希望在这种转型社会中,企业家更多还是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个别企业家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更多的角色”。

      不过,王石也对中国的泛政治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商人也不应过多的考虑政治。“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因为作为董事长,你负责的是股民、员工,和你的品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先辞职”。

   

       梁稳根: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差点成了中委成员的中共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600031,股吧)的掌舵人梁稳根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梁稳根的身上有着其他民营企业家难以媲美的政治基因。

      梁稳根是一个颇有政治情结的商人。梁稳根2004年入党,但之前为了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他为此追求了18年之久。他曾感慨地说:“我加入共产党以后,把党的事业和三一重工事业融为了一体,三一重工才真正找到了方向。”并举出例证,三一重工党委成立以来,三一重工跨越式发展形成60%的年平均增长规模,2011年营业额预计突破800亿元。

      这种情结甚至让梁稳根可以将三一重工送给中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利益跟我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不是讲假话,我将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如果现在要把三一重工给共产党的话,当然这个不会发生啊,三一重工全部交给中国共产党,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的生命都是共产党的”。

      与主流价值的接近还表现在爱国上。“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1000次,都会是在中国”,梁稳根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做出如是表态。

   

       在十八大之后,梁稳根和他的三一重工选择了另一种接近政治的方式——将三一总部迁至北京。

 

     (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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