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新京报社论:他们为何爱户口?


为什么官员爱户口?无非两个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逃避反腐部门的追查。官员需要户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下,依附于户口上的现实利益依然很多,政府依然在利用户籍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
我们不能再无视户籍改革的裹足不前,必须拿出勇气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各种现实利益,还户籍只用于证明公民身份与人口统计的本来面目。


发布时间:2013-01-26 10:50 作者:新京报社论
 

  导语:公安机关为什么要为龚爱爱们知法犯法?简单地说,不是畏于权,就是诱于利,前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干预,后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收买。

  经济观察报社论中国人口其实没有13亿,因为很多人是“双户口”——这是郑州“房妹”被曝一家四口均有两个户口后互联网上的调侃。后来,网友再次被“雷倒”,“双户口”不算什么,“房妹”之后有“房姐”,陕西神木原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有4个户口,其中之一落户于万人梦想的北京。她四重身份下的房产,目前已查出的是神木两套、西安两套、北京三套。

  其实,多户口比多房产更让人瞩目。后者还有辩解的空间,可以说是用打理煤矿的“合法收入”买的,但对前者呢?只能哑口无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龚爱爱的4个户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合法”所得。

  这事儿很“奇葩”,但在中国又很常见,龚爱爱绝不是孤例。已经被曝光的还有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局长陶勇,利用职权伪造身份证,以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陈文铸,持虚假第二身份证6年,频繁出入境赴澳门赌博。还有更多的“双户口”官员尚未暴露于阳光之下。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能弄到“多户口”?要知道,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素来严苛,普通公民想多办一张身份证完全没可能。而北京户口,在黑市上已是50万难求,很多人为了它不惜先考研、考MBA,然后再花钱,不跨过这些门槛,有钱也买不到进京指标。

  如果说这么多官员的“双户口”都是信息录入失误所致,实难让人信服,只有公安机关内部的审批人、经办人营私舞弊、帮着修改甚至伪造材料才能办到。身为公安局局长的陶勇很容易,“监守自盗”即可,其他人呢?公安机关为什么要为龚爱爱们知法犯法?简单地说,不是畏于权,就是诱于利,前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干预,后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收买。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郑州“房妹”和神木“房姐”事件,不能止步于注销非法户口,也不能止步于清查个别涉事公安机关职员,还要进一步筛查全国那些隐藏着的“双户口”,同时思考设计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腐败面前为何不堪一击。其实,制度的设计只是第一步,能否有效执行,能否有效被监督才是关键。

  另外,我们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官员爱户口?无非两个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逃避反腐部门的追查。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纪委想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实行?住建部要完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没关系,可以弄两个户口避人耳目,“裸官”之外的又一对策而已。山西运城纪委官员张彦就是一个例子,张彦在京晋各有一户口,其公公为前运城财政局局长,她山西的身份证用于为丈夫与公公买房、转移资产。这对反腐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便能逐渐把官员的财产信息公布于阳光之下,谁来保证这些信息是真实的呢?那些成功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国家何曾能想到,还可以从身份这个根子上造假?

  官员需要户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下,依附于户口上的现实利益依然很多,政府依然在利用户籍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多弄一个户口,可以绕开限购政策,绕开第二套房的高利率;多弄一个户口,可以多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或者两限房,它们与商品房价差巨大,利益优厚;多弄一个户口,尤其是热门的北京、上海户口,孩子在高考中的竞争力要强上数倍。如此种种,加大了户籍作为寻租对象的可能性,人为培育了滋生户籍腐败的温床。由此,我们不能再无视户籍改革的裹足不前,必须拿出勇气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各种现实利益,还户籍只用于证明公民身份与人口统计的本来面目。


来源: 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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