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廖一民:也说胡锡进

    人们注意到,重庆事件发生后,胡总编及其报纸也有一些调整,也开始说一些人话了。聪明的锡进同志大概在窥测,在把自己往中间挪移,这是好现象,应该鼓励。媒体的生存,毕竟靠人民养活,社会良心最为要紧,这样才能长久,愿胡总编思之,调整之。



  荣剑博士的文章《“喉舌”胡锡进》在《共识网》发表后,连日获点击榜首。对《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此前已有了新闻学家展江和媒体人左小刀等相当学术性的分析文字,网评更是超过几百万,说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议论的题目。诡异的是,胡总编锡进本人,面对恶评如潮,几为过街之鼠,却在其微博中难掩“偷着乐”的心情,这更增加了研究者的好奇心。

  论者尤其海外人士,称胡锡进为“官媒”总编,其实胡总编的这支队伍,并非正规的“官媒”,充其量是“胡司令的忠义救国军”。他们一不是正式党报编制,二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吃饭、过日子要靠自己在新闻出版市场上打拼。他们的存在,应该说也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进步。

  当然,说胡总编属于“官媒”也没错,中国又有哪家新闻出版物不属“官媒”呢?按照允许你生存的“上级”指示说话、办事,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人理解,并不会受到太多指责,连德高望重的季羡林老先生都说“真话不全说”呢,为了全家“不喝粥”(刚离世的一位正规“官媒”主编语),老百姓还是宽容的。那么胡总编锡进同志何以这么“走背”(其微博自语)呢?主要是他干了两件有些过份的事,其一煽动民族主义,其二这种煽动颇具“创造性”。

  民族主义这东西本是西方发明的“舶来品”,涵义为“种族”(race)+“国家”(nation),当年西方传教士翻译成中文时,给捏为了一个词:“民族”。民族主义在过去时代,曾经有过推动地域民族市场形成,促进民族国家统一的进步作用,也有抵抗外来征服、侵略的正义性,但它在欧洲很快走向了民族帝国主义,引发了两次大战,造成生灵涂炭、文明焚毁的惨剧。亚洲人最先从西方搬来民族主义的是日本,其不久也成了侵略战争的策源地。20世纪初,避难于日本的梁启超在向国人介绍民族主义的时候,就看到了民族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的前途。二战结束后,人类痛定思痛,终于放弃了征服、殖民之道,世界一步步踏入《联合国宪章》的时代,研究者也称当今时代是“后民族主义”时代,即民族国家逐步走向消亡的时代。在今天,一些地区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如非洲的种族大屠杀、前南地区的民族仇杀,都是灾难性的事件,毫无进步意义可言。亚洲一些国家在领土问题上闹纠纷,也是因小失大、阻碍历史进步之举,而我国政府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是唯一有远见的方针。对此,无论是负责任的媒体,还是知识分子,本应该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年,朝正确的方向走,可是胡总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媒体拼命煽动民族主义,甚至频频发出战争叫嚣,这是极为有害的,所以招致骂声。

  胡总编的“创造性”,表现在其报纸的文风方面。传统官媒多年来八股沉疴已深,文字呆板僵化,无人要看,除了体制系统公款订阅,是没有多少市场销路的。而胡总编的报纸,主要走的是市场,其在文风上一改官媒的八股调,把民间俗语、口语、草根语引入文章或作醒目标题,吸引了不少读者。这让人想起了新闻界前辈梁启超办《新民丛报》的文风,也是口语、俚语一起上,笔端充满感情,十分有劲。所不同的是:当年先生宣传的是对社会有启蒙、进步意义的思想,而今天胡总编贩卖的却是对社会有毒害的货色。民族主义没有多少理论,主要是一种情绪,以阅历不多、荷尔蒙过剩的青年为对象,加之民粹式语言煽动,很容易上劲。一些居心不良的政治家拿它来摆脱困境、转移视线、聚拢人气、捞取选票,胡主编不在官场,他在乎的则是腰包里的银子,所以他即便挨骂也乐此不疲,因为有骂声就有关注,有关注就有人气,有人气就有银子。研究者说这是“商业民族主义”,也有几分贴切。最近,青年们走上街头,打出了“血洗”、“杀光”、“帝国万岁”的口号,继义和团、红卫兵之后,北京再次发生袭扰外交使节事件,可见胡总编撒下的罂粟籽已开出了艳丽之花。自然他对这些是不会承认与己有关的,好比毒贩子不会承认吸毒的后果与己有关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胡主编,批评其人不道德,是恰当的。

  人们注意到,重庆事件发生后,胡总编及其报纸也有一些调整,也开始说一些人话了。聪明的锡进同志大概在窥测,在把自己往中间挪移,这是好现象,应该鼓励。媒体的生存,毕竟靠人民养活,社会良心最为要紧,这样才能长久,愿胡总编思之,调整之。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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