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

张柏涛: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的关系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利益矛盾也日渐突出。中产阶层的兴起、各种维权活动勃兴,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原先需要实体组织才能进行的动员,在虚拟空间便可完成,大大降低了抗争的组织成本。虽然威权体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此起彼伏的维权抗争正是中国公民社会在艰难条件下不断成长的明证。

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的关系

  张柏涛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据说是中办抛出的主要针对高校教师的“七不讲”,其中涉及的七个方面除了公民社会外,其他都是显而易见的。公民社会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其概念比较模糊,其属性也有很多(并非一定是对抗政权的)。国内高校的很多专业都涉及到了这一概念。不让讲公民社会,估计很多老师的课题无法进行下去,很多讲义需要另起炉灶了。


公民社会是什么?


从民主政治的标准以及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来看,真正的长久的民主政治不是政治家的一个口号,民主政治的实现更不能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而是需要社会各个层面接受并逐渐内化为各种规则,以此来约束和指导各种政治行为。对于国家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制度或规则,而对于民主国家的绝大多数个体的人来说,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渗透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的理念。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社会就更无从谈起了。因为政治归根到底是人的政治,而要将民主内化为一种自发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就需要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类型的多元化、自主性的社会。一般认为,这种社会环境就是公民社会。政治民主没有公民社会作为基石,没有以多元利益组织为基础的公众参与作为其结构性安排之一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因此,在民主政治的生长过程中,民主政治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公民社会起了比民主的制度和规则更为重要的作用。


公民社会是指在政府控制之外有自己较为独立的活动领域抑制国家的权力过分膨胀,将本应属于社会的部分权力回归社会,并达到制约国家权力的目的,这也是真正民主的国家理应达到的状态。产生于近代市场经济的公民社会,曾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改革的动力。公民社会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注重联合起来要求和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试图建立一种民众可以有自己发言权并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结构,即与专制王权对立的现代民主机制。因此,从公民社会诞生之日起,它就是反专制和亲民主的。


尽管在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是否一定呈现因果关系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论,例如有的学者将公民社会看成是民主发展的指示标志而非起始之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内在共生性。一般来说,公民社会形成后首先可以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反过来当民主成为一种规范政治的固定机制时,也可以给公民社会提供保障。有的学者则加强调民主制度的先生性,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输入后,公民社会才能得以复苏。这一观点对于后发的现代化民主国家或者说是具有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更为适用。由于这些国家政治上的严格控制,公民社会很难突破重重限制而发展起来,只有当政治民主转型之后,公民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反过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又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巩固。


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公民社会的成长是贯穿于整个民主化过程和民主巩固过程的。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经济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结构,促进中产阶层的增长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即伴随着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并且这时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反专制、求民主的属性。而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公民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原先的反专制传统会随着制度的变化而转变为对自治和参与的追求,并因此会使民主制度的根基逐渐牢固。


韩国的公民社会发展与民主转型


公民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公民社会发展状况的一把标尺。韩国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进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公民社会团体萌芽时期(20世纪初——50年代初韩国市民团体起源于20世纪初,例如红十字会、兴土团等。兴土团是独立党领导的组织,曾经为朝鲜的独立发展积极搜罗人才,定期举行聚会,在韩国建国前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组织。虽然这些自主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现代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已经具备了公民社会团体的基础因素,可以说是韩国公民社会团体的雏形。


二是公民社会团体发展动荡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在经过短暂的民主宪政时期后又进入了威权政权时期。威权政权为了控制社会,将原有的公民社会团体收编为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同时,政府对民众的言论、集会自由实行严格的限制,对非官方的公民社会团体进行严密的监督和控制,这些做法阻碍了非经济性质的独立的社会团体的形成以及公民社会的活动,在威权政权的打压下,公民社会团体的活动曾一度转入地下。但是,这一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政治高压之下的社会结构慢慢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的逐渐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准备了主体力量。虽然这一时斯公民社会团体的活动受到了严重阻碍,但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力量是不断发展的。


三是市民社会团体的快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经济的持续发展加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公民社会团体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1987年韩国政治民主转型之后,公民社会团体的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公民社会团体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趋向于频繁和有序。


韩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在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后,冲破威权政权的控制逐渐发展起来的。197912月,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曾试图加强威权统治,但是遭到了公民社会团体的激烈反抗。特别是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使当权者认识到威权统治已经不得人心,再加上外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以及美国的压力,全斗焕政府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国内外民主化的压力,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例如修改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7年并不得连任,还放松了对反对派的控制,从此开启了韩国政治民主转型的进程,国家权力逐渐收缩,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减少,公民的政治权利不断增加。1987年韩国新宪法颁布,进一步扩大了公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建立政党和选举的自由等。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使得公民社会团体开始大批出现,并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运动。


威权体制下韩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解构了一直以来韩国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模式,形成了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自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兴起客观上对国家的权力形成了制约,使得在韩国历史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威权统治无法再存在下去,为韩国民主转型提供了社会条件。但是相对于民主转型,韩国公民社会持续不断的成长对民主政治的巩固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韩国公民社会发展与民主转型关系的启示


公民社会在韩国的发展及所起的作用,对于同处东亚的中国来说有诸多启示。


第一,虽然公民社会在威权体制下的有限发展确实对民主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韩国民主转型并不是完全由公民社会的发展导致的。换句话说,威权体制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限制,使其在民主转型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不可夸大公民社会对威权政权的反抗作用。


作为东亚国家的韩国,在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民主理念的引入及政治上的试行,都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虽然在民主转型之前韩国公民社会已经积聚了很强的力量,并在推动政治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威权政权的严密控制,公民社会团体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威权政权由于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被迫接受了民主化政治转型,放松了对社会团体的政治管制,公民社会才迅速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展对带有威权特性的民主政权来讲是很有力也很有效的监督。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的相互作用下,民主制度才得到了完善和巩固。放眼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先转型后又退回到威权专制的许多国家,其失败的根本性原因即在于公民社会没有发展起来,没对国家政权形成有力且有效的监督,也没有在公民社会团体里对百姓进行有效且长期的公民训练。


中国在1912年即建起了民主的中华民国,号称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但转型后马上又退回到了威权体制,直至1949年后建起了极权体制。民主不能得以巩固的原因虽然可以找到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公民社会成长乏力,既不能独立于体制,又不能对体制形成有效监督,也没能对百姓进行有效的公民训练,老百姓还停留在“臣民”的意识里,渴求明君。


第二,韩国公民社会是在与威权政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韩国威权主义政权不但没有给公民社会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渠道,反而对其进行抑制和打压。因此韩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最初更多地表现为对抗和冲突,特别是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发生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民主转型以后,韩国公民社会能得以大力发展的先决原因在于转型以前。转型以前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有限,但却是在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生命力极强,一旦对其构成限制的主要条件消失,便会蓬勃发展起来。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利益矛盾也日渐突出。中产阶层的兴起、各种维权活动勃兴,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原先需要实体组织才能进行的动员,在虚拟空间便可完成,大大降低了抗争的组织成本。虽然威权体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此起彼伏的维权抗争正是中国公民社会在艰难条件下不断成长的明证。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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