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星期二

张鸣:漫议革命发生的机制



来源:作者博客   2013年5月8日

革命在中国,好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执政者在野的时候,想革命,执政之后,依然说革命。但暗中却把自己革命成功所有的因子,悄然悉数扼杀。多少年来,革命在中国都是一个泛化的概念,陈胜吴广式的农民造反,似乎也是革命。而且一说革命,就是底层造反,起义,战争,混乱,然后颠覆统治者。这样泛化意义上的革命,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在中国,所有人似乎都有答案。这个答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命就来了。

但是,在历史上,农民活不下去了,真的会造反吗?未必。一般来说,农民活不下去的时候,首先的选择,是逃荒,携家带口逃离活不起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其次,就是等死,逃不走,就待在家里,活活饿死,或者自尽。其三,如果有领头的,去吃大户,一般来说都是和平地吃,不是把大户抢了,把人杀掉。即使到了这一地步,离造反还远着呢。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那三年的大饥荒,举国没有不挨饿的地方,即使能逃,也无处可逃,似乎没有听说那个地方农民暴动或者起义了。饥荒最严重的河南信阳,许多国家的粮仓,在尸横遍野的灾区傲然挺立,居然没有饥民去抢。也就是说,别说造反了,饥民宁可饿死,连粮都不敢抢。按说,饿死也是死,抢粮,至少不会都死,至少在镇压来到之前,多活几天,换句话说,死也弄个饱肚子,但他们就是不敢。

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众相信,导致饥荒的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们就会认命;只要民众没有感到其中有特别的人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觉到了这种因素,也没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也会认命;只要不存在抗争的文化和风习,他们也会认命;只要没有反抗的种子,没有领头的人,也没有社会组织资源,他们也只能认命。有的时候,即使所有导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没有即时发生的巨大而且难以克服的恐惧,而且导致集体的恐慌的情况下,也未必会有造反。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有秦政残暴的现实,但如果没有失期当斩的恐惧,陈胜吴广即使再有本事,也无法让戍卒们造反。即使有了这种恐惧,如果没有陈胜吴广的煽惑,也反不了,最大的可能是,这些人老老实实被押着走到刑场。即使有了煽动者,也有了恐惧,不把恐惧煽惑起来,变成普遍的恐慌,恐怕陈胜吴广也未能如愿。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煽动者还要玩弄一点鱼腹篝火的权术,最后才能成功。

近代的世界,动荡都比古代要频繁。近代中国由于转型和变化,动荡的可能性就更高。中国近代四大“革命”,义和团无非是奉旨造反,不必多说。而太平天国起义,首先是有王朝末世病的发作,统治机器锈蚀,民不聊生的情势。其次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流民不轨人士领头。其三有拜上帝教的组织。其四有两广多年土客籍大规模械斗的恐惧(官府站在土籍一方,而起义者都是客家人)。最后还要加上一点神灵附体的权术操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也像类似。第一是有清末新政中间,满人少年亲贵上台后,开改革倒车,拼命揽权,集中资源(铁路国有)的恶行,导致绅商离心举国解体的革命形势。第二是革命党多年在新军中组织工作。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湖广总督瑞澂在知晓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和起义计划之后,处置不当,让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以及跟革命党接触过的人,误以为他马上要按图索骥,开刀杀人,由此造成了普遍的恐慌。而后来的红色革命,组织者不必说了,革命形势比较复杂,既有外国入侵的因素,更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举措严重失误,内战政策导致经济崩溃的原因。

近代最有研究价值的革命,是辛亥革命和红色革命。一个是精英革命,一个是底层革命。
先说红色革命。谁知道中国红色革命就是农民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有些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衰败,因为衰败,生活困苦,生不如死,自然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中共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结果没人响应,这些党员被逼极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本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

实际上,就中国红色革命而言,正经八本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有时未必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本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但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却从开始就很有意识地要利用这些“革命先锋”。他在大革命开始时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原文)中,就明确指出了流氓无产者的革命性,认为他们如果使用得法,绝对是革命的动力。他上井冈山,一上来就跟两个山大王合作。当然,流氓无产者,在红色革命中,还不是火种,火种是一些职业革命者。流氓无产者,顶多是煤油。发动这样的革命,必须是火种、煤油和干柴三者的结合。

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孙中山的革命党,作为火种,已经发动了多次的革命,他们甚至有意识地利用流氓无产者的会党,作为革命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1908年到1911年满人权贵的倒行逆施,使得已经获得权益的地方绅商感到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些绅商,恰恰是清朝新政的获益者和支持者。没有他们的普遍倒戈(南方的绅商领袖,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都倒向了革命),即使武昌新军起义闹成了,也会被扑灭,顶多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兵变而已。

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时候,并不存在民众活不下去的普遍革命形势。但社会精英却因为权益受损,被无视而陡然被剥夺感和委屈感暴增,在有人点火的时候,出来添油,导致了革命的成功,统治者被推翻。所以,跟红色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破坏不大的上层革命。
比较这两场革命,我们发现两场革命的共性,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因为统治者的重大失策,而导致利益严重受损。红色革命是因为中产阶层遭遇劫收、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改革等一系列的剥夺。而辛亥革命,则是权贵回收权力,掠夺资源,导致已经成气候的地方自治,受到严重威胁。虽然说,两场革命中的中产阶层,都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但他们的被剥夺感和委屈感,都是最强烈。在两场革命中,民众都是跟着走,即使贫困到了极点,如果没有人可跟,他们顶多外出逃荒,山上当土匪。

有心造反的火种,几乎在任何时代不缺乏,但火能不能烧起来,还要有干柴和煤油。即使三者皆备,还要看社会精英的态度,如果精英都无心力撑,甚至要倒戈了,那么统治者也就到寿了。在所有的革命机制里,只有革命跟进性的民众,其实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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