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吾从周:秋风错在哪里 ——一个迟到的批判


     在秋风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关系则 是彼此矛盾,呈现出一种二元对抗。当前的困境是仓廪已实,如何知礼节的问题。秋风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批评,无非表达的是对自发性和自然 法则的绝望。正是这一绝望,导致秋风以一颗杞人忧天的封闭头脑来看待改革前景的可能性;也导致他无法理解资本主义解决人类困境的秘诀。并因此而对人类、对 中国绝望,呼唤起专制主义的儒学来了。所谓的“礼节”无非是他所期待的、与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良善“秩序”。这显然是在为各种强制涂脂抹粉。实质上,秋风 的理论建构就是以所谓文化-意识形态的儒化,来为暗藏的政府强制辩护。

n         最漫长的失败
n         指鹿为马的诊断
n         秋风版的“国情论”
n         机会主义的政治算计


  如果不是偶然被人问到“你如何看待秋风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反思”,我还真是想不起他写过一篇糟糕透顶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该文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118月号上)。这篇文章以及秋风发表的各种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言论,轻言之则是糊涂和轻佻,重言之则是愚蠢和狂妄。

  最漫长的失败

  在秋风眼中,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部苦不堪言、自相矛盾而且尴尬至极的失败史。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漫长的失败。从八十年代的“启蒙式自由 主义”到九十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历史怀旧式的文化自由主义、学院派们玩弄的英美式自由主义,再到基督教自由主义等等。五花八门,无一例外都是从失败到失败,从愚蠢到愚蠢。至于失败的证据,秋风说,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不公,就是自由主义者自说自话,与现实脱节。如果拉长历史时段,那么洎自严复,自由主义历史就列是乏善可陈。按秋风的说法,九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与体制的合谋,同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被迫与蒋家王朝同路,没有实质区分。其实这些举证、指控和秦晖之流并无殊异,而其愚蠢则可相伯仲。

  非常可悲,这恰恰就是秋风之流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程的断论。好歹了解一下历史都能明白,这种诊断的愚蠢和轻佻。将各种牌号的机会主义或非自由主义指认为自由主义就是错误。例如,公然把涂脂抹粉的秦晖、袁伟时、吴敬琏、李慎之、谢韬等左翼脉络下的人物都算入了自由主义阵营。足见其判断力与识鉴力之低劣。

  更要命的是,秋风并不定义自由主义,然后就径直作出了对中国自 由主义历史的判断。只有对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理解肤浅的人,才会对这一诊断信心满满。而作出这种判断已经证明此人绝非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理解自由主义作 为外来理念的高度异质性和中国文明的结构性缺陷,不能正视这一严重的价值冲突和理念冲突,将无法理解自严复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艰辛与苦斗,更无法正视自由主义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的伟大功绩。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的那些特征。更何谈瞻望未来,筹划来路?

  然后,秋风就大言不惭地总结道:“从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一点在思想史和中国制度演进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还有待观察。这样的困境当然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自由主义的宗旨本来就是改造旧秩序,塑造新制度,因而,将自己的挫折、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制度环境,乃是毫无意义 的。自由主义介入现实而遭遇挫折,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念与新制度之间,横亘着旧制度及附着于这个制度的巨大利益,穿越这两者的过程,不可能轻而易 举。而如何有效地完成这一穿越,恰恰是自由主义者目前应当思考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可以从这个事实开始:每一次,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失 败,似乎没有甚么反响。这一事实令自由主义者尴尬。但一百年来,这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这一事实也许显示了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指鹿为马的诊断

  在概述完秋风的唠叨后,已经不难明白他的诊断有多么可笑:“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是外来的,是藉着自由主义思想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这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 事实——但我们下面的讨论将提示,这一所谓的事实究竟是否成立,显然是需要深入推敲的。即便它就是一个事实,我们依然可以说:事实不等于价值。不幸的是, 很多自由主义者却刻意地把这个事实当成了价值。这也许是人类观念史最为奇怪的事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在凸显自由观念的外来性质。”

  秋风更进一步荒唐透顶地把这种总结粗暴化约为一项二元对立:“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

  不细心一点,就没法发现秋风在这里偷换了论题。自由和自由主义绝不是一码事。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没有自由主义这么一号高度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社会理论和学说,但并不等于中国没有过自由。只要强制未到之处,就有自由。这一原理放之四海皆准,难道中国能例外?试问,中国哪一位思维正常的自由主义者会否认中国自古就有 自由?

  中国自古有没有自由,和中国自古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论题。自由主义是对自由和如何捍卫自由的理性反思与结论。这样一种智识形态在中国从来不存在。当秋风质疑“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外来”的事实时,他是故意搅浑水,以兜售自己的私货。

  弄清了这个关节,再来看看中国自由主义的历程。国学功底深厚的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时煞费苦心变其书名为《群己权界论》,已说明他对中国传统中自由主 义资源匮乏的深刻体认。而稍晚于严复的鲁迅,更是连这本薄薄的小书都无法读懂。其理解力之低下决不是因为鲁迅智商差劲,而是因为传统之中缺少此类思想元素,自然扞格牴牾。相反,倒是一本通俗的科普类作品《天演论》大受欢迎。这一事实恰好说明国人在智识上与自由主义的隔膜。时至今日,不还是有把鲁迅之流左派人士误指为自由主义者的吗?此等误指,和佛教传入中国时颇相类似。从一无所知,到格义,再到纯熟理解,自出新见,足足花去了四百年。今日传媒发达,交通便利,也许用不了四百年,但才短短一百年时间,能奢望些什么呢?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文明本身的缺陷所致。这个文明向来不重视纯粹思维活 动,更不重视抽象的思辨。因此,追求真理向来不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其理性能力相当脆弱。这一超低的起点突然撞上现代理性文明,当然会手足无措。 学习起来自然会颠仆造次唐突鲁莽。相反,倒是历史倒是让人深感意外。比之于现代中国人在学习现代文明方面的低劣和冥顽,今日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对自由主义的 理解已经远非晚清和民国时代人士可比,其进步之神速,其实际的社会效果,简直称得上是奇迹。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意外馈赠。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持谨慎的乐观?倒是秋风根本不注意这一智识进步,反而将其斥之为只拥有“常识”。不管是失察还是狂言,秋风的这一定性都可笑至极!因为他竟然以僵死的标准来看待一 切,这种自负其来何自?难道来自他做过几年翻译?

  理解历史绝不是粗暴地给历史戴上帽子或者自以为是地全盘否定。无论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 历程还是对当代的自由主义演变,秋风显然都缺乏必要的历史耐心和同情的理解,几乎是全盘抹杀。这哪里还有客观性可言?无非就是秋风自己急躁心情的隐晦表 达。凡是被秋风说服的人,都不是被理性打动,而是被情绪蛊惑。

  不正视自由主义智识传统与中国文明的高度异质性,我不知道如何能真正面对中国自由主义面对的艰难处境和挑战。秋风逃避这一事实,显然不是在追求真理。

  秋风版的“国情论”

  不过偷换论题的狡计并不妨碍秋风倒打一耙,把自由主义对于异质性问题的认知诬蔑为特殊主义。让我们再引用一次他的原话:“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

  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承认这种胡说八道和诬蔑。如果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那么奴役与暴政就将是中国的宿命,在这一决定论的逻辑下,自由主义者还有必 要坚持实践自由吗?那岂非自相矛盾,自讨没趣?不可能想像如此愚蠢的自由主义者——他竟然要去实现自相矛盾且不可能之事。这比拔着头发奔月还难。

  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自信心,乃在于自由主义学说已经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自由的普遍性和争取自由的可能性。这是现代理性主义知识传统和活 动赋予自由主义者的信心。它不是基于某种单纯的情感偏好或偏见——当然,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没有价值取向。而说,这种价值皈依经过了高度理性的反思而得 到奠立,不再是单纯粗糙的直觉和灵感的闪现。因此,它比起秋风的多愁善感要可靠得多。秋风无法理解这一点,乃是因为他缺乏思辨的能力和训练,更缺乏这样的兴趣。——显然,他的兴趣在别处。

  秋风指鹿为马的批判遵循的才是真正的特殊主义。他指出:“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 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理论可以生成观念,观念可以催生行动。在中国语境中对自由进行理论性思考,可以极大地推 动现实的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尽人皆知的儒化。当秋风在孔子像面前扑通跪倒时,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他所谓的“知识本土 化”是什么货色。向精英主义的专制政治文化集成者投降,这已经不是单纯尊重的事情,而是基本逻辑立场和价值立场出了问题。

  秋风已经从自由主义的普遍理性堕落到了儒家的特殊主义窠臼之中。不妨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儒家学说                              自由主义

  道德共同体                          市场合作

  善                                           自由

  集体                                       个人

  道德情感                              理性

  精英主义                              公共对话

  等级制度                              资格平等

  分配                                      生产

  权威主义                              多元主义

  至善优先                               权利优先

  德治                                       法治

  道德至上                               制度优先

  因循保守                              创新进步

  主观的                                  客观的

  具体秩序                              抽象秩序

  封闭                                      开放

  无论秋风在他的煌煌巨著《华夏治理秩序》中如何为儒家辩解,都不会改变上述本质性差异。对于儒家这样一个以追求道德共同体的至善为目标的学说,我们只能判定 它具有浓厚的特殊主义性质。正是因此,儒家秩序下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和异质文明最终采取了高度蔑视的自大和封闭姿态。少数领会了其中少量普遍主义特质的 儒家学者,如郭嵩焘、徐继畲等人却备受诋毁和打击,其学说并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纳。如果儒家学说真的与自由主义在普遍性维度上可以轻松接榫,何至于鲁迅竟然 宣称读不懂《群己权界论》?何至于迄今仍有人把道德狂热视为自由主义激情?

  当秋风与儒家学说调情之后,他就越来越表现出自以为是的道德高亢和不可一世,越来越展示出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敌意。乃至于他要呼吁严惩换偶活动,叫嚷社会福利,支持管制市场。

  秋风已然和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虽然他们的一度言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误会。

  机会主义的政治算计

  当然,秋风作如此观念谋划也是事出有因。他在评论“经济自由主义”时曾说:“应当承认,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绝不只是经济自由;相反,他们追求完整 的自由,他们向往法治、民主。但他们相信,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内直接追求政治自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所要冒的风险也太大;而经济自由则具有足够的合法性, 由此入手,实现完整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不难体会到秋风的急躁和操心之处——他梦想着如何急速完成他所期望的社会政治转变。正是 “转变”,构成了秋风所有谋划的核心动力和激情。如何唯意志论地实现这一转变,成了他处心积虑考虑的要害。这时候,他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主观冲动之中。心 情的逻辑早已经替换掉了理性的逻辑。这时候,秋风已经完全丧失掉了一个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独立思想者的品质,他丧失了为真理而克制个人主观好恶的超越性。他 不再在作超越性的思考,而是展开了功利性的谋划——谋求他所渴望的一个特定而具体的社会政治秩序。换言之,追求特定的善好目标已经全完占据了他的运思。


  显 然,秋风从这一政治急躁心态中演绎出来的是不是审慎和反思,而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庸俗的政治功利考量。这是一种更精致的机会主义。不是要讨某位掌权者的 欢心,而是要搞历史投机。——质言之,秋风投机的对象是历史。他妄图通过思想和观念操作虚构出一张路线图,轻而易举地达到其社会政治目标。这正是他经常引 用的那位儒家官僚主义哲学家张载的豪言——“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秋风一再鼓吹中国自由主义哲学化。但这个哲 学化有其特定含义,那就是通过哲学建构出新世界。作此呼吁时,他的头脑里回响的也许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只有消灭自己,才能实现自己。这等宏大的规划不恰 好是波普一再批评的整体性社会工程吗?不恰好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一再反对的致命的自负吗?秋风,你为什么在这里不再思考了?你难道忘记了,不论休谟、米塞斯 还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从来都是防御性的、辩护性的、解释性的,不是建构性的吗?需要复杂烦冗的建构性理论的从来不是自由主义。

  秋风指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自觉。诚然,这是一个事实,提示人们应该自省。但问题并不出在他所标示的方向上——不是缺少宏大理论构建,相反,缺的是实 事求是的经验研究以及与之紧密结合的理论反思。套用一句话,缺的是将自由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扎实努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靠实事求是的 研究与实践摸索才能得出。反正它不会来自秋风一拍脑袋而来的观念虚构。

  秋风一再抱怨别人不理解他的道德苦心,其实这一点不难。因为秋风仍 然深陷于儒家传统和左翼道德主义庸俗的情感和思维之中。把善作为头号目标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从来不可能以超越性的方式思考社会问题,更不会以超越政治的方式 看待政治;相反,他们总是首先自居为政治掌舵人或掌舵人的头号参谋的话语位势发言,高高在上,试图操控一切。这时候,他们已然暗自欣喜地把自己设定为神或 第一公民。这是渎神!

  秋风已经不再相信市场激励和创新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找方法。换言之,他不再相信——其实也从来没有理解过——市场 体制的秘密,依造生产性活动和创新来解决人类生存的各种问题。这不止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还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自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 没有自由,就无法成全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秋风才会指责“经济自由主义”只懂片面理解自由,并批评说“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惯于从财产权的角度理解权利,从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角度理解自由。”这时的秋风充分展示出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的无知和浅薄理解。

  也正是因此,秋风对目前举步维艰的改革困境根本无法作出理性分析。而是盲目地认定,市场失灵是导致目前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至少,它对困境应负的责任不会少 于政府失灵。这样一来,秋风就把问题完全曲解了。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解,无论道德还是经济,都是一个统一的人类普遍合作秩序的成分,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 西。没有这样一种普遍合作秩序的统一,就不会有关于自发性与自然法则的理念。

  但在秋风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关系则 是彼此矛盾,呈现出一种二元对抗。当前的困境是仓廪已实,如何知礼节的问题。秋风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批评,无非表达的是对自发性和自然 法则的绝望。正是这一绝望,导致秋风以一颗杞人忧天的封闭头脑来看待改革前景的可能性;也导致他无法理解资本主义解决人类困境的秘诀。并因此而对人类、对 中国绝望,呼唤起专制主义的儒学来了。所谓的“礼节”无非是他所期待的、与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良善“秩序”。这显然是在为各种强制涂脂抹粉。实质上,秋风 的理论建构就是以所谓文化-意识形态的儒化,来为暗藏的政府强制辩护。秋风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又岂能瞒天过海?

  秋风几乎一提自由主 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就要将其实践贴上“哄”出一个宪政中国的标签。稍稍了解一下改革历程,都清楚,改革并不是哄出来的,进步也不是骗出来的。当年 投身改革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立场人士并没有当国师的冲动。倒是秋风的诛心之论颇令人咋舌!事实上,秋风的筹划才是真正要“哄”出一个儒家共和国来。

  概言之吧,秋风不理解市场、不理解自由主义,所以他不理解现实。这就是他犯错的简单真相。

来源: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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