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9日星期一

信力建:薄熙来案的深层次思考



  政治明星是如何倒掉的
  告别文革,否定文革
  薄熙来极左现象的深思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保护”所有人



  928,中共中央确定召开“十八大”日期的同时,薄熙来一案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定性。新华社报导说: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政治局会议决定将薄熙来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其主要犯罪三条,一是在谷开来杀人事件中滥用职权,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三、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1026新华社又传来最新消息,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

  与中共政治局会议相关的决定和报导中,当局列举了薄熙来腐败、淫乱、滥用职权、严重违纪等多项罪名,跨越他从政二十年时间,覆盖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和重庆市等所有任职时段。曾经“今朝风流人物”,如今已成“日薄熙山不再来”,等待薄熙来的,将是一场严厉的审判。

  政治明星是如何倒掉的

  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像薄熙来语录,那真叫货真价实的振振有词冠冕堂皇。例如,薄熙来当年曾经说: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搞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定要头脑清醒,时时处处把握好自己,千万不要因为一念之差,被一票否决,追悔莫及。说到底,廉洁是一种幸福,不贪不占,遍体轻松,心地坦然,办事踏实。”今年两会更扬言:“说我儿子开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夫人开来二十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陪伴着我,对她做出的牺牲我十分感动,也很歉疚。”何谓人模狗样,这段话就是标准注脚。

  学者荣剑在《回望重庆》系列文章中指出,对薄熙来与重庆来说,“红色成为其最安全的保护色,足以维持其党内正统地位,不会遭致根本反对。”但薄熙来的教训告诉中国,红色未必能保护所有人,一味纵容“深红”、“极左”,以“核心价值”、“独特性”拒绝普世价值,很有可能引火烧身。

  确实,当初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曾经是全国维稳的样板城市,以高调唱红打黑为手段,为了政绩,为了表面的和谐稳定,重拾毛泽东那一套极权专制个人崇拜的手法,大搞书记专政,无法无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于是,人们看到的重庆,据薄粉们说官僚胆小了,社会治安了,没有贪官了,简直是和谐圣地,稳定乐园。20118月,中央综治委发文通报全国各省区市201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结果,重庆市综合考核得分位居全国第一,这是综治工作考评以来重庆取得的首个全国第一。201189举行的〝重庆市荣获2010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第一名〞新闻通气会上,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重庆已成为全国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

  而由薄熙来发起的“唱红”更为红火,薄熙来到重庆就立即开始了他的重庆论述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据新华社、《重庆日报》等官方媒体报道,有高层领导认為,这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效载体”。推广活动热烈铺开,例如重庆当局选定36首红歌,要求市民背唱;向全市市民发布毛泽东语录等红色短讯;监狱在囚人士唱红歌优秀者可获减刑等;重庆卫视新增“红色频道”播红色文化节目;重庆医科大学竖起10层楼高、重46吨的毛泽东巨像;学校等举办唱红歌大赛,鼓励70万大学生上山下乡;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用唱红歌方法,治疗精神病患者等等。把重庆人民带进了他精心设计的“楚门的世界”,仿佛一切很美好。

  然而这种表面稳定下的〝和谐重庆〞,真实的面目却是怎样的呢?打黑方面,李庄案件、一坨屎案件等重庆冤假错案的重新审理,薄谷开来、王立军和即将揭晓的薄熙来的案件的审理,撕开了所谓〝最安全、最稳定城市〞的外装。使我们看到这个薄氏统治下的重庆外表红光耀眼光鲜亮丽,内里黑幕重重腐败丑恶。正是这个权力没有制约的一方诸侯,飞扬跋扈目无法纪,刑讯逼供,严刑拷打,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顺我者红,逆我者黑,法律成为手中玩偶,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而唱红方面,“仅唱红一项,就支付成百上千亿,无论是纳税人缴纳的,或是黑打掠夺的,都应该反思。”前律师李庄如是评价“唱红”﹕“服装费、差旅费、唱红奖金、唱红加班费……,影响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给民众洗脑造成的危害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但是,薄熙来的幸运在于,“唱读讲传”刚好迎合了党内就“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之争的讨论,并以重庆实践為“核心价值”派添加砝码。正是因为有了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才让“中国这一套”有了唱大戏的空间;正因为拒绝承认普世价值,才有了中国独特性的所谓执政正当性存在。今天那些仍然举著红色旗帜、毛泽东画像、“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极左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论述空间中找到了重生的土壤。

  可以说,正是薄熙来这样的官僚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查处这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中国人民之福,是胡温任内最大的政绩,让人民免于再次遭受苦难,挽救了差点被活埋的几百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告别文革,否定文革

  正是胡温的高瞻远瞩,看到了文革幽灵的复活会给中国带来怎样严重的灾难,毅然出手,制止了薄熙来的狼子野心。也同时告诉中国人:文革绝对不能重来。

  红色的极左政治的特点就是任意践踏人权及法律尊严,一直激起全社会的抵触和抗议。拒绝普世价值的举动违背民意,也重创民心。所以,极左领袖即使精通“聪明作秀”,向部分群众输送经济利益,最仍难赢得历史的同情。张春桥当年从食品、日用品供应方面“善待”上海巿民,甚至不惜引起外地群众的抗议,但人民并不原谅他。历史的同情是稀贵之物,绝非廉价品。毕竟,民主和人权才是价值的试金石。

  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

  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告别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

  一九七九年,元帅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毛泽东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而对他的失误和缺点则采取了不指名的批评;叶剑英称,文革的发生是毛泽东对党内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离开了民主集中制,采取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叶剑英强调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些错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叶剑英的国庆讲话经过反复修改和推敲,甚至不惜以语法结构上没有主语的方式,来隐去毛泽东的名字及他应负的责任。多年后,官方媒体的解释仍然是,“对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必要的”。

  这就是中国大陆“回避文革﹑不批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底线。其结果,文革结束三十六年来,极左思潮远不是“死而不僵”,而是始终喧嚣不已。对政治大人物与他犯有的祸国殃民严重错误进行“切割”或“软着陆”,就是践踏正义原则的行为,这跟违背大自然规律没有两样,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看似自作聪明,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患无穷。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八十年代初再三强调要“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也沦为空言,政改之路也显得遥遥无期。

  薄熙来极左现象的深思

  有港媒发表署名评论表示,重庆事件除了说明薄本人擅长做戏和笼络人心外,那些不愿正视薄熙来的罪恶而一厢情愿“挺薄”的人,实际上集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这综合症的施加者正是薄熙来,而且薄熙来本人就是一个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本质特点,就是在长时间的暴力威胁与资讯封锁下,被害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对随时可以剥夺自己所有权利甚至剥夺自己生命的加害人所偶尔施舍的“恩惠”形成一直扭曲的好感和依赖心。严重者甚至彻底转变成加害者的精神奴隶而为虎作伥。

  该评论表示,薄熙来和他的父辈都曾经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走上仕途后,不仅不致力于防止文革灾难的重现,反而对发起文革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毛泽东推崇备至,并在重庆践行其做法,大搞个人崇拜,“制造政治人格化效应”,其行为特征即具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征。

  评论分析认为,重庆市民被薄分割成若干个群体,薄一手“施恩”于市民,给予普通民众一些小恩小惠,另一手制造“红色恐怖”,对一些民营企业者采取极端暴力手段予以打击,同时“控制讯息传递”以谎言和假相来操控民意,完全符合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的所有条件。因而,就算薄在重庆的施恩是属于杀鸡取卵的做法,事实上使重庆市民长期利益受到严重侵犯,重庆市民中部分人还是对薄感恩戴德,“集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评论认为,薄的真实动机是追逐权力,他明明深知毛的政治模式有多残酷,却仍竭尽全力地对其维护美化,充分说明薄是故意以自己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去刻意引导重庆市民也向此靠拢,并以此营造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彰显他的“伟岸高大”,以虚伪的言行欺骗和蒙蔽重庆市民。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保护”所有人

  但是,薄熙来倒掉了,一切就相安无事了吗?正如当年陈希同倒掉了,陈良宇倒掉了,那些“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的官僚们仍然是“春风吹又生”。

  梳理一下整个事件,有网友将薄熙来案和当年的〝林彪叛逃事件〞作类比,当年写在党章里的〝毛泽东继承人〞林彪叛逃,让毛的所谓〝继续革命理论〞破产,间接导致了〝文革〞结束;而作为薄熙来曾经的亲密盟友——王立军也最终选择出逃美领馆这个象征着公平自由正义的地方,直接导致了薄熙来下台。

  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此时铁窗下的薄熙来,昔日践踏法治,对别人“唱红打黑”,如今却被“扫黄打非”,内心也一定很恐惧受到清算。回想重庆暴政,君对文强说过“将来有一天,你的下场会和我一样”,君被枪毙了;后来文强对王立军说出同样的话,文强又被枪毙了;后来王立军隔空对薄熙来说出一样的话,但他懂得寻求民主国家的仗义帮助,最后只被判15年徒刑。还有最近莫名失踪的实德集团徐明,曾经也是商海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以为傍上了薄熙来、王立军此等权势人物就可以安然无事,而如今突然销声匿迹,生死不明,树倒猢狲散。徐明一定也很后悔,如果生在西方,有民主法治、商业自由,他何必行贿苟活?

  但正如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所说的:“在现有的制度土壤里,薄熙来一定还会再长出来!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在目前总的权力结构不能改变的前提下,要对官员管理体制作相应的改造,从任命、监督到罢免,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官员的财产公布问题,能不能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实施?例如,能不能更加充分利用网络的监督力量,等等。”

  温总理说得好: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底层人民期盼公平正义的社会,以求安居乐业。上层官僚更需要公平正义,以免需要时刻提防别人,需要拼个你死我活,动不动拿千万人头保江山保位子。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没有正常守法的游戏规则,谁能保证他的下场可以善终呢?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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