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的遐思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关键部分——

第一,政治改革是第一要务,宪政民主是改革方向
第二,释放所有政治参与通道,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合力,党外与党内的合力。
第三,双方都要放弃敌对性思维,形成改革共识性思维。
第四,开放媒体,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网络自由,共建宪政民主新未来。
第五,民主需要技术路线。
第六,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必须去专制化,去毛化。



  最近,各大主流媒体都在谈改革,这是释放改革的信号,这是一个大好事。从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情况来看,几个基本观点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民主法制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论。但是邓小平的民主观、法制观需要进行现代性的解释宪政民主的解放,否则就会陷入雅典式古代民主的空想。江泽民的依法治国论需要进行宪政法治的解释,否则会陷入法律工具主义误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需要进行政治上的公民权利的解释,否则就会导向大多数人民的误区,从而忽视、蔑视甚至打压少数人的公民权利。以人为本在政治上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就是所有人的公民权利都是平等而不可侵犯的。

  无论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下几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及方向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与压力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问题,四是拥有一个什么未来的问题,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问题,六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问题,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关键部分。

  第一,政治改革是第一要务,宪政民主是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延续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极大提高、国际影响力急剧提升的过程,这是举世共瞩,成绩不可抹杀。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形成权贵经济的过程和两极分化的过程,是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由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变成了解决矛盾为第一要务,如果这些矛盾不解决,必然使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也使执政合法性在瞬间消失。苏联东欧改革的塌陷还历历在目,除非执政党有放弃执政的勇气,但在目前来看这是惟一不可能的。而解决权贵经济和两极分化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完成。因为宪政约束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从经济中退出来,使公共权力回归权力的本性。而民主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有效的保障,因为在中国穷人占大多数,富人占少数,大多数人的选票总是富人受到约束。穷人手中的选票必然使公平正义回归到底线,就是穷人的多数票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会受到宪政的约束,宪政约束专制的权力和专断的权力,多数人专断的权力也同样受到约束。现代意义的民主,不是平民政体,不是贱民政体,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穷人的天堂,而是所有人的权利受到保障,所有的权力都受到约束的政体。仅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乌托邦的民主,仅有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暴政的民主,仅有直接民主是沙滩上的民主,仅有法制的民主是专制的民主,只有宪政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民主。

  第二,释放所有政治参与通道,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合力,党外与党内的合力。民主是需要形式来体现的。没有形式的民主是概念上的民主,是虚幻的民主。民主不但要有直接民主,还要有间接民主,代议民主。无论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尤其是间接民主,都必须是有竞争、有竞选、有选择、有差额、有投票的民主。举手不是民主,选拔不是民主,内定不是民主,民意测验不是民主,走群众路线不是民主。有选票的民主如果没有其它形式的参与渠道,没有其它的民主形式相配套,民主也会选出希特勒。选票的民主如果要完整体现出来,必须有一系列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民主渠道,形成以独立的公众舆论为前提,以选票为核心,以竞选为手段的民主选举架构。这需要精英与大众的结合和共同努力,选票是普通人的行为,竞选是精英的行为,选票投给有选择性的精英,精英通过竞选获得选票,精英通过公共舆论了解民意,通过民意做出决策,通过民意进行政策调整,通过民意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精英主要集中在党内,所以党内的精英的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行为、民主方式影响着党外民主,如何使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使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形成合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民主是化繁就简者,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潮流,就是因为简单易懂易学,对于普通人来说,形成意见,不管对错,投票选举,不管输赢就已经足够。

  第三,双方都要放弃敌对性思维,形成改革共识性思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执政方式是革命的执政方式,思维方式也是敌对性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淡化、弱化敌对性思维方式的三十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其目的就是取得改革开放的最大共识,发展经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等都是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革命传统的影响,由于个人的局限,其敌对性思维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改革关头体现出来,邓小平的这种思维对改革开放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权贵经济的发展,权力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与公民权利发生了矛盾,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是权力与权利矛盾爆发的集中体现,导致权力对公民不信任,公民对公共权力不信任,双方都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权力视公民为敌对势力,公民视公权力为谎言的制造工厂。公权力出现的每一件事,公众都会进行强有力的质疑,公权力的每一次解释,都会带来更大浪潮的质疑。这一质疑不但针对公权力本身,而且凡是和公权力有关的人和事,也都会受到质疑。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好事,可就是因为抄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质疑声不断。甚至达到了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质疑而质疑、为不信任而不信任的程度。公权力对公民的敌视失去了理性,公民对公权力的质疑也已经失去了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共识就是一个奢望了。公民的质疑使公共权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化解危险,抓住解决问题的机会,使公权与公民回归理性,就需要双方都要放弃敌对性思维。需要公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让公民对权力有合法的预期。需要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充分行使公民权利,让休眠公民权利苏醒。宪法是双方放弃敌对思维的场所,是最能够取得共识的空间。

  第四,开放媒体,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网络自由,共建宪政民主新未来。中国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合法资源,这主要包括:一是抗战时强调的民主资源;二是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源;三是中国签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普世价值资源;四是改革开放的民主理论资源;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资源;六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这些资源中,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内容。网络自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延伸。通过这些基本的自由,可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取得人权的自由共识,二是取得宪法的自由共识,三是可以取得辩论的理性共识,四是可以取得尊严的共识,五是可以起到监督的共识,通过这些行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以化解信任危机,可以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可以使滥用的权力和腐败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通过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可以建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更可以使中国在世界成为有尊严的大国。中国人将因此拥有一个民主的未来。

  第五,民主需要技术路线。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理论,更需要民主行动,但民主行动需要技术路线,没有合适的技术路线,想象性的搞民主导致乱的思想就会有市场,就会有出现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需要指出的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搞民主乱与不乱,不取决于民主,那些搞民主的国家都没有乱,乱的都是专制国家。在民主方向确立之后,民主的技术行进路线就具有了重要的位置。民主的技术路线是防大乱,而不是防小乱,小乱不可避免,大乱可以避免。从防止大乱的民主预设进行民主设计是谨慎的民主设计,如果这种民主设计搞不好,会走向民主设计的反面,形成大乱。现在的民主设计有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技术路线、顶层设计与底层互动的技术路线、司法宪政的技术路线、基层民主带动高层民主的技术路线等,这些技术路线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一个国家必须有秩序,现代国家的秩序都是宪法秩序,西方国家没有乱,后发展国家建立民主也没有大乱,都是从确立宪法秩序开始,所以改革的技术路线应从修宪开始,使宪法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实质上限制公权、保障民主、保障公民权利。

  第六,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必须去专制化,去毛化。政治遗产处理好了就是财富,处理不好就是包袱。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处理好了会增加执政的合法性,处理不好会造成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进行热处理还是冷处理都会考验执政党的智慧与谋略。不可否认,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反应了时代给他个人造成的局限。更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革命思想和专制思想的混合,不是建设和民主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去毛化、去专制化的过程,只是去得不彻底。如果想真心改革,真心建立民主政治,就必须彻底去毛化。去毛化的过程,也是重新获得合法性的过程,甚至是起死回生的过程。应该吸取两个方面的教训,一个是建国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另一个是重庆文革重新试验的教训,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毛泽东的遗产,“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死灰复燃。最近人们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2日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解释应该具有去毛化的内容,因为马列主义不提了,毛泽东思想也不提了。当然,去毛化也需要进行技术和政治谋略,因为左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如何使左的势力变成建设性因素,变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仍然是一个改革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同时参见共识网拙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

  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人的事,需要所有人的智慧和努力,把政治体制改革寄托在精英身上,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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