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4日星期三

颜昌海:中国已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把政改与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这样的舆论令人失望。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日美联社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带来长达30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现在这一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正在失去动力;虽然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即将走马上任的中国新下一代领导人面临着棘手的抉择。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然而,以新一代中国人要想把中国经济这把火持续烧好烧旺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世界银行预测,在没有切实变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到2015年可能降低到5%。比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7.4%的经济增长还要糟糕。为此,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冉伯恭表示,中国30年来成功的经济发展显然已经到达拐点,已经到了不改经济就要顺势滑坡的地步;这这种情况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是如何惩治贪污和腐败:“中国贪污腐败问题根深蒂固,从上到下涉及太多的人。过去有人一直认为贪污腐败主要是省级、市级、以及县级和乡级等基层政府的问题,中央高层相对清廉,然而薄熙来问题、铁路中央高层的贪腐问题也很严重。贪污腐败问题之所以处置很难是因为它牵扯到领导人的自身利益。因此,中国经济起码未来5年内可能继续发展,经济发展也很大可能软着陆,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恐怕要慢下来,降下来。”
美联社报道甚至还说,即使中国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心有意把中国的经济之火烧的更好,他们还得需要处理内部高层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将会分三步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但不会有像当年朱镕基总理那种“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要勇往直前的改革:第一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接班以后一段时期内力保平稳过渡,基本不会做政策上的改变和调整,只是可能为下一步的改革做些宣传和策划。第二步,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将对经济发展修修补补,可能承上启下推出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进行小步快跑式地改革,不会有当年朱镕基总理那样大刀阔斧式的动作,如职工下岗,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转为私有等。第三步是与国际接轨。在与美国和欧盟等国际交往上可能要比以往领导人要多,要强。
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将过去十几年内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前总理朱镕基1998年担任总理之后推行的变革。在1990年代末,朱镕基总理突破来自中国国企和党内的重重阻力,大力削减国有企业数量,带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对外贸易飞跃发展,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然而,教授认为,现在还无法预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是否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很难判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假设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愿意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成功有多大,改革的幅度有多大,现在都还是个问号。但无论如何改,他们都会保持一党专政,追求稳定。
美联社也引述83岁的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无论怎么进行经济改革, 官方都不会放松党的控制。不过,李小兵教授认为,新一代领导人会使中国经济往好的方面发展:为前两届中国领导人抓得太紧,中央控制太严,国富快于民富,可能在新一代领导人任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新一代领导人可能会在稳定物价,提高工资,改善居住和普通职工待遇条件等方面做得更多更好。
20123月,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所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中国改革路线图,呼吁缩减国企规模,对私营和外国竞争者开放原本垄断的市场。报告警告,如果不进行变革,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美联社的报道援引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姚炜的研究说,改革将会使中国经济有每年6%7%的增长,不改革,中国经济将来可能根本不增长。
美国的皮优研究中心也发表对中国民众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认同未来的走向,但是厌恶贪污腐败、有毒安全和通货膨胀。52%的受访民众对美国民主抱有好感,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但是对美国的政策和奥巴马的好感降温。四年前皮优也作过同样的调查,跟四年前的调查相比,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教育、工人权益、收入差距和医疗保险都成了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尽管中国人收入增加,但是收入差距的加大让国人日益不满。尽管中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抱有好感,但是只有39%的受访民众认为中美之间是良好的关系,而在于两年前,这个比例是68%
近几年来,国内的民调也多了起来,根据官方媒体报导,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千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占55%,占第一和第四,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是80%,北京是67%。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压力大国。
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排在前三位的是工作、个人经济状况和老板。
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怕,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旅游、购物、网络成为逃避压力的最主要途径。80%的人把长途旅游作为减压的首选方式,旅游就意味着逃离,逃离家庭和单位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也急剧上升,达到2600万人。《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达到61百万,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就诊。虽然抑郁症的病因很复杂,但压力大、又得不到排解是重要的原因。压力之下,国人也变得更容易愤怒:106,四川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上,一名乘客取行李跟前排乘客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斗殴;107,广州地铁上一名60多岁的老人与一个28岁男子,因为排队和争座位大打出手,现场血迹斑斑;108,北京地铁里,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和一名老人发生争吵推搡;……仿佛国人都成了干柴,都成了火药库,一点就着。这些年老讲建立和谐社会,几年下来,结果建成火药桶社会。
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悲观,货运公司前景暗淡,官方也一再释放要承受更大痛苦的信息。香港贸易服务公司环球资源发表的问卷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201110月的调查结果显示,93%参与调查的中国出口公司相信利润会上升,只有2%人为会下降,而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参与者认为今年下半年的出口状况会改善,26%认为会下降,15%相信不会有变化。值得提醒的是,2011年有9百家出口企业参与调查,而今年只有506家,这说明相当一部份出口企业选择沉默,甚至已经倒闭。55%的小型出口公司正在积极寻找欧美以外的市场,虽然只有8%的企业出口到南美,但有18%的企业正在打算开发南美市场。现在,中国出口企业普遍有这样的共识,价格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产品如今面临身份定义危机,低价是中国产品的同义词。
今年8月底,汇丰银行公布了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跌到了47.850是分水岭,超过50,经济是发展的,低于50,经济就是收缩的,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萎缩状态。国内的裁员潮愈演愈烈,跨国公司阿迪达斯宣布,今年1031日前,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摩托罗拉也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裁员,涉及到设计、测试﹑维护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是整个部门被裁掉。温家宝总理老唸叨,中国经济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中国制造业的腾飞,靠的是廉价民工的付出,这些民工仍然寄居漂泊在城市边缘,新一代民工不愿意再做没有前途的奴工,而权贵们并不打算解决新一代民工的基本诉求。
几乎所有的市长都反对户籍制度改革。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急遽下降,过去30年,从2.6%下降到1.56%,这样的出生率无法维持人口稳定。更要命的是中国的权贵经济体制,今年六月,瑞士信贷银行在杭州召开中国投资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作了分析,他说,中国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200个家族控制200个行业。
而中国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无预警性崩溃,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日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公布上半年盈利报告,由于担心坏帐越来越多,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套现,四家银行平均股价已经从今年的最高价跌了19%,相比之下,香港恒生指数从最高点跌了7.3%。尽管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价跌了这么多,但并不见投资者趁低买进,主要原因是不相信盈利报告的真实性,也不相信官方对坏帐的定义。
法国银行亚太证券主管邝乐天透露说,现在投资者看的不是季度盈利报表,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承认坏帐,以及银行操作的透明度,法国银行已经抛售了部份中国银行股。凭借基本常识可以下结论,中国国有银行是坏帐累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官方砸下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主要就是通过增加银行贷款来实现的。四万亿中的大部分是贷给了地方政府进行基础建设,修桥补路等等。要知道,基础建设可以改善地方经济的环境,使得交通和货运更通畅,但基础建设本身是没有经济效益的。而如今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每个省相当于一个希腊,要还债就得增加财政收入,土地基本上是卖完了,房价再涨也承受不了了,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税收,而税收是绞肉机,是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杀手。
如今中国经济明显降温,政府又在考虑出台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再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进一步积累坏帐,循环往复,骑虎难下。千万不要象分析西方自由社会商业银行那样,分析中国的国有银行,中国的国有银行不是正常的金融企业,中国的国有银行是政治工具,到关键时刻,它们是不会考虑股东利益的。国内第六大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公布说,坏帐增长了4%,而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透露说,第二季度坏帐增长4%,接近46百亿人民币。坏帐仅仅就增长了四个百分点﹖你相信么﹖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采取不寻常的手段阻止中资企业在美国俄勒冈的风能投资项目﹐这是过去22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插手干预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白宫直接插手的理由是这个风能投资项目太过接近美国海军在俄勒冈的武器系统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座落在俄勒冈的波德曼﹐是低空作战和无人飞机的训练场所﹐海军在几个月前表示担心﹐政府评估委员会也建议阻止中资企业的投资。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出手阻止外资发生在19902月﹐老布什总统下令﹐不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的Mamco公司。
现在正是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的时候﹐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极力争取中产阶级选民﹐都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对北京强硬的形象﹐美国中西部地区丢失好几百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而这些州能决定今年总统大选的胜负。奥巴马政府在中美贸易上连连出手﹐罗姆尼保证自己上台后会对北京更加强硬﹐会迫使人民币升值。就在总统辩论的同一天﹐原油价格一天之内下跌超过4%﹐除了欧洲经济疲软﹑美国能源使用下降的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半年前所认为的更要糟糕。
今年头7个月﹐撤离中国的大宗商品投资共同基金规模高达60亿美元﹐而2011年同期正好相反﹐是78亿美元进入中国﹐投资者现在最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今年年初﹐超过15%的投资者有兴趣投资在中国大宗商品共同基金﹐而今年8月﹐有兴趣投资的降到2%。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目前正经受内忧外患﹐出口不振﹑内需不足﹐机会面前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到了危险的边缘。
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中国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中国国家统计局1015发布的“2012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9%。一如市场预期,升幅较8月有所缩小。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5%,非食品价格上涨1.7%。虽然9月份CPI的升幅较8月份有所缩小,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通胀预期压力仍旧很高,政府应特别警惕通胀压力。外界也普遍质疑,目前,中国百姓觉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9月份CPI被低估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1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也表示,从自身的感受来看,物价并没有降下来。对此,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如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和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当前CPI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中又以食品类、居住类涨幅居首,因而低收入家庭会感到价格涨幅大、生活压力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小,而他们购买的轿车、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价格又多为降价趋势,因而对价格上涨也就没有那么敏感,承受能力也更强。
该发言人进一步解释说,CPI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是一个加权计算后的综合平均数,其中既包含上涨的品种,也包括了下跌的品种,如果居民用具体上涨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与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相比,就会觉得CPI低估了。按照该发言人的解释,结论就显得滑稽可笑,即对CPI数据与现实感受两张皮的是穷人,富人对此感受不强,怪只怪你穷人没有财富承受能力。
不可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提高人民收入、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改革成果并未普遍惠及民众,人民的受益程度极大不均等,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显然,中国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并不代表中国最普遍的真实世界。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恰恰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其实对于拉动国内消费并无多大帮助。未来,随着大量移民以及资本外逃,这些最有权势的财富的阶层更难以对中国的消费带来有效的拉动。
今年10月中旬,在中国西南重镇成都召开的“2012全球化进程国际学术大会暨全球化战略中国新思维高峰论坛”上,学者郑义辉发言称,有钱人将大量花费投入到奢侈品等物品上,但奢侈品大多非中国制造,这导致一个现象,有钱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到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但却把这些钱花在了其他经济体,“这对中国的经济贡献是不大的”。
而在富人增加国外就业以及推动国外经济发展的时候,大量中国的普通民众却由于财力有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一直难以有进一步消费的能力和动力。这导致了一个尴尬问题,在出口不振以及投资拉动边际效益不断递减的情况下,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后“一驾马车”——消费却变成了“无马之辕”。这一尴尬问题的背后,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在这一问题上,“马太效应”表现得尤其明显,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而“马太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势必造成消费市场扭曲,如果两极分化的态势不被扭转,市场将面临崩溃。
郑义辉认为,虽然中国是比较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接下来需要关注到普遍群众的购买力是否有所提升,而购买力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贫富差距问题。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2006年就警告中国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一呼吁越来越有现实意义。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远超0.4国际警戒线也说明,中国过去经济高增长所伴生的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之一。该问题也被视为中国决策者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其实中国政府早已经认识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胡温执政期间,将“和谐发展”列为其核心政策目标之一,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也逐渐增加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但问题是,一些建议和政策一直难以执行。当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曾呼吁中国停止令很多农民无以为生的国家征用农地制度,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陷入贫困状态;上述报告还呼吁政府进行改革,称其应改善“管理风格”,增加透明度,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显然,这一建议并未受到重视,政府依然不习惯用市场化方法解决问题,行政体质改革流于表面,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没有实质性推进。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赵人伟经过系统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作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作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他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进一步解释说:“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十八大召开前夕,舆论界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讨论颇多。但中国主流媒体似乎并不认同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正义。今年7月份,新华网发表一篇名为《共同富裕: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展望》的文章称,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该文作者主张,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把政改与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这样的舆论令人失望。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目前时间点很类似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改革进程出现倒退趋势。已经耄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得不通过一次“南巡”来推动高层达成共识,并把改革拉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当前,中国仍然需要达成一次普遍的共识,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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