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6日星期日

中国南方有一群行动派


  
     作者:安德烈   来源:RFI


    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失业者、上访者……他们是谁?如以流行的说法而论,也许尚属于草根,但所做的事情,却明确指向一个理想中的未来。他们自称是行动派。深信天赋人权,乐于公开示威! 行动方式:在闹市区举牌、示威、发传单。宣传民主,要求普选,公开官员财产,废除一党执政。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实现民主,一人一票! 记者通过电话找到其中两位,余刚和杨林。谈起他们投身于街头公民运动的缘起,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鼓励他们前进的坐标。
   
     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
   
     2006年,余刚放弃工作,行万里路,考察大半个中国后,意识到非以行动推动,中国断无实现民主之日。不但从此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动了许多人。
   
     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就是像西方一样能实施宪政,进行普选。我们一直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一直到2009年,二十年了,我看到 中国的民主进步不大。于是我们就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从2010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走上街头,举行街头示威,一直到现在。最近感觉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官方跟警察步步退却。我们在向前挺进。而且许多人鼓起了勇气,参与到队伍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街头示威需要勇气,一开始并不顺利,也难以发动,但是,随着他们的坚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而且越来越大胆,到闹市区公开地去鼓动人民。余刚侃侃说来如数家珍:“我们在2010年只有一次活动,在深圳市区的中心地带举牌演讲,要求举行普选,废除一党执政,全过程只有一个半小时。2011年,我们搞了四次,都在广州,有要求普选的,有人权日宣传活动,有声援乌坎民主运动的。2012年,我们上街七八次,有宣传民主的,还有批评政府的,还有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今年就更多了。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广州和深圳一带举行了40多次。在年初发生南周事件期间,我们 进行了大力宣传,有三天的现场活动搞得非常火热”。
   
     从来没有过做公民的尊严
   
     杨林是余刚的朋友,感觉像一位斗士。他愤愤地对记者说起自己投入公民运动的动机:“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直没有尊严。现在共产党都黑社会化了,人民的利益也被官员剥夺。政府不是说有法律吗,但是中国的法律一点都没有法律的尊严。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结果人民受到很大的伤害。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许多老百姓没有工作”。
   
     站出来,从事街头示威,要承受多大的风险?杨林承认压力很大。但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需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苏联共产党垮台,人家走向民主了,值得我们学习。叙利亚人民,利比亚人民的斗争精神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要向他们一样成立反对派”。
   
     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街头示威经常遭到镇压,但是广州深圳的这伙年轻人说起来好像玩游戏一般。余刚表示:“每次都有干扰和抓捕,抓了以后就放了呗,嘿”。不过,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点沉重:“偶尔有的人会被判刑,蹲过一年的监狱。现在还有,我们行动派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刘远东2月份被抓进去的,现在还在监狱里。还没判刑,但是要判刑。我们在为他声援”。
   
     当局的打压,警方的抓捕,都不能改变余刚的意志。北京不久前有“四君子”公开打出牌子,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但被抓捕起来,至今仍在囚禁之中。余刚杨林他们难道不畏惧吗?余刚沉吟了一下:“我们越来越不畏惧了,刚开始还是非常畏惧的。但是,需要锻炼吗,因为为自由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杨林的看法更乐观,他认为共产党内部已经很腐朽,中国社会改变的时刻快到了。“我认为风险不大,他们现在虽然权力很大,但我跟他们这些官员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愤怒。包括许多处级官员”。
   
     六四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六四24周年快要到了,他们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他们行动的坐标。六四事件发生时,余刚刚刚二十岁,大学三年级,参加了游行。他们每年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举行活动。余刚说:“六四肯定是让中国人非常难忘的事件。一直到民主实现之前,六四都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记者电话采访时,杨刚刚到北京。他来北京除了要声援被当局拘押的十几名维权人士,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特有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他说:“我现在在北京,我的目的很明确,现在六四马上就到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共当局必须给人民一个说法。几十年来,中共给人民欠下累累血债,我们要求中共要有一个交代。我们要纪念六四事件的牺牲者,因为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柱,我们不能忘记”。
   
     作为六四一代人,为了投身民主运动,余刚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余刚1968年出生。1986年到1990年在南京华东工学院读大学。1990年到1996年在成都工作。96年到2006年到广东深圳上班。2006年之后,因为经济条件有了改善,就不上班了,到全国各地考察,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工作。后来他发现,六四过去了20多年,中国还是很黑暗。就决定致力于宣传民主促进民主的运动之中。2006年开始,他开始在几个大城市轮流居住。08年在北京住了一年,想在那里宣传民主的 理念。09年在上海住了一年,2011年在广州住了一年,最后又回到深圳。2011年他在广州遇到了很多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于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大家一起走上了街头,队伍慢慢壮大了起来。他说,在广州和深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街头民主运动。
   
     杨林的个人经历没来得及多问:记者凭感觉冒险问他是不是上访者,他幽默地回答,“跟上访也差不多。但现在脱离上访了”。因为他觉得上访只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对他来说,现在更需要做的就是要求废除一党专制。
   
     这边风景独特
   
     从网上论坛,微博和推特上,可以感觉到广州和深圳有那么一种小气候。似乎沉寂了,突然间嘈杂了起来。那里好像是行动派的大本营。为什么又是在广东?余刚觉得可能与这里的民风有关。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地带,离香港很近,人民思想比较活跃。“从最近100多年的近代史看得出来,广东地区也是最西化的地区,它是领导中国向西方文明迈进的领头羊。所以说广东这边的人思想压制不住,平常生活里面就喜欢谈论政治,不像北方那边的人那么恐惧,他们敢说”。
   
     广东的街头运动渐渐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跟像余刚一样精力旺盛,信心满满,有意志的青年活动家有关。余刚则谦虚地说这跟广东人民的努力有关。余刚认为,在广东宣传民主,也很容易被人接受。如果是在北方,比如在北京,可能他们会得不到那么多的呼应。
   
     一直以来,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民主是西方的制度,不适应中国。谈到这里,口气一直平和的余刚突然有点愤怒:“没有这回事。人都是没有区别的,怎么说民主不适应中国,人都渴望自由幸福,这是官方故意搞的诡辩”。
   
     期望别人施舍自由只是妄想
   
     对刚刚上台的习李政权,海内外多少都有点期待,希望他们能最终推动政治改革。对此,余刚不抱任何希望。他说,真正看得透的人,和他们有一致理念的人,有深刻思想的人,都不相信现政权。“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专制体制就像一只猛兽,像一只狼,它是吃人的。你让专制体制自己改变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本来就是邪恶的,你想让一只狼变成一只羊,那是徒劳的幻想。而且,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上,运用花招来欺骗大家,让大家不断地抱有希望,这种骗局太多了。可是,一般来说,人民越软弱,甚至一些民主人士越软弱,越没有思想,他的事业越成功,越期望着别人给他施舍自由,这是一种失败情绪之下的一种妄想”。
   
     杨林更没有幻想。他说:“流氓就是流氓,土匪就是土匪。从1949年开始,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比拉登还要恐怖。这个党给人民,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可比的”。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余刚看来就是一党执政,就是专制。腐败只是专制制度表现出的一种现象,专制不去除,腐败就会一直生长下去。只要这个体制变成民主,变成普选,变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腐败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一切都是公开的,而且还有反对党,像台湾,像香港一样,腐败就成了个别的现象,只要发现腐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余刚最后希望海外媒体多报道他们的消息,这样就会更快地促进中国民主的实现。记者坦承,每次采访他们这些“活跃分子”的时候都会有顾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余刚笑着劝记者,“这个不用去考虑它,我的电话随时都是监听的。公开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不用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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