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石春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大体上有如下途径:
1、官倒谋利。
2、包揽工程。
3、国企改制。
4、买官卖官。
5、圈地拆迁。
6、投机炒作。
综上所述,这些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凑合在一起,相互利用,肮脏一气,构成了一个与改革相悖,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党的执政,对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首先,它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其次,它引发的“两极分化”将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年过九旬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一次会上回答记者 “中国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时坚决而响亮地回答:“权贵资本主义”!
据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宣布,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国家。
温家宝总理说得好:“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没有革命性的变革,就难免会有比改革更难受的“革命”!



  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9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老人家更是高瞻远瞩地明确强调:“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时隔40多年,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也再次重申,“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从这个意义上讲,30多年后的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相同的挑战:要继续发展,就需要破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弊端,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一)

  所谓既得利益,是指借助于公共权力谋取私人或部门的特殊的,非正常的或不止当的利益。而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思想与行为的群体化。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所得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应该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制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一些服务于公共需求的机构和部门在利益驱动下,依托政府公共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本职,超经济的利润。他们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常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与其它劳动者的收入拉开了差距,甚至导致了两极分化,形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把特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掌握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公共资源、公共政策几乎成为他们谋取和维护其个人和集团利益的“私家车”。当前各项改革难以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力。

  为什么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总是在争议和扯皮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呢?从2009429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算起,众所期盼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数易其稿,至今难觅其踪。

  为什么从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始,“公车改革”已经搞了16个年头。虽然不时油门轰轰作响,但整体而言可谓是步履艰难。如果再加上“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这“三公消费”已成了党和政府的顽疾。表面上大家似乎都慷慨激昂,深恶痛疾,而实际上却习之成癖,要改也难。有人公然扬言,“没有ˋ三公ˊ,当什么官”?

  为什么国务院对调控房价出台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尽管下了“死决心”、打了“组合拳”,可是从全国来看收效甚微,房价下调不大,甚至出现了“经理”向“总理”叫板的现象。个别地方明降温暗托市,保障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供给乏力,地方的软顶硬抗,让中央的调控成了扬湯止沸,穷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

  为什么当前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乱收费,乱涨价屡禁不止,为什么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为什么各种污染频频发生,为了自己发财,那管它“洪水滔天寸草不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到底,都是既得利益在作怪。

  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我们,目前在社会上,在党内和政府内部,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片面追求GOP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权力和利益联姻,形成了以权力和职权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而言,强调以人为本、建立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社会,推动建立服务政府为内容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深化改革,意味着他们目前所拥有权力的切割、让渡、弱化、转移和剥夺,只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对现行的行政体制存在高度依赖和维护,因而对深化改革的诉求和认识的动力存在严重不足,甚至是严重的惰性和抵触情绪。对他们而言,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兑现,权力倾刻转化为经济利益。如此等等,形成了我们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极大障碍。鲁讯先生说得好“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去年124日,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精辟地说:“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阻力。如果改革不想触碰特权甚至由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掌握,如果不能让广大群众参予、监督,所谓的改革就难免会在原地打转转了”。此言可谓是入木三分!事实证明解决某些问题,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和魄力。

  (二)

  那么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大体上有如下途径:

  1、官倒谋利。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有些人利用于中的权力和关系,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玩“空手套白狼”,长袖善午买空卖空,聚敛“第一桶金”。

  2、包揽工程。90年代中开始,利用国家大力投资基本建设的机会,以招标为幌子,利用权力行贿受贿,包揽大工程和大项目,从中打白条,吃回扣,捞差价,以致“楼上去、干部下来,项目结束,干部垮台”,大批“豆腐渣”工程也应运而生。

  3、国企改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为契机,鼓吹“与国际接轨”“经营者执股”;化公为私,以各种巧妙手段,侵占国有资产,一夜暴富,美其名日:“红色资本家”。独占国有企业利润之后,又借口“多元化”,抄股,搞房地产,千方百计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4、买官卖官。把商品交换原则搬入党内,市场的商业化,必然导致少数官员变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不仅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还丧失了做人的底线,甚至卷款而逃,叛党叛国。这少数贪官污吏,导致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

  5、圈地拆迁。少数人歪曲城镇化战略和农村土地政策,巧立名目、乱拆乱建,借口“规模化经营”“以租代建”侵犯农民权益,强占农民土地,依然成了“红色地主”,公然吸取农民的血汗。

  6、投机炒作。什么赚钱炒什么,炒房、炒煤、炒油、乃至炒农付产品,导致物价上涨,诱发通货膨胀,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和社会的不稳定。

  综上所述,这些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凑合在一起,相互利用,肮脏一气,构成了一个与改革相悖,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党的执政,对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首先,它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既得利益集团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形成和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严重挫伤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打击了广大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还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了社会风气,导致主流意谈形态衰落、极端实用的世俗文化抬头,使得一些年轻人理想迷茫和人格缺失。由于强势资本和强势权力的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爪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也使腐败蔓延呈集团化,社会化态势。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还表现在收买专家,操纵舆论为其垄断行为辨护,制造话语权。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更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因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裹特,甚至被拖下水。我们要警惕党的执政有可能演变为腐败者或专权者侵占和攫取人民利益,对人民实行官僚和专制统治的工具。年过九旬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一次会上回答记者 “中国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时坚决而响亮地回答:“权贵资本主义”!

  其次,它引发的“两极分化”将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一旦结合在一起,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两条:第一腐败,第二垄断。所谓“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从党内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来看,都有着“傍大款”的倾向。由于资本和权力勾结,粗暴地掠夺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盘剥老百姓,因而激起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据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宣布,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国家。恰如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兄弟所说:“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事实证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势必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衡,社会的失序,从而触发起广大群众对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日益积累,一旦失控,就会酿成和暴发破坏力极大的社会动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三)

  如何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呢?出路在深化各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综观30年改革开放,这种以GOP为中心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它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这些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有多大,问题也有多大;进步有多大,付出的代价也有多大”。面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腐败现象的加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了以科学发展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战略。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真正从管制型,强制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尽快实现从政府主导改革向市场主导改革的历史跨越。这就意味着要束缚政府的权力,革政府权力的命。事实证明:“管住政府是最好的改革”。有个哲人说得好:“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隧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这只“笼子”是什么?就是民主、就是宪政、就是法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在确保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自治权的同时,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彻底改变,“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商品化的格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集权解决不了在民主问题,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它只会使腐败的层次越来越高,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应有任何凌驾在公众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博弈交换中,有条件让它们相勾结,形成权贵集团。大凡资本和权力的疯狂来自己“钱本位”和“官本位”的嚣张以及“人本位”的纲纪丧生。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我们的社会已出现了潜在的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简单地机械地“刚性维稳”是不能奏效的。既得利益集团打着“维稳”的幌子拒绝和削弱政治体制改革,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千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弱者无幸福、无尊严,则强者无安全,国家无稳定。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能有尊严地过上幸福的日子,富人才能安全生活、社会才能真正和谐稳定。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的保守;改革的动力来自对未来利益的预期;改革的过程,可说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而根本的原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既得利益集团正成为就是越来越尾大不掉的一股破坏性极强的力量,问题是决策者能不能控制着他们,不仅不为他们所左右,并且与他们坚决切割。如果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命脉都被少数权贵阶层掌握甚至裹挟,必定产生严重的后果--和平演变;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么挟持改革以谋取私利。因此,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权贵资本和反腐败的问题。他们中一部分人,既不希望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主张维持目前这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长袖善午、左右逢源”甚至“混水摸鱼”。当政府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些利益集团的羁绊,防止出现公众主体缺位,既得利益主导话语权,民众对改革丧失信心的状况,是一个关于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拖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冲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

  要改变“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予”的改革模式,因为这样协调成本太高,清谈也势必误国。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不能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被人为肢解,各个击破,甚至化为泡影。因此政府在各项改革的总体框架设计上,要从部门职能中超脱出来,从全局的视角出发;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予,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许多改革方案难以出台,说明部门利益在主导我们的整个政府治理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各部门相对满意了,但是老百姓却不满意。

  面对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改革大潮,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危害,也更使我们能深深认识到邓小平当年所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邃含义。改革说到底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改革也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当务之急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博得民心,温家宝总理说得好:“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没有革命性的变革,就难免会有比改革更难受的“革命”!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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