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韩十洲:柴静“看见”什么,“抵达”何地?


当柴静写出《看见》时,她要“看见”什么,“抵达”何地呢?
  实际上,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柴静已经做了准确的回答--“看见人”,看见“自己”,正像《看见》的封底箴语:“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显然,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抵达”。



发布时间:2013-01-27 10:29 作者:韩十洲
  
人红是非多,柴静风波,一波又一波,从无聊至无耻的八卦,从羡慕嫉妒到恨的攻讦,终于过渡到了新闻专业上的探讨,舆论总算给自身保留了一点尊严,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八卦式的转场。真是众生相,浮世绘。

  我认识柴静,柴静也认识我,不算熟。那是2005年,我是《新闻调查》的一个实习生,她是一个已有一点名气的出镜记者。我对柴静,欣赏但不崇拜。小时候,我崇拜过父亲,崇拜过外婆,后来发现他们竟然也有做不利落的事儿,此后我再也没有崇拜过任何人。

  翻开当时的文字,我是这样记录柴静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的:“似乎略不如电视上有精神。看上去有点疲惫。她总是有些事情在做,显得很忙碌”,后来在并不多的接触后,我这样写道:“她那种敏锐、思辨、敬业以及柔韧的批判……将在中国电视上‘确立自己的疆域’。”正是由于这样的印象和判断,我一直对柴静保持着关注。

  我印象深刻的两个细节是,2005年底,新闻调查一次小例会上,柴静说正在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媒体人是怎么做的。2009年春夏之际,我与柴静在万圣偶遇,短聊,我问她博客为什么停止了更新,她说,过去写得太多了,应该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控制,要少写。她当时正在思考与“五四”时期的“民主”相关联的另一观念--“科学”。

  柴静像个登山者,一直保持探索的倾角与警觉,以及清醒的自知与自律,能做“减法”,能把“听”、“看”、“思”以及“说”敏感地融贯在一起,剔除“成见”,不留“成货”,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采访和语言的logos(逻各斯),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成熟,也不能说已经获得所有人认同,也不能说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更不能说是什么“高大全”。这只是职业范畴的一种评价。

  熟悉哲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古希腊在思维形式上经历了普罗塔哥拉的修辞法(rhetoric)、苏格拉底辩证法(dialectic)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法(apodictic)三个阶段。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在先秦尤其是在老子和墨子那里,达到过辩证法的水平,但儒家“独尊”之后,基本上又退化回了修辞法的水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讲逻辑”,连印度因明学的辩证法水准也达不到了。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语言水平总体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即修辞法阶段,很多人可以把文字玩得哗哗转,但就是缺少辩证和论证,似是而非,一地鸡毛。

  有人说,柴静是文艺的,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比较窄地来理解这个词的话),柴静是文学的,是哲学的,是自反的,是谦卑的,是“反神化”的。柴静在语言上的确很注意修辞,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辩证和论证,越来越重视逻辑的重要性,“形散而理不散”。当柴静说出“真相是一个无底洞”、“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采访是一场抵达”、“宽厚不是道德,是一种认识”、“做对的事情就是为了对”时,当柴静写出《看见》时,她要“看见”什么,“抵达”何地呢?

  实际上,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柴静已经做了准确的回答--“看见人”,看见“自己”,正像《看见》的封底箴语:“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显然,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抵达”。

  新闻中的“事件”与“人”之争,实际上是伪对立,假问题。人在事中,事由人成,人既是“事件”又是“原因”,怎么能分得开、怎么可以分开呢?“事件”只是新闻操作的低阶阶段,“人”才是新闻操作的高阶阶段。当然,柴静也有自己的过渡,如果非要作一个粗略的划分的话,《新闻调查》时期,柴静更关注“事件”,《看见》时期,柴静则更关注“人”。当然,正是《新闻调查》提供了这样的反思平台和辩证法,只调查“事件”是不够的,只是“揭黑”也是不够的,“人”出现在“事件”的尽头,“光明”出现在“黑暗”的深处。当年,我在实习时曾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调查》内刊上写了一篇小文“放大光明比揭露黑暗更重要”(并不是说不需揭露黑暗),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后来我甚是欣慰看到柴静有更漂亮的表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但我并不认为,柴静一定看过拙文,其实只要在《新闻调查》呆过,并保持思考,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有一些人说柴静是在“装”在“表演”,一方面,电视有自己的属性,不可能完全和生活中一样,它会邀请一种“专注”和“突出”,也就是典型化,在一些人看来这可能就是“装”,就是“表演”。另一方面,曹雪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社会本身成为一场场演出,当生活本身成为一个个“假面”,正如帕斯卡尔所说“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那什么是“演”,什么是“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本真”,什么是“美好”?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我们尤为需要“看见人”,别以为自己已经“看见”。这个“人”,是个体的“人”,是个体的“自己”。“个体”(individual)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匮乏的因素。在儒家王朝时代,“人”是“宗族人”,在毛泽东时代,“人”是“单位人”、“公社人”,在当今时代,“人”是“物质人”,这些都是“非人”。中国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非个体化的语言”,也即“非人化的语言”,其日积月累的后果就是“标签化的语言”。今日之中国,虽然没了旧式的“宗族”、“单位”和“公社”,社会也日益“个体化”,但在语言上,却远远没有“个体化”,基本上仍然是被“总体化”、“造神化”、“标签化”所笼罩,基本上仍然没有超越思维上的“二进制”--01,非黑即白。把柴静称为“柴徽因”,可以说就是这样思维模式的产物,与其作“标签化”命名,不如挖掘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吧。

  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柴静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她的视角的个体化、思维的个体化、语言的个体化,总而言之,就是“人化”,不是外在地“看人”,而是内在地“看人”,前者一定会“忽视人”,后者一定能“看见人”--复杂的“人”,无底的“人”。当然,做出这样努力的人有很多,但柴静是其中典型的之一。实际上,至少从当年柴静只带了《红楼梦》(一本伟大的“人”学)来到北京,她的“个体化”的、“人化”的思维与语言之旅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是一条“最最遥远的路”,只有拓进,永无“抵达”。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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