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

陈利浩:用信息技术完善直接民主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从希腊城邦时代的“直接民主”,到现代国家以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间接民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进步。但是,如何在间接民主的运行中体现“全体人民当家做主”,即直接民主的原则,也一直是政治学的热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此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
间接民主的主要理由

1.“规模论”。城邦规模较小,城邦内的所有成年市民聚在一起开会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是可能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剧增,没有一种技术方式能让居住分散、人数众多的全体公民直接讨论、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

2.“素质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对其进行判断、讨论、决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面对公共事务的普遍能力,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阶层”来决定和治理。

3.“制衡论”。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增多,公民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结果只能是“赢者通吃”,而通过代议制,各利益群体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议机构中进行博弈,实现制衡,最大程度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间接民主固有“异化”的弊端,亦即选举出来的代表(包括代议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执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驱使、政党归属等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代表选民行使权力,“只有在选举那一刻才是主人,选完后即成奴隶”是极端写照。如何在间接民主体制中贯彻“权为民所赋”的根本原则?采用怎样的思路、方法保证代议制不致“异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

在现代信息技术下,涉及社会管理的规模、素质和制衡等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1.规模。在高效的信息技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公民身份的确认、意见的表达已经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现场,足不出户就可以发言、投票、表决,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其他公民顺畅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问题。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软件系统,可以对公民的诉求和决定进行实时的汇总、分析、统计,“人数众多”或“意见纷纭”都不足以成为技术上的障碍。可见,信息技术将使社会管理的“规模”发生质的变化。

2.素质。随着互联网上积累的知识的急剧增加,随着网络信息搜索、分类工具的层出不穷,原来需要专家才具备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网能力的公民可以较快地基本掌握。

相信不少读者在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在网上求医问药,从而实现和医生的“专业级对话”。可见,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便利,使得个体素质差异比较容易得到弥补,对于大部分公共事务,公民之间原有认知、经验、能力的差异已不会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参与、判断和表达。

而且,既然选举者都在不断地知识更新,被选举者更加必须时时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议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3.制衡。在传统方式下,公民中达不到“多数”的各种意见很难通过表决机制得到体现,因此只能由选举的“代表”在代议制的议会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术下,对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径进行群体分类,对各群体的意见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如对涉及教育的某个事项,可以按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公众的分类对意见进行统计),最大程度地完善决策。

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则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沟通的实时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进行交流。因此,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应用举例

精准、广泛地征求市民的意见、建议。先对市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类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纠纷。

由市民对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传统方式费时、费力、费钱,评价方式简单,代表性较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对市民的多重分类,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评价的代表性。

如可以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内容自动群发到对应“教育”分类市民的手机上,将某一区域事务的内容自动群发到居住在该区域市民的手机上,实现“一事一评”;可以把年度工作内容群发到全体市民的手机上,实现“百万人评政府”甚至“千万人评政府”;评价的选项可以有多种,市民还可以另外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后台系统自动按多种口径进行分类、汇总,提供决策参考。这样不但能持续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度认同。

申诉、上访和处理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根本改变。在市民的手机绑定身份之后,申诉可以直接用手机写,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再也不用去信访局排队喊冤了。通过信息系统,政府也可以及时、清楚地了解:上访的市民是谁?什么身份?位于何处?有什么困难和冤屈?以前反映过吗?接访、处理、答复、跟进都可以通过后台和手机的实时互动来实现,
上访和截访不再是噩梦。

政府的各种服务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前置”办理。如市民要申办港澳通行证,只需在手机上提交请求,与手机绑定的个人信息就会自动进入申办系统、启动办理和审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诺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统随时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诉他最近的办证点,可以就近安排送达办理后的通行证,等等。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后,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手机和后台系统的关系,“门难进、队难排、人难看、事难办”的老大难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选举代表前,可以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自动群发到各位选民的手机上供及时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选民沟通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互动;在人大就某一事项讨论和表决时,代表可以把议题直接群发到每个选民的手机上,选民能通过手机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台系统能马上统计出某一代表所属选民的意见,每个代表都能据此去独立行使表决权、监督权。

村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基层人大等不少场合都需要进行选举。而地理距离、选举场地、气候、统计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着选举的范围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用于选举,通过严格的身份认证、记名和不记名的严密算法,每个选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统可以迅速计票,对于降低选举成本、扩大选举范围、保证参选率、提高计票效率等,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类选举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将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事务。

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少传统观念,可能会被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所颠覆。

例如,计划经济的思路很“理想”,但在稍大一点的生产、消费规模下,就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去有效“计划”,据说苏联的一个年度计划平衡表用早期的计算机计算需要几百年,所以计划经济就变成了“拍脑袋经济”,自然被市场经济所替代。

但是,市场经济有一些滞后、盲目、自发的“天然弊端”。如果随着网络和计算技术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时、准确地表达自己在未来某一时间段内的消费需求,软件系统能迅速对这些需求进行及时的收集和统计,并对生产要素和能力进行精确的规划和控制,也就是有了有效的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的技术手段,到了那一天,也许,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很可能又会取代市场经济?至少,我们对此不妨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总之,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而现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社会管理的体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已经是社会建设的一种推动机制、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光是“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承认、顺应、助力这一推动而不是相反,是每个希望社会进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职责。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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