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应学俊:评《环球》“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






《环球时报》因习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讲话而发社评,又是提醒中国政府需要积极主动的“决策力”,又是“西方经验无效论”,又是限权与决策力的“二律悖反”,又是提醒对限权要有“足够的韧劲和清醒”,却唯独只字不提《宪法》和“依宪治国”,《环球》要说的是什么还不明白吗?

  一、《环球时报》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反应可谓迅疾

  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反应迅疾的《环球时报》,曾经对中国人大建立“宪法墙”和习总书记关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讲话却不予置评,视而不见(参见“环球社评集”目录)。

  但这次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讲话却反应极快——习近平122在中纪委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第二天晨715《环球时报》就发布了《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社评,估计是连夜码字。但读此社评后使人感到:《环球》并非在解读、阐述习总书记的讲话,倒很像在为习总书记做补充发言,说了似乎该由习总书记说而未说的话,使人感觉总有哪儿不对劲儿。

  《环球》一反对习总书记有关“依宪治国”一类讲话不予置评的以往,这次反应如此迅疾,窃以为,《环球》真的是“急‘国家’之所急,想总书记所未想”吧。我们来看看《环球》在阐述“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时想了些神马问题。

  二、《环球》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缘何忧心忡忡?令人奇怪

  1、《环球》担心中国“编出一个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这是真正的不清醒

  《环球》发社评不可能无的放矢——无疑,《环球》一看习总书记如此一说,急了,生怕公众“误解”了习总书记的意思,或者说也怕习总书记“照搬”西方一套?赶快帮助习总书记“补台”,给公众打“预防针”?为何《环球》一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立刻会联想到“西方”什么什么呢?真是很奇怪的思维。看来“西方”在《环球》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要么就是已患上疑神疑鬼的“西方”恐惧症。

  《环球》忙不迭地提醒执政党:编制中国的制度笼子要“以足够的韧劲和清醒扣紧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笔者觉得这一“提醒”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杞人忧天。

  其一,如果《环球》尚不反对《宪法》规定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话,那么习总书记所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制度”首先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大法——中国《宪法》还能是什么呢?中国《宪法》已经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不信请打开《宪法》看看。我们依反映本国国情的《宪法》制定法规制度制约权力如何会有编出“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的可能呢?难道一头母牛还能生出一头驴来?真不知这是什么逻辑?《环球》如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不是杞人忧天瞎操心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环球》不清醒,还是《环球》担心习总书记不“清醒”?

  其二,习总书记不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才宣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吗?中国当今的许多严重问题,诸如腐败严重、买官卖官、违法执法、权大于法,不正是因为权力缺乏制约,法制意识淡薄才造成的吗?而在习总书记刚刚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第二天清晨,《环球》便忙不迭地莫名其妙以“西方”告诫之而生怕有人不“清醒”,这是担心总书记还是告诫百姓大众?说不清了。习总书记正在努力“扣紧中国实际”解决问题,需要《环球》告诫“以足够的韧劲和清醒扣紧中国实际”吗?这难道不是令人奇怪的杞人忧天?究竟是谁不“清醒”?还是《环球》揣着明白装糊涂?

  2、《环球》断言“对付腐败只有在西方发达社会的一种经验,它被用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大多没带来同样的效果”——如此判断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

  《环球》一面说编制中国的制度笼子“需在世界政治经验中博采众长”,似乎思想颇为“开放”,但虚晃一枪,随即断言“对付腐败只有在西方发达社会的一种经验,它被用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大多没带来同样的效果”——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吗?而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呢?

  环球此说自然是指印度、越南、俄罗斯等国官员廉洁指数排位在中国之后(中国大陆官员廉洁指数世界排名80位)。那么,我们不说英美法、不说北欧这些“西方”,《环球》为何不说说同属中国的香港(14位)、台湾(37位)呢?为何不说说同属亚洲的新加坡(第5位)、韩国(45位)、日本(17位)等官员廉洁指数皆领先中国大陆几十位呢?如果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实行了类似“西方”的民主法治,那么《环球》为何不说说与“西方”政治制度毫不沾边而坚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朝鲜,其官员廉洁指数世界排名倒数第二呢?《环球》如何分析、解释这一现象?

  《环球》总是难脱动辄“西方东方”的冷战思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是他们论述问题的惯用方法。

  一个国家存在腐败问题情况是复杂的,除了政治理念的价值选择以外,具体制度设计本身是否科学严密是相当重要的因素。《环球》所言“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官员腐败问题,是因为用了“西方经验”导致的无效,还是压根儿就没很好地如《环球》所言在“世界政治经验中博采众长”呢?抑或制度设计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环球》说“西方经验”用在第三世界“大多没带来同样的效果”——那就是说,也还有一些是有效果的,那么《环球》是否分析一下,哪些国家用了“西方经验”有效果,原因何在?哪些国家用了“西方经验”没有效果,原因又何在?给出一个扎实的调研报告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否则大而化之用以偏概全推出断语是否过于随意而苍白?

  3、《环球》所言“二律悖反”是荒谬的,应属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为习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讲话所发专题社评中,《环球》却抛出“限权”与“决策力”的“二律悖反论”,这是非常荒谬的。《环球》如是谆谆告诫:“中国国家大,底子薄,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这要求政府扮演比在西方国家更积极的角色,对决策力也有了更多现实需求。中国限制权力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化解它与上述需求的二律背(悖)反”——为何在这样的时刻说出这样的话?言下之意是什么?我们不能不予以分析。

  “二律悖反”为一哲学概念,大意是指两个正确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从理论上说,中国国家大问题多,因此“政府要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要有较强的决策力”,此说不错。但这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必然矛盾二律悖反的吗?在这里,《环球》省略了其在判断时应用的一个潜在前提,那就是:权力被限制决策力就弱;权力少限制则决策力就强——但这个前提本身是不符合逻辑和实践状况的,因而其判断也不能成立。

  其一,《环球》不谈“限制权力”的前提——中国《宪法》与法治,而抛出脱离语境和实际的“限权与决策力的二律悖反”之难点,这是有意混淆视听的诡辩。我们实施《宪法》有关对权力制约的条款与“决策力”就是“二律悖反”的吗?那么,按《环球》的逻辑,“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降低了“决策力”?那我们还要不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呢?

  其二,如果说《环球》的“二律悖反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中国在封建王朝“决策力”是最强的呢?那时的重大事项皇上或老佛爷一拍脑袋就“决策”了,权力几乎没有限制;而在几千年后中国文革时,毛泽东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把一个国家主席打倒,一句话就可以彻底改组北京市委,一句话也可以使一个“群众”要揪斗的“走资派”瞬间免遭批斗,“决策力”不可谓不强,“效率”不可谓不高,那是奥巴马等以及当今中国领导绝对无法比肩望尘莫及的——可历史证明,不论封建王朝还是“文革”,虽有如此强力有效率的“决策力”,可最终结果如何呢?

  其三,当下中国现实,是权力受制约过度还是太不受制约了呢?这大约无须论证了吧?为何习总书记刚刚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制约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环球》就急急忙忙抛出所谓“决策力”与“限制权力”二律悖反的“告诫”呢?用意何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干脆说明白点岂不更好?

  三、《环球》说这道那,就是只字不提《宪法》和民主法治

  《环球》社评,说到最后,也没有对自己提出的“编制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给出任何实际的建议或原则性构想。习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讲话,无疑是宣示要加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法规制度建设。但《环球》这篇专们谈“制度笼子”的社评,却通篇不提“宪法”二字,也几乎找不到“法治”的影子,岂不怪哉?不谈《宪法》和法治如何编制“制度笼子”?是《环球》不赞同《宪法》第五条对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还是《宪法》和法制意识过于淡薄?习总书记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依据,正是《宪法》第五条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形象说法而已,并非标新立异。《环球》为何在专论“制度笼子”时对依《宪法》治国避之不及、只字不提?

  《环球》通篇不提《宪法》和法治,说到最后却出现了这样既没有理论水平也不近常理的话:“无论怎么做,把腐败压下来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反腐败的目标仅仅就是把腐败“压下来”就行了吗?不需要从制度改革和建设上研究终极反腐,让腐败滋生失去环境和土壤吗?如果目标仅仅是“压下来”,像上世纪5070年代那样搞一场“群众运动”即可奏效啊,但过几年后腐败又继续滋生出来怎么办呢?再来一场运动?

  再说,反腐败“无论怎么做”都可以吗?反腐也好,“打黑”也罢,不依法办事依法办案行吗?岂可“无论怎么做”?刑讯逼供可以吗?不按程序而唯领导指示办事也可以吗?搞“群众运动”动辄游街揪斗也可以吗?呵呵,看来,《宪法》和法治在《环球》眼中真的没什么地位。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杜绝,但如何使中国的官员廉洁指数从世界排名80位上升到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等比肩而差距不太大,中国真就做不到吗?《环球》不再说什么“允许中国适度腐败”了,也“弱弱地”提了句“需在世界政治经验中博采众长”——那么,终极反腐的路径不靠体现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保障靠什么?不靠依《宪法》建设和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还能靠什么?难道真的靠“人治反腐”“运动反腐”?

  说来说去,《环球》还是使人无法明白“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是个怎样的笼子,还要不要让“权力入笼”?从全篇意旨来看,从《环球》论及的“西方经验无效论”和所谓“二律悖反论”等等,《环球》显然意在提醒习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悠着点儿,这是明白无误的。《环球》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顾左右而言他。

  窃以为,《环球》总编和某些“社评”撰稿人真的要加强学习了,从头认真学习《宪法》,学习总书记最近一系列关于《宪法》与法治的讲话,厘清思想,端正立场,看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奔涌的历史潮流。那种一谈到《宪法》、宪政以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立刻拿起不着边儿的“西方”说事儿的惯性思维才是地地道道不紧扣中国实际的自设藩篱,而这正是阻挠改革的藩篱。《环球时报》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了!

  我们坚决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和习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等一系列关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讲话!我们依《宪法》治国理政,让权力进中国《宪法》与法治之“笼”——这本身就是“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与“西方”何干?《环球》这篇社评是不是白写了?□

  2013124

  【参考文献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22

  4、环球时报123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


来源: 共识网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