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裸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7月,民盟盟员周蓬安先生写的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里,此文讲的是因贪腐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后来媒体用“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
2012222的《南方都市报》上作者贾葭的文章说,过去新闻媒体报出来的“裸官”,多是高级官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财力,足够让家人在国外购置房产,让子女在国外就学创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但近年来,“裸官”现象已大有向低级别公职人员蔓延的趋势,一些处级、科级干部居然也“裸”了,这个趋势说明,做“裸官”,“裸”做官,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共识。也许他们会说,国外的教育条件好,空气质量高,房屋有永久产权,奶粉和猪肉都很放心,为什么不去呢?这些原因当然都对,但问题是,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不能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这远非上述原因可以解释的。
贾葭的文章认为,做“裸官”,最大的好处是随时可以走,也许是因为贪腐,担心被调查;也许是因为政治斗争,担心被拿下;也许是因为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也许是对未来没希望,担心大的社会变动。总之,“随时走”的这种心态,暴露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既便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当近一半的高级官员都认可做“裸官”这一行为时,就说明这种不安全感其实已经弥漫到整个公职人员群体里。
以前做“裸官”,还只是低调秘密地进行,现在他们已经不为这种行为作任何掩饰或者辩解了,这真是绝望之后的绝望。
在中国农历2010年腊月29日午夜,当Twitter中文圈里的目光,正普遍聚焦于社会巨变前夜的埃及之时,有推友发出了一组关于中国官员外逃与直系亲属定居海外人数的统计数据。有敏感的推友,从这组数据,看到了摧毁专制独裁制度的多米诺骨牌即将从一个文明古国向另一个文明古国倒来。被若干推友以推文的形式纷纷转推的那一组数据是:2004年,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20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定居人数为120万人,分布于港澳、新加坡、泰国、日、韩及欧美各国。1992年至20076月底,大陆外逃干部中: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12人;副地厅级1192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非但如此,在一个信息极不透明、舆论严格受控于专制政府的国家里,这组数据,还有被大大缩水的可能。
对此,大陆《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于2009年援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统计报告的一篇报道可作为佐证。该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即便是这样一项打上了“权威”烙印的统计报告,依然有官方人士指出它不可能揭示更为真实的面貌,因为“真实外逃的人数,无从计量”——这是原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司级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至于具体多少这样的情况,黄风用了四个字:一个黑数。”
“裸官”,是极富想像力的大陆网友近年来创造出的一个形象的网络流行热词,指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本人在国内当官腐败捞钱,而将其妻儿全部移居海外,同时,亦将贪污索贿或受贿所得转移出境,以便一旦“东窗事发”之后,立即出逃。它揭示了腐朽与腐败的中国政权又一无药可医的癌症。
官员出逃与裸官现象,正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集权国家转型为后集权国家后出现在专制利益集团内部的一对孪生怪胎。它既消解掉了权贵执政的执政合法性;同时也向世人透露出了依靠高压手段治理国家的权贵集团成员因恐慌而择路的信息。由于在现行的体制内,绝对不可能生长出有效的监督与纠偏力量,疯狂的官员出逃与裸官现象,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一艘航行在汪洋大海中、看似坚固无比的巨轮,由于船员们个个心怀鬼胎,纷纷拆卸船上的零部件,甚至监守自盗地偷走救生艇弃船而去。正如多年前毛泽东所言: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中国大陆这种官僚体系中爆发出来的恐慌择路的心态,也必将引起民众的惶惶不可终日,政治与经济面临溃败,社会动荡如利剑悬顶。
因此,中国具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的正义之士,都不避艰险地呼吁政治改革,发出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的警示: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19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8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从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就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他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他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他说,“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
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一本经,很难分清谁是开放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6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比如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可见,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据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90%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80%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中国大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但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中国大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就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据说,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温家宝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人们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其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老百姓的人吗?还是“代表”吗?!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在中共十八大,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这也是恢复民心党心的一条捷径。

本文作者:颜昌海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