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5日星期六

秦永敏:中国民主化阶段论


2008年,中国民主党人又参加了声势浩大的08宪章活动,后者的坚持就更是有目共睹,而且这一次当局更无法把它彻底打压下去。08宪章不是别的,就是普世价值,08宪章的参加者数量更多出几十倍上百倍,作为一种凝聚共识的方式,在今天的历史及条件下当局抓一个刘晓波已经是天怒人怨,国际共愤,对其他人只好进行柔性控制,时间一长不了了之,而08宪章的活动也就若有若无的长期坚持下来了
 

1、历史需要我们预知未来民主化发展阶段
前文已经指出,从目前来看,中国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路径不同,所必须经历的民主化阶段也不同,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民主化的阶段来说,也分宏观的和微观的。
一年前,也就是坐牢回来后不久,我发表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我在该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实行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将一切和平反抗者斩尽杀绝,这样民主志士虽前赴后继,却只能赴死成仁。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当局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当局对政治犯已不动用死刑,也压而不绝,禁而不止,民主力量则无法持续生长发展,只能一茬茬的被割韭菜。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显然,到了第四阶段,中国一只脚也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以此观之,中国已走过了两个阶段。”我的这一看法,当然是建立在走和平转型路径基点上,不过,就前三个阶段而言,应该说是普遍适用的。
那么,从和平转型的角度看,具体的说,也就是从第三阶段这个我们当前面临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来说,再往前走还可以细分为哪些阶段呢。

2、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
须知,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正处于不确定状况,存在多种可能,某些突发事件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向何处去的拐点,所以,我们不能说,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推演出的阶段一定能成为事实。
但是,没有理论的运动是盲目的运动,盲目的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制的建构者,我们有责任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以全民利益至上为原则,适时勾勒出这种愿景,并且尽可能地和全国民众一起依此而行。从世界民主化的经验和理论来看,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中国民主化发展阶段的条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此作出科学分析,并且依次推进。
孔灵犀在《中国民主革命路线图》一文中说:“民主革命的四个阶段历史编撰学往往人为地将历史的变迁分割成便于理解和研究的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由当时看来一个个毫无关联的事件用一个往往事后才清晰总结出来的主题所串成的。也许在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在健康、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翻开历史教科书,重新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我们有可能会总结出大致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发生的时间有以下先后排序,但不同阶段的事情有可能在同一时空内进行:
◆第一个阶段:建立知名、清晰的反对力量标志;
◆第二个阶段:组织第二次天安门运动;
◆第三个阶段:撕裂统治集团高层;
◆第四个阶段:圆桌会议,民主转型。
在巨大压力和困难下,民主运动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长期得不到参与和关注,标志的出现亦是在大的事件和环境下产生。中央政府好似一个巨大的堡垒,已然千疮百孔,在它坍塌之前,民主运动犹如孤立的旗帜,看似困难重重,不断失败,但这面义旗最终会在雪崩效应后接纳愿意参与的民间力量,形成自治,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履行与政府对谈和博弈的使命。”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确实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我们有可能会总结出(的)大致四个阶段”。民运理论不能只是历史的总结,而要反过来对历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在这里,进一步说,需要对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具体进程有指导作用。所以,对孔文每个阶段留下的巨大空档,我们都需要进行深入探寻。
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阶段,本质上是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阶段,而在现行条件下,则是一个反对派成长阶段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民主化的根本问题是公共空间问题,公共空间问题又是一个公共空间顶梁柱问题,一个社会,其公共空间顶梁柱有多高大结实,这个社会就有多少民主自由。当然,香港经验告诉我们,自由都可以由(殖民)当局施舍,但民主不同,它只能由民间政治团体来争取和决定。固然,有民间社团不一定有民主,但是没有民间社会政治团体就绝对没有民主。有人会以突尼斯为例反驳我说:人家怎么能凭老百姓一哄而起就完成了民主转型?我要说,中国和突尼斯的情况绝对不同,国家大小不一样,历史传统不一样,统治方法不一样!“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绝不可能像突尼斯那样,仅仅是一批无组织的民众一上街,统治秩序就顿时瓦解,独裁者就扔下总统宝座望风而逃。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都极其残酷,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统治者不是在大势已去之后还极力维持残局。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想避免流血避免战争都极为困难,怎么可能在没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顺利过渡?只有当反对派成长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中国的民主化才能有进展,只有反对派可以对执政党和政府起到颉颃作用,制约作用,乃至进行平等对话,中国的宪政民主制才有望获得实现。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转型,反对派的成长壮大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3、第一阶段是宏观自发成长阶段
由上可知,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的民主化阶段和反对派发展的阶段密不可分,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民主化,反对派弱小,民主化就处于早期,反对派发展壮大了,民主化进程就加快了,反对派可以和执政党公平博弈了,民主化就迈进成功的大门了,一言以蔽之,从当前来说,中国的民主化发展阶段完全由反对派的成长和成熟程度决定。因此,我认为从今天来说,只能从反对派的成长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这里说的政治反对派,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必须存在于国内。
第二:必须有组织名号和基本纲领。
第三:必须有最起码的公开活动显示存在并以此集聚力量。
第四:必须是顽强地持续坚守。
从和平转型角度说,反对派在专制高压下成长是必要条件,所以在这里没必要对以上看法一一加以论证说明。
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宏观自发发展阶段,也就是反对派成长的第一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认为是从1998年开始的。这不是说以前是空白,从四五运动开始以前二十年是它的准备期。因为以前的努力虽然都有效,但符合以上四要件的历史是由此开始的。陈子明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二、形成晶核有序生长“中说:“反对派在现阶段首先是一种政治属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组织概念。建立反对派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要象共产党那样迷信组织并把它神秘化。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只有当理性、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感到非有组织不可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合时,建立民主政治党派才是必要的,届时水到渠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按照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一轰而起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民主社会应当围绕若干完美、健康的晶核自然而然地生长为一个内部井然有序的结晶体,一种受到高度社会共识柔性约束的稳态结构。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反对派人士尤其应当尊重多样化的选择和欢迎多彩多姿的形象。反对派人士将形成三种功能不同的晶核。其一是著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晶核,其二是学术、政策共同体的晶核,其三是青年一代政治活动的晶核。”
他的这些认识非常重要,也非常准确。
陈子明是中国民运的理论家,我则是活动家,虽然这篇文章二十多年以后才见到,但在他写此文三年以后,也就是19985月,已经公开开展了一年活动的我就借克林顿即将访华(66日)之机首次搞了推举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和他见面的活动。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就是由此开始,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发起了冲击党禁运动,虽然一直饱受打压,大家总共判了几千年刑,还是在国内坚持下来了。而且,在2008年,中国民主党人又参加了声势浩大的08宪章活动,后者的坚持就更是有目共睹,而且这一次当局更无法把它彻底打压下去。08宪章不是别的,就是普世价值,08宪章的参加者数量更多出几十倍上百倍,作为一种凝聚共识的方式,在今天的历史及条件下当局抓一个刘晓波已经是天怒人怨,国际共愤,对其他人只好进行柔性控制,时间一长不了了之,而08宪章的活动也就若有若无的长期坚持下来了。
为什么说“第一阶段是宏观自发成长阶段”?因为中国这么大,一旦隐约有了反对派成长空间,全国各地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要求/政治冲动的公民就会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起来,这样,很快反对派组织就普遍自发的产生出来。这里可以举出的例子有泛蓝联盟和郭泉的新民党等。尽管这些反对派组织都受到了打击,但它们也几乎都或明或暗的坚持着。以上这些反对派政治组织之所对中国民主化的发展阶段具有指标性意义,其原因在于它们不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而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具象,是中国公共空间的栋梁在一点点树起来的象征,直白的说,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坚定不移的茁壮成长的表现。由此开始,国内的民主人权事业就有了积累效应,短期看效果不彰,从长期说必有奇效。最后解释一句,本小标题所谓的“宏观自发成长”,即从全国看不断有反对派组织自发出现,和微观即具体个别反对派组织的自为发展是不矛盾的,是对立统一的。

4、再经过四个阶段才能迈进宪政的门槛
在我看来,反对派的成长还要经过四个阶段,才能使中国迈进宪政的门槛。这四个阶段是:
第二阶段初步整合阶段
由于当局的打压,目前中国的各个反对派组织都处在各自勉强支撑的境地。有人对反对派的前景很悲观,也有的人对当局的打压表现得很愤激。对此,应该做何理解?有生命力的事物诞生之初总是弱小的,古人对此早有评论。唐诗曰:“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老子说得更好:“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难道还有什么比人权民主力量的生命力更加强大吗?从长远说,这种力量正是所谓“只愁生,不愁长”。当然对于我们反对派人士本身来说,则还需要在战术上积小胜为大胜,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前进。
至于当局的打压,也有两面性,首先,反对派想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一口气发展起来是不现实的,某些有限打压其实是对反对派成长的一种锻炼和考验,这样成长起来的反对派才可能坚强有力,其次,我们要看到,当局的打压总体上说是越来越轻,而不是越来越重,从前判十年八年的事现在关几个月一两年就放(罗美华唐才龙),其对反对派的打压已经是遏制性的,而不是摧毁性的,也正因此反对派才能艰难而顽强的存在和发展。
今天,中国的反对派如此弱小,平心而论,当局要彻底消灭它易如反掌,之所以没这么做原因也很多,但和历史上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迫使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机理同一,它毕竟也在一点点进步。在这种反对派非常弱小,只能不时顽强表明自己的存在的情况下,各个反对派团体之间自然极力抱团取暖,所以,和海外各个团体内部都打得天翻地覆,外部为争夺资源更弄得非常难堪不同,国内各反对派团体之间是相当团结的,共生的需要已经使他们尽可能的联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目前虽然决定不了什么,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另一方面,过早的全面整合既不可能,也有碍必要的分头发展,所以,这种整合是有限的。
这里还要提到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各个反对派团体的代表性的问题,应该说,现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初步分化,比如民主党代表社会中下层,08宪章代表知识界,泛蓝联盟代表怀旧势力,新民党代表网络势力等等。其二是各团体作为精英运动如何和广大民众的日常维权活动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知道政治团体不和民众结合就毫无力量一事无成(民众运动没有政团主导也绝不会有重要结果,民主运动中尤其如此),而切断二者的联系也一直是当局的重要策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对反对派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化进程都是重大考验。在此,我必须提出几个原则性意见:1、反对派必须和广大维权民众相结合;2、这种结合不一定是越早越好,过早了当局会把反对派一棍子打死,对维权民众也有害无益,所以把握时机极为重要;3、以稳妥的方式尽早介入也是必要的,但一定要以得大于失为原则;4、重要的是善于发挥底层精英,尤其是自发运动中的领导人物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环节。
其三,反对派只能在斗争中成长,也只能采取经营性的发展策略,就是说,做任何事都要计算代价,原则上每做一事都必须得大于失。今日中国各反对派成长和发展情况令人想起普利高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初始状况的随机性,自发性,偶然性,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显露出相反的意义了,那就是目的性,自为性,必然性。由于有了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坚实基础,中国政治反对派氤氲化生系统发育的局面已经不可改变。对于这一点,当局比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这也是他们只能采取遏制手段,不敢加以斩尽杀绝,并且事实上在缓慢的一点点放开的根本原因。

第三阶段高度整合阶段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就没有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在中共能作为执政党继续掌权的前提下,反对派的成长和发展成为一支能和它抗衡的政治力量就是决定性因数。当然就是排除了以上前提,中国的民主化也还是以反对派的成熟为首要条件,没有强大的反对派而有民主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虽然没有合法化,也已经能持续发展,不仅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而且也不会回到邓小平时代,当局的镇压只能短期的遏制民主人权活动势头,却不能改变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现状。随着形势的推进演化,必定有成功的反对派组织和和人员与底层精英/民众维权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假以时日,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为我们提供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基础必定会逐步板块化/整体化,一旦精英运动和草根运动相结合,会是个什么局面!
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契机,以共同纲领为松散同盟盟约,以各反对派政团的公开表态甚至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共识为开端,反对派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之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度整合阶段也就来临了。
应当指出,基本人权的改善是民主化进程的基本需要,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权的争夺贯穿始终,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反对派高度整合的拐点,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反对派就是在争取这些权利和运用这些权利开展活动中整合。

第四阶段展示实力官民平等对话阶段
早在1995年,民运理论家陈子明就指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反对派人士要与现在的执政党一起来做好这件事情。反对派要积极主动地提出每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通过现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其他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管道,展开严肃认真的政治对话。”没有足够的实力,当局不可能和反对派平等对话。但是,既然中共十三大就主动提出了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那么政治反对派经过一定准备后要求和当局开展平等对话也就顺理成章,以争取对话来要求官民平等,因此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反对派的整合达到适当的水平,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要求并且实现官民平等对话,就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当然,这种官民平等对话,很可能需要第二次天安门运动作为历史背景。因为没有足够的压力,当局是不会轻易做出实质性让步的。

第五阶段全民制宪阶段
当反对派集结的民主力量对当局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后,和当局的对话就进入了历史转折关头,全面对话/全民制宪/全民公决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这方面就点到为止,不必为中国志士仁人盼望了一百多年的这个伟大事件预先作美妙动人的憧憬了。
以上就是我为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我们国内稳健反对派能全力以赴加以推进的方式,根据历史的逻辑做出的研判。
当然,海内外的中国人中还有各种政治势力,他们也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意见想法要求力促中国走其他路径,对此,我只能说,除了维持专制统治之外,任何其他主张我都不反对,希望它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证明自己的预见性/合理性/准确性。
不过,我觉得出国后又回来了的张林的这句话是值得注意的:“辛亥革命的主力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革命派早就在与专制的对立对抗中消耗殆尽,而改良派则可以趁机发展壮大。前者为理想和原则而奋斗,后者务实地积累实力。双方的理念差别并不大,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蓄意对立,那就是接着再来二次革命、黄埔革命、共产革命。”
最后,用民运理论家陈子明的一段话结束本文:“搞政治的人不能把牌全押在天灾人祸之上。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但是整天备战备荒,就会搞得神经兮兮的,连正常生活都不会过了。总之,政治战略绝对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形势估计之上。如果一切活动都要等待形势转变之后,那么口头上的激进分子也可能沦为实践中的取消派。制定政治计划的基础是政治气候学而不是短期的政治气象预报。”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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