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

陈永苗:移民潮是特权体制的深化



大陆底层正掀起一场“反体制要自由”的运动。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个运动。向外移民可以视同这种抵制的间接表现。他们主张全面平民利益,厌恶所谓的社会“身份”和权威,常常把不满转嫁给整个社会,因此不仅逃避了责任,而且要加入分赃体制。但是他们只是希望更换公民身份并继续留在中国生活,没有把财富直接等同于缺乏合法性的权力加以抵制。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片土地上,“权力”被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所崇拜。



  2010年的中国社科院《全球安全与政治》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投资移民热也成为今年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
  招商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热和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热不同,21世纪开始的投资移民热的中国申请者们无意迁往移民国居住,他们只是希望更换公民身份并继续留在中国生活。这批新移民群体主要由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构成,他们大多是主流社会眼中的成功人士。
  留在中国生活并更换公民身份,就奔赴自由,并且在国内享受法外特权,同时还可以继续参加掠夺分赃体系。主流社会眼中的成功人士,也就是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本来在国内,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在政治权力的榨取下,在又不得不依附和借重于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自由成长的空间。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成为主导,带来自由社会的路径,是一种空想。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更不用说去影响政治权力。他们只能去服从政治权力,去讨好政治权力。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说,“西方的理论是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反而更加投靠权力,冀望获得更大利益”。很多权威社会学论证,证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倾向于自由制度。
  这样的情形之下,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已成为政治权力榨取民众的一个管道,一个工具。各民间经济主体在种种压榨之下,又层层转嫁,最终将经济损失转嫁给劳动者,转嫁给底层民众。
  如此移民是以自由的名义玷污自由,否定了自由上所担负的责任。虽然可以把无法忍受制度带来的约束,而奔赴自由,可是却不应该再回头继续加入,深化了最庞大的分赃体制。
  把自由当做崇高的名义,而将自私展现为淋漓尽致,这是一种伪装的自由,一种把自己利益最大化无限扩张无限积累,当做整个社会崇高目的“伪自由”,这就是特权。出于这样欲望支配之下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例如最大可能地攫取全社会的财富,那么就在全社会的头上,书写了一个账单,要求全社会无条件支付。
  这里的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并不是自由受到威胁的无辜人士。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他们的身份和本质用财富得以确立,那么就要从财富获得正当性问题之下判定其移民行为的“外部性”。
  过去几十年的财产获取,是在政治支配,而不是市场交换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移民者不要老强调被威胁受迫害,他们既是受害人,同时也是不公平财富分配体制的帮凶,也是加害人。
  一种小群体移民的自我辩护理由和动机,并不成为普遍事物,对整体国民不成立。假设我是财富精英,我也可能会选择移民,但是我被人家质问的时候,我也会自我辩护,但是我明白在道德上是有亏欠的,我会脸红的。也就是各种自我辩护,仅能消极的,自我防卫的,且在“道义”上有“罪”的。这种自我辩护,只有处于被质疑弱势的语境之下,才有正当性,例如被国家机关剥夺移民的权利时。而且这种消极的法律正当性,并不等于移民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权利移民,并不能免于道德谴责。
  沃德金说,权利往往是保护不道德行为的。对于个体是有权利如此,但是对于整体来说,是一种政治灾难。当然不能通过牺牲个体权利来拯救阻挡政治灾难,可是得想一些非政治的办法。虽然说我们都承认权利是天赋的,但实际上存在着其边界条件,例如美国的土地私有,是建立在西部有大规模的荒地,1848年之后大规模的荒地消失,就开始调整权利的边界。
  改革首先预设了先富带后富的社会契约,而移民是明明白白地违约。人可以走,财富要大部分留下来。我承认成功人士可以移民。但是这里有着作为移民的法律权利,和社会道德契约底线的冲突。而且移民也当不得是紧急避险,因为现实的直接危险并没有产生。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还是有法律责任的,仅仅不过是被豁免。移民行为不能免于道德谴责。
  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极端自私的群体,只有怕他们抛掷入贵族阶层的对抗之中,才有一些勉强的清教徒式英雄主义气质,也就是才和法律之下的自由发生联系,否则都是于国家或有益或有害的群体。
  资产阶级羡慕贵族的特权,想成为贵族但拒绝贵族的责任,小资产阶级羡慕资产阶级的奢侈,工人阶级羡慕小资产阶级的安逸,想成为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想加入一种处在崩溃中的上一层阶级,享受特权,但是拒绝义务,而他们的加入,会加速上一层阶级的崩溃。这种上升的渴望,获得承认的渴望,也就是解放进程的内在驱动力,以自由的名义出现,也就是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所谈到解放的自由。解放的自由有莫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或许与公共利益一致,带来的自由,或许掏空捆绑公共利益,损害了自由。
  大陆底层正掀起一场“反体制要自由”的运动。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个运动。向外移民可以视同这种抵制的间接表现。他们主张全面平民利益,厌恶所谓的社会“身份”和权威,常常把不满转嫁给整个社会,因此不仅逃避了责任,而且要加入分赃体制。但是他们只是希望更换公民身份并继续留在中国生活,没有把财富直接等同于缺乏合法性的权力加以抵制。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片土地上,“权力”被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所崇拜。
来源: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