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6日星期五

张柏涛:从法国的宪政历程看清末立宪运动对当下的意义


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行是两个不同的念。制度可能在一夜之就可以建立起,但行不于制度本身,于制度和所处环境的协调性。同道理,法可以在一夜之制定出,但政的行却是要经历长期的的磨合、改造、教训等坎坷之后,才有正常行的可能。中共的主流宣在反对宪政民主的候,常会举出民国时期的北洋政介石政反面材,以史上的失败教训来否定下或未来践政民主的可能。选择诱导,即了否定下和未的某可能,浩如烟海的史中有意找有利于自己的根据。

 

好事多磨,我们现看到的行良好的宪政民主制度,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也不是在一夜间发生了改变,它们经历过长期的反痛,并从这些苦痛中吸取经验教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健全和巩固。在借的宪政民主化经验候,我会举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建起的新型民主家或地,如韩国、台等。实际上,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家,他的民主化程也是充了苦痛和磨有那个国家的民主是一夜建成的。其中法的民主化程最具典型性。一典型性就是民主革命始了法169年的磨史,法民主程所承受的磨,其道路的曲折都足以任何一非西方家提供楷模。

 

法国的宪政民主历程的示范

 

国宪政民主化的逻辑起点是1789年的法大革命。这场的民主革命打破了制政治秩序,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建立了第一共和1789-1840)。在致力于政民主制目程中,议会共和制政体和帝及王朝辟徘徊交替,不停地危机卷入另一危机。在此后169年的史中,先后经历了三次辟和五次共和演,直到1959年才步入了正常、固的民主家行列。

 

三次辟:在革命刚刚开,民主的激进尚荡涤专制,君主立制下保留了王。但仅仅3年后王就被送上了断头台,1804年,共和的第一政拿破宣布帝,直到1814年被赶下台,是第一次帝制辟。1814年至1847年的波旁王朝重君主立的政治辟;1851年拿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总统自我宣布辟帝制,拿破三世,直到1870年再次革命推翻,时间19年。此后,法再未生帝制辟,君主立制也一同在法国绝迹,始在共和的道路上踽踽前行。法的三次帝制辟共62年 。

 

五次共和演1892死了王后,法国开始了第一共和的12年,到1804年共和被拿破仑亲自扼次共和死是在拿破仑实际控制力(法第一政)5年后行的,包括民公3年、督政府4年、政府5年;1847年到1851年的第二共和是短命的,仅仅4年后就死在拿破的侄子手中——他叔叔一次捏死共和也是在拿破三世成治者之后自我宣布的,共和的家元首为总统位皇帝帝前1人充任的,有一位人卡芬雅克1年多;第三共和是1870年到1940年,共70年,14位法人成了第三共和的总统,任期最8年,最短半年刚过,多是法定7年任期的轮换;第四共和1947年到1958年,先后2当选总统;第五共和1959年至今,戴高乐创造,将议会成半总统制。

 

的民主之路很不好走,曲曲折折、跌跌撞撞,但是有迹可循,民主、制的循到民主的最确立,民主的动荡不定到民主的最后巩固,政体是君主制、君主立制、议会共和制、半总统议会共和制的史演

 

我们现在看到的运行良好的法国民主制度,只是其民主大树的果实,其生命的根基正是在169年的动荡与磨难中确立的。法国是欧美历史上最为保守和专制的国家,因此其民主化进程也比其他国家格外艰难。169年的磨难史,让人们在苦难实践中进行着对比、选择,并在文化传统上进行着创新、改变和适应。

 

但在中国的专制传统面前,法国只是小巫见大巫。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思想已经根植人心,如同厚厚的地层,愈久弥厚,也越发难以改变。然而内忧外患的清末却给中国带来了转机,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在思考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现实层面上,开始了宪政民主实践的屡败屡战。

 

清末宪政运动对当下的意义

 

追求政民主的源政改革运动,是时开始,中第一次试图建立起一种与千多年的君主制相立的政制度。然失了,但虽败犹荣,因们毕始了。梁漱溟认为:“西洋正的运动,皆是会内问题逼出的,而我民族自救,却是受外界迫打,自文化上种种不行,亟谋维新改造的运动这个观点有其合理之,中国宪运动更像是在西方力下政政体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形象,而不像是中自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展到一定段的物,也不像是会进行政治深思的理。也正因为如此,注定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不会平坦。宪政制度和思想既来自于外,就有一个和中国固有制度思想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长期的磨合,这个磨合过程就是苦难的历程。

 

运动了中近代运动的序幕。《法大》作其成果之一,在中的登志着中国宪从观蒙已走到制度面的初步试验后世的仅仅是一种遗产本身就成了中国宪政史上立的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法史籍及纲时往往用“假立”、“粉饰宪政”等形容。政治制度的实际而言,《法大》可能是失的,但从中国宪政民主的整个进程及文化的与传来看是成功的,是专制向民主、传统文化向代文化化的开始。

 

就清末宪政运动这一单独事件而言,当然是失败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制度设计层面的,其二是参与层面的。

 

就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当时所构建的宪政体系在名义上是西方的,如宪法、君主政治、领土主权、立法、司法、行政、臣民的权利义务、议会及权限、议会与皇帝的关系、大臣等,细微处如命令、法律变更、议会集散等在名义上也是西方的,但制度的文化环境始终是中国的,虽然它已部分经过改造。在当时的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威虽不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它就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和国家的根基。《大纲》中规定了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权与中国式的皇权之间的平衡,两者间更加充满了传统儒家意义上的紧张关系,但这种张力更多来自儒家意义上的“君主官僚制”变了种的平衡关系,而非西方式的分权制衡。皇权在宪政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得到削弱,宪政在制度设计层面上不但没有体现出高屋建瓴的功能,反而沦为了皇权的御用工具。

 

就参与层面而言,清末宪政改革,虽有着较多社会力量的热情参与,不过宪政运动的推进毕竟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上层政治人物和精英分子,距离广大民众实在太过遥远,一些著名思想家只对知识者阶层有号召力,对普通民众没产生多大影响。不但普罗大众,就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所宗奉的仍是皇权一统。由于宪法只依赖于一小部分人的力量,它极易成为政治家表达其政治意愿和思想语言的工具,失去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支持。

 

综观近代史,中自身的传统文化不能衍生出制度,而主要是以政策引主,是一上往下”的运动,只有官方间达到良性的互,只实现西方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良好合,才能在人念和行模式中有效地建立起对宪政的信仰,实现真正的政。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中自有法已近百年,然中政建设尚待完成。盖政之于法,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于政制之安排、社结构、公民之质与之信仰。故修易,行实难。”换句话说, 行宪政难是因为缺乏宪政行使的土壤,而这个土壤的培育正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同法国169年的苦难史一样。从清末开始,到民国的建立,到蒋介石的军政,一直到1949年大陆极权政权的建立(当然,另一支是台湾宪政民主的成功)。

 

1949年以后大陆的极权统治,与宪政理想的距离越。但若从历河的宏角度看,不难发现,我终没摆脱宪政努力的大范。即使极权统治的建立,也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中表明着的意义。改革开放的开始可以视为是一种回归,向中国近代发展大趋势的回归,因为我们摆脱了极权政治,开始进入寡头政治(虽然仍是专制,但毕竟比极权统治温和了许多)。 这个历程还没有结束,但可以知道越往后,这个历程就越接近于结束,宪政民主就越接近于成功。

 

时下政之有理由看成是近平上台后放的政治保守信。但客这样争论表明这样政是中国发展的大。反政文章一出,便遭到了人的集体吐槽。如同末的政改革一出台便遭到大多人反。但史的纷纭变换使人们对待同一事却出了完全不同的度。这样的改引入到成,直到在已成了大多人的人心所向。正是“政是中国发展的大”的有力明。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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