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荣剑:“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


荣剑:“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

  在那天的聚会上,我谈到了我的相关看法,现披露如下,既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为了留给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作者按:这一年来会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各方朋友,轮流做东,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谓之思想聚会,大致恰当。以前开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凉,席间许多高屋建瓴的洞见,鞭辟入里的分析,富有启迪的预示,因没有及时记录和事后反思,均成了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消失在茫茫时间之流中,真是资源的莫大浪费。这次聚会,起先也没有刻意准备,既无录音,也没笔记,全凭事后回忆,对与会者言论的理解和解读一定存在着错漏之处,这个责任当然由我承担。我期待以后会有类似的聚会,或随意漫谈,或认真思辨,在酒后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为之一。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是澳洲华人学者雪珥先生最近讲的话,我想谁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好奇,想急于知道答案。就在这两年里,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甚至危机情绪,有一种“出事”或巨变的预感,说中国可能要“跌倒”,人们大概都有思想准备,但会跌倒在哪里,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我提出了“中国十问”,在短时间里即传播甚远,但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按何种方式解决?不解决会出现何种后果?说实话,我并完全不清楚。这个时候,有人能揭破这些谜底,我是愿意倾听的。幸运的是,你想要什么,还真是有人送给你什么。821,翁永曦给我短信,邀请我第二天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与“澳籍中国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雪珥先生座谈,主讲‘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地点:顺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见过多少高人,这两天因病住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鼎力推荐,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当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参加,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从网上搜索到有关雪珥先生的一些相关信息,对他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聚会来了几个高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不必细说了,这一年来他们长住大陆,就近以睿智观察中国,应有新的洞见。同来的还有著名投资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传播的网络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为民,王瑛是中国体改所的老人了,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周为民也不可小觑,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蔡霞,为这次聚会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她思想解放,看问题敏锐,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随我一起来的是著名出版人,汉唐文化老总尚红科,他是我在人大读书时期的老弟,这些年出了不少好书,最近刚出版了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学界又引起一波新的争议。本来老翁还邀请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遗憾的是,这两位身在外地,实在无法与会。老翁召集的这些高人,这一年来还是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再聚,我想都是冲着“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话题而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
  雪珥原名蒋文胜,今年40几岁,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的人大同学远志明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教过他的课。雪珥大学毕业后去过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再后来移民澳洲,现在显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说实话,这些身份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让人在意,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和“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网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几年里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比如:《大东亚的沉没》(2008)、《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绝版恭亲王》(2011)、《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这几本书我都还没看过,但我相信影响一定很大,据老翁介绍,有相关高层领导也在推荐阅读雪珥的书,可见,雪珥的书一定有他独到之见。
  雪珥首先介绍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比较优势。他大量阅读了晚清时期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从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中,探寻到晚清社会政治变化的轨迹。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国史料,显然给了他许多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证据,从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别于中国史学界传统看法的新认识。比如,对于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变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质疑,认为从康有为笔下流传出来的很多“历史”,包括那个著名的“衣带诏”,都是伪造,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来,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所致,想通过大量罢免那些反对变法官僚的激进手段,包括策划军事政变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欲速而不达。而对于慈禧太后,雪珥则抱有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个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专断无情,她后来对维新派所采取的反击措施,包括菜市口杀“六君子”,均是无奈和被迫之举,是以最小代价迅速稳定政局,为其后的新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雪珥从他发现的新史料出发,是试图为人们揭示出晚清帝国最后崩溃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试图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后是在哪里跌倒的。在他的叙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维新派激进冒险的做法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已经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份额不过10%左右,大量资源分布于地方和民间。后来地方之所以能采取自保或独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为地方在财政上已经独立,无求于中央,加之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地方事务,中央已无力干预。

2、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而是所谓的“立宪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新兴利益集团处在两面作战位置,一方面是和旧贵族为主的老的利益集团作战,以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大跃进”心态,使得社会变革被纳入到一个激进轨道,车速越来越快,最后是刹不住车而翻车。洋务运动搞了30余年,效果显著,但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维新变法,却完全扭转了这个“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进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制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态度不可不谓积极,然而已挡不住民间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尽快确立宪政国体。按雪珥说法,“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4、晚清改革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主义先行,理论导向,各派都在争夺合法性资源和话语主导权,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来,“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对于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别其价值和意义,是需要专业学者的判断,我不敢置喙。从我的知识判断,在雪珥的“晚清叙事”中,史料仅仅是为他提供了新叙事的支点,史观则是决定他叙事的方向,而对现实的关照则是他叙事的目的。从去年以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许多历史学者都重新转向晚清这段历史,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试图重新构造一部新的晚清史。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有许多新的史料被重新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的证据当然要说新的话;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革命史观首先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必定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股“反思”潮流中,原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统治阶层,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则被视为开辟了中国激进主义变革的先河,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革命谱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叙事”显然也是在上述新的历史叙事格局中形成的,他总的基调是为晚清改良主义改革路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这条路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慈禧太后扑灭维新变法,再重新启动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设立地方咨议局,最后是转君主立宪制,以英国或日本为榜样,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肇始于康有为的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之后则进一步转向更激进的行动,由孙中山的革命党掀起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社会变革路线,实际支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是革命首先达到终点,改革在中途跌倒。现在,雪珥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要说的是,晚清的宪政改革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成功后或将使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漫长的革命之路,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可能再次来临的宿命。
  改革或革命?一个持久弥新的话题,不仅是这个聚会关注的主题,其实也是近20年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观念史研究》,用他们开创的“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突破。他们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思,李泽厚刘再复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革命史观的新的认识:革命并非是社会变革的最好方式,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延续了专制主义历史。或许正是基于对革命史观的批判性视野,金观涛在这此聚会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是国民党后来附加上去的,是国民党为了取得革命的法统地位而刻意打造出来的,和国民党同处革命党阵营的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也是遵循革命史观的逻辑。在金观涛的视野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被大大高估了。
  在讨论中对我深有启发的,并非是金观涛关于辛亥革命的结论,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他认为,1903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邹容写的《革命军》为代表,使得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士人阶层获得广泛认可,在社会上掀起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高潮。他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做过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则达到了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日趋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趋取得正当性。而“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金观涛的第二个看法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意义重大,士人以学问博取功名的传统方式解体之后,二百余万的文化人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的观察是,地方咨议局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乡间底层的士绅阶层有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从县乡流向省市,从省市流向中央,流动的结果是乡间底层的士绅出现了真空。原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由乡绅自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土豪劣绅由此崛起,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痞子”运动。在金观涛看来,国民党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动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会底层特别是乡村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依靠少数精英,充分动员底层,最终战胜国民党。这个看法可谓精辟。
  关于晚清从改革走向革命的原因,金观涛阐述了他的第三个看法: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对中国朝野上下震动之大,要远远超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俄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宪政制度的优势由此得以体现。1906年,革命话语高潮再次兴起,大大超过1903年,和日本取得对俄战争胜利有着直接关系。晚清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感受到了民间和地方要求宪政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加快立宪步伐;但民间和地方在革命话语的推动下,对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已越来越没有信心和耐心,革命的诉求不仅指向宪政,而且提出了排满的主张,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帜,彻底否定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合法性。
  金观涛作为资深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于辛亥革命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雪珥有着更大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分析能力,结合阅读他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我们对于晚清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进程的双向互动关系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尤其是从观念史角度出发,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进入到支配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构中,从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关键词上,找到社会变迁的深层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同意他对辛亥革命过于“消极”的看法。在那天聚会上,我是这么理解辛亥革命的:这个革命毕竟彻底终结了帝制,建立起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框架,以后的任务是在这个框架内不断地把它充实。辛亥革命后有两次帝制复辟,均不得成功,说明共和潮流已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意义不是讲过了,而是还没有讲够。近些年来,学者们痛感于革命史观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由此清算革命谱系,上溯法国革命,下及辛亥革命,凡革命者皆无正当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应的是,慈禧的作用被重新认识,晚清的宪政改革被重新拉回改革谱系,清帝的退位诏书被重新解读;而原来的那些革命者,其动机、人品、手段和目标,均被质疑。历史的价值尺度变了,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不管对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如何评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晚清统治者没有能够主导它最后几年的历史,它不是“跌倒”而是被打倒了,其原因,雪珥有他的解释,金观涛也有他的解释,其他学者还有他们的解释,综合这些解释,人们能够绘制出晚清从改革演变为革命的真实图景,找到其中的逻辑线索。但是,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历史的兴趣恐怕还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雪珥说“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大概是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在这么看,目前中国的局面和晚清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晚清统治者犯下的那些导致他们最后崩溃的错误,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会在执政党身上再次重演吗?我们期待雪珥在讲完晚清的故事之后,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他的独到之见。金观涛就连续三次向雪珥问道:中国现在会跌倒在哪里?遗憾的是,雪珥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在金观涛这样的历史学家面前,他必须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他的确还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能够洞穿历史,但未见得一定能够看清现实。
  针对如何认识现实,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事实,金观涛坦言,他一直没有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他说,对于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他已了然于胸,对于雪珥所讲的的这些史实,他能迅速作出判断,知道其轻重之所在;但是,对于中国在近三十年里发展的真正原因,他还不明就里,还没有发现支配这种独特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前,他也曾对我说过,他们离开中国时间太长了,回来后找不到感觉,肯定更找不到社会发展的逻辑。他的意思是,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中国这三十年发展的逻辑,才可能进一步推导出中国未来变化的可能路径。对金观涛的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从他的著作中体会到: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中国的超稳定性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一定有一个贯彻其始终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支配着从晚清帝制向北洋共和的演变,以及从国民政府向共产党统治的演变。而最近的三十年,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还能按照以前的逻辑加以解释吗?
  雪珥的问题变成了金观涛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实?我的看法是,即使从直觉上判断,更不用说在理论上更深的思索,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晚清时期的统治秩序绝非同日而语。从上层来看,现在执政党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力已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有很大空间;而现在的中国,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以何种方式重新整合底层资源尚缺乏有效途径。从合法性上看,满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从清廷“曾经跌倒”的地方来预言中国“还将跌倒”在那里,一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这次聚会的做东者翁永曦,即兴谈到了几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中国有可能跌倒在哪里的要点。这个中国早期改革的参与者,后来的旁观者、倾听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离于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实是一直在冷静旁观中国思想界的动静,对各种异端邪说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觉有时能让他迅速切中主题,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开饭前,他转述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一定是有来头的):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老翁厉害,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中七寸,让全屋子的人一时无语。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兴发言中,首先谈到,改革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生产产能已经大大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形成革命温床。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于钱少,现在是苦于钱多;巨额外汇对内造成巨额占款,引发流动性泛滥;对外造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主动权始终是在人家手里。3、国际上这套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加上互联网,杀伤力太大了,不仅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传媒控制;依靠传统体制和手段,哪挡得住?天天堵,天天删,还不累死?哪有这么大的成本可以长期承受?另外,中国每年有八千万人出国,别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这个影响也不得了。4、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5、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中国搞不搞多党制?中国一直就有!国共两党一直同时存在,现在台湾对共产党开放,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就是最现成的两党制。而且两党都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海外民运都不行。东欧、西亚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是当年的共产党执政,下台了还可以再上台嘛!再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6、中国目前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中国未来乱不会乱在农村,一定乱在城市。现在出现大量群体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数量惊人,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不公,本来完全可以办好的事情它不作为;二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当事人,而是帮腔的、围观的人。现在不是饥民造反的事情,人们要求的是“公道”。翁永曦的最后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但现在看不出亡国的迹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这种趋势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而是在各种分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不以个人愿望而转移。
  在翁永曦的精彩发言结束之后,一个看起来漫无边际、主题不断切换的思想聚会,大致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雪珥的问题是“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金观涛的问题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而翁永曦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几天里,经过反复回忆和思考后整理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我来说,老翁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现在无法回答“怎么办”,是革命还是听天由命?我无法预测。但是,我是试图找到他们可能“不改”的原因,他们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在那天的聚会上,我谈到了我的相关看法,现披露如下,既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为了留给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