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应学俊:“宪政”恐惧症病根何在?


 

     【核心提示】迷恋人治猖獗时代的绝对权力无边界,恐惧和痛恨习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宣示(制度笼子首先就是《宪法》和法律),这就是“宪政”恐惧症的病根所在,关键所在。至于什么谈社论资贴“西方”标签,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的幌子。根据事实和逻辑,舍此无解。



     今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服务型政党需要宪法思维》,开篇即言:“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需要基于宪法理念、确立宪法权威、强化宪法意识。”该文最后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党只有从凝聚宪法共识开始,以宪法理念为价值追求,以宪法精神为方向指引……”这起码是一篇逻辑严密、务实求真的文章,值得一读。全篇虽未涉及正在争论的“宪政”二字,但明确显示的正是“宪政”理念。尽管官媒风向不定,但这无疑还是给“宪政”恐惧症者当头一棒:该醒醒了!这毕竟也是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发出的声音,但经历过文革的国人不会再以位高权重嘴大而盲从了,重要的是该文不像”环球“和杨晓青们的文章那样漏洞百出,恶意构陷,指鹿为马,无视政治常识。

   

     针对杨晓青教授和《环球》有关文章和社评,笔者已撰文予以评论和反驳,笔者已有《反“宪政”是兜圈子阻挠依法治国》以及《与“环球”和杨晓青们共学毛选》等文。故本文就可以省却一些基本概念的阐述,而直截了当谈问题了:“环球”和杨晓青、司马南一类“宪政”恐惧症患者为何惧怕和痛恨依中共领导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而行宪政”?为何对中共宣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屑一提?

   

     对于“宪政”恐惧症患者,根据“环球”和杨晓青教授们为代表的“主诉”,似乎“病根”在于:害怕行“宪政”会搞出“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中共宣示几不搞的东东。但这是非常奇怪而不合逻辑的,怪就怪在他们这些搞政治理论的却似乎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常识——

   

     中国现行《宪法》是在中共领导下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如《环球时报》社评所言:中国“宪法规定了中国的基本国体、政治制度以及人的基本权利”,而且现行《宪法》“序言”中还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依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的这样的《宪法》行“宪政”,如何可以改变“中国的发展之路”和“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一言蔽之概括:“依法执政的关键是依宪执政”。因此,行“宪政”只能更有助于包括规定国体、政治制度在内的《宪法》更加稳定有效运行。所以《环球》和杨晓青们的谬论完全是反“宪政”的幌子,是拉大旗做虎皮吓唬百姓的,“宪政”恐惧症的病根并不在此。

   

     杨晓青教授杨晓青们和“环球”等也许会说,搞“宪政”了,进一步就可以修改《宪法》,于是就可以达到“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险恶目的。——此种构陷太过荒谬,试问:在从未提“宪政”的1954-2004年间,中国《宪法》不也修改过多次吗?这些修宪是“宪政”导致的吗?事实证明:修宪是与时俱进的必然,却不是“宪政”导致的结果。“修宪、立宪”和按《宪法》治国理政之“宪政”是性质不同的两套程序——正如立法和司法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因此,对行“宪政”如抱有这样的担心,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忽悠人就是极端无知的杞人之虑。

   

     那么,“环球”和杨晓青等等为何患上“宪政”恐惧症呢?他们究竟怕什么呢?于是,我们依据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不能不做出如下的逻辑推断,捅开最后一层窗户纸——

   

     “宪政”恐惧症患者习惯并迷恋着往日人治猖獗时代“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无边界,害怕权力受限制被规范而带来某些个人、利益集团“依法”受限、利益缩水,害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进一步依法获得更多保障而越来越接近《宪法》规定的“当家作主”地位,于是为官者则须从“老爷”往“公仆”那边更多一些靠近——这才是“宪政”恐惧症患者病根所在。舍此几乎无解。

   

    

“宪政”恐惧症病根何在?/应学俊 

 

    

    

     因为“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权”——依《宪法》限制权力和规范授权,杜绝“权大于法”“滥用职权”和“违法执法”为所欲为,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法律化的国家政治秩序而使其有序平稳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宣示——这“制度”首先自然就是《宪法》。而“宪政”恐惧症患者在习总书记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后,由《环球时报》代言针锋相对地抛出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可这“中国实际”指的是什么?——“你懂的”。所以一本正经地谈社论资给宪政贴上“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标签,那完全是糊弄人的幌子,是拉大旗做虎皮吓唬老百姓。怕“限权”才是病根所在。前面已做分析,不缀。不信请看——

   

     “依宪执政”——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摇摇欲坠了,央视发布新闻:年内将停止劳教制度的执行,因为这个“办法”违反了《宪法》相关规定——《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作为政府机构的“劳教委”并非检察院和法院,由他们做出逮捕任何人的决定是违宪的。没有“宪政”,多少唐慧、陈平福、转发微博的大学生村官、转发短信的重庆某职员、短信“一坨屎”的作者等等等等在无需检察院法院批准的情况下被政府劳教委“便宜行事”地关进劳教所受折磨,实现所谓“维稳”。而一旦严格行“宪政”呢?不属于司法机关的政府“劳教委”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没有了,甚至劳教委也要被撤销了,“维稳”也必须“依法”了,稍稍强化一点“宪政”意识,为“截访”而随意关押访民者也开始有被起诉法办的了。至于会有《违法行为矫治法》“替代劳教办法”,但毕竟不会再有非检察院、法院的其它组织机构去决定逮捕一个公民了。这便是“限权”和“规范授权”。这便是“宪政”使某些人纠结、恐惧的缘故之典型一例。

   

     “依宪执政”——公民的人权、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将依法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依《宪法》和《物权法》,政府或其它部门想随意“强拆”民宅占据宅基地的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了,非法“强拆”不行了,官商勾结麻烦了;而随便监视公民居住的行为也属违法了,弄不好就有“民告官”了,某些人对“宪政”怎能不感到纠结而痛恨?

   

     “依宪执政”——《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1989年制定了《集会游行示威法》(似乎执行过严);但与第35条相配的其它有待完善和建立的法律还不少:比如我国还没有一部保障与言论和报道自由相关的《新闻法》等,所以扯不清的“媒介事件”时有发生;在网络自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还没有一部相关法律保障公民真正的言论自由权,并不违法的言论也常常遭到非法屏蔽和封杀,某些网站根据“领导”的口谕甚至设置关键词入电脑服务器进行机器“执法”(过滤屏蔽)封你没商量,等等……这也都需要“依宪执政”——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言论发布和布管理者的权限。而一旦立法,有许多法理就必须讨论清楚;一旦立法,就必须依法管理。公民固然不可发布违法言论,而动辄不依法的“封你没商量”可能就有点麻烦,弄不好会官司上身,想实现“舆论一律”也更加困难(数亿国人舆论的多样化是自然的真实的,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雷政富以及表叔、房姐们“安全感”受到极大威胁,权威受到极大挑战,官商勾结的黑幕不断被撩开,臭不可闻的“粪”不断被扒出——这怎么不令某些人头疼、纠结和恐惧?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依宪执政”——《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地位提升到最高,于是,公民有权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无须保密而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如果政府推诿拒绝,公民则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令某些法治观念淡薄的政府首脑颇为尴尬。往日如老爷般的“公仆”竟然要坐上被告席与“草民”平等参与诉讼了,有的还真的败诉了,这个弯子有点难转,令某些官“人在囧途”而恼火,当官不再是一件完全惬意的事儿了。依法治国,信息公开,“三公消费”这样一些原来长期藏在暗箱中的猫腻也必须见光了,于是据说全国一年用于公费购车养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的费用高达9000-12500亿(网曝非精确数字),令国人目瞪口呆,有公民惊呼,少用两千亿,全国百姓的医保水平能提高多少啊!但有些官员对如此公开是很不爽、很不习惯、很纠结的,至今许多地方政府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政府信息公开举步维艰,引起百姓怨恨。

   

     “依宪执政”——我国并未将“三权分立”列入《宪法》条款,并宣示“五不搞”,但《宪法》第126条也做了如是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按此条款,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人民法院以外的党政首长是无权向法院、检察院下指令横插一杠干扰具体司法的。然而现实中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最多,造成许多诸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权大于法”“滥用职权”和司法不公、执法违法的现象,引起严重社会不稳定,也导致“维稳”经费飙升。而“依宪执政”,就应依据《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认真研究、厘清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法规,实现“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毋庸讳言,这又将直接产生对某些人和党政机构的限权和规范,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这样,某些人和部门又“不爽”了,似乎原先那种“绝对领导”的权力变得不那么“绝对”了,有边界限制了,这就又纠结了,甚至对“宪政”恐惧甚至痛恨了。

   

     “依宪执政”——《宪法》虽明确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但也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是说,坚持党的领导也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宪法》,中国共产党、政府、军队武装力量也不可违反《宪法》。一些法治观念淡薄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一切由“党委”或“书记说了算”的人也会感到不爽,他们始终搞不懂共产党为何要自己领导制定一个限制自己权力的《宪法》?受到限制又怎么能实现“绝对领导”?他们对于党通过法治来实现领导,或是无法理解,或是不愿接受,认为这似乎与以往太不一样,认为没有“紧扣中国实际”(环球语);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咱具有“绝对领导”权的执政党咋就变成了“服务型的政党”?还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纠结啊!

   

     为了理解“环球”和杨晓青们为何反对“宪政”或曰患“宪政”恐惧症的病根所在,为了理解“杨氏逻辑”和“环球”逻辑,我们不得不扫描《宪法》条款并对照实际以厘清事实和逻辑。如果“宪政”恐惧症患者们认为笔者分析、推断错误,欢迎争鸣、探讨。

   

     看来,一句话,迷恋人治猖獗时代的绝对权力无边界,恐惧和痛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他们反对“宪政”的关键,亦即病根所在。扯什么“姓社姓资”那是糊弄小学生的把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已列入《宪法》,而要将《宪法》付诸实施,实现习总书记所宣示的“依宪执政”,我们不知除了走“宪政”之路还有什么路可走?

   

     “环球”和杨晓青们真的为了一己私利或某些集团的利益要把中国《宪法》硬做成仅供观赏的“花瓶”?或是玩被毛泽东痛斥的蒋介石集团搞的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政治把戏?甚至连“羊头”也不愿挂?你们那套动辄谈社论资的空洞论述和心怀叵测的恶意构陷能蒙住13亿人的眼睛和人心吗?逆历史潮流而动、忽视民心向背的结果是什么你们难道不清楚吗?如按你们的那些谬论行事——有《宪法》而不行“宪政”以达到模糊处置随心所欲“便宜行事”——能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尽快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长治久安吗?社会能有序而稳定吗?能使中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吗?能有助于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吗?

   

     毛泽东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毋庸讳言,毛泽东虽未行“宪政”,且后来还践踏《宪法》和法治,在全国“砸烂公检法”搞了十年文革动乱,使国家遭受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重大损失……但是,毛泽东在1940年还是竭力呼吁“宪政”的,并痛斥不愿行“宪政”或搞伪“宪政”的蒋介石集团和我们队伍中的某些糊涂蛋,这是历史,必须有一说一尊重史实。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认为,当今中国想成为不齿于13亿国人的“狗屎堆”的人的确有,但肯定不是多数,更不是平民百姓;我们还相信,国人绝大多数是热烈拥护和急切呼吁实施“宪政”的,不信请认真做一次广泛的民调,让事实和数据展示人心向背。

 

        (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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