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綦彦臣:论“国家性质”(下)——三重焦虑的社会危害(《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綦彦臣:论“国家性质”(下)
——三重焦虑的社会危害
                  
小引:一个真问题的复述
一、国家焦虑的现实与历史
二、中国的三大明显特征
三、国家焦虑与个体乖戾
结语:刘诉茅案的公民投票意义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小引:一个真问题的复述

既然温战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面貌,既然冷战经过衍化仍被有全球影响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所使用,那么,与凯南意义密切相联的杜鲁门的国家性质两分法,还是有效(简洁可用)的。
杜鲁门十分焦虑地说:“显然,从语境看,‘两种生活方式’指的是极权主义与民主,而非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1]“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它们,叫它们纳粹、共产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叫它们佛朗哥或任何别的——它们都是一样”。[2]
杜鲁门的简单界定背后,是复杂的个体焦虑,个体焦虑的背景又是国家焦虑。当然,杜鲁门在此就国家性质给出了一个真问题答案——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界定几乎没有意义,最关键的性质区分是或者极权主义,或者民主(制度)。

一、国家焦虑的现实与历史

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家焦虑状况显然比新黑格尔主义暨法西斯盛行的时代更明显。彼时,国家可以处于一个“公我“[3]的超级位置而压制个人服从,且这种服从成为一种道德,即“自由不是别的,不过是自我控制,国家的强制是其必要的补充”[4]
全球化时代不仅带来国际秩序的“春秋时代”,而且个人对国家的服从也不再是完全必要。就算是美国那样一个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也面临着更显性的国家焦虑。比方说,医疗改革的福利性强制及其与宪法精神的冲突;再比方说,“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只是表现出其本国公民的不服从精神压住了爱国主义,而且也是公众对全球化与国家关系的焦虑反应。
回观历史,国家焦虑与时代病态是相表里的,它的极端化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焦虑已是国家常态,一如格茨•阿利的历史叙述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三个巨大的创伤:由于英国的海洋封锁而导致的饥荒、货币的贬值和内战”,由此而出现“1923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对最具国家意识的中产阶级实质上的财产剥夺”[5]
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德国因于纳粹历史的压抑又产生了新的焦虑,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所云:“难道年青一代没有权利卸下第三帝国的历史包袱,走进新的千年?如果我们的未来永远纠结在一段早已成为往事的德国罪责上,悲观和颓废感也会如影随形。”[6]

二、中国的三大明显特征

如果说德国的国家焦虑是古典性的,美国国家焦虑是现代性的,那么,中国的国家焦虑则具有两者的共同性:
(一)衍化性冷战思维诸如“五不搞”是历史创伤的深度诠释,受难者心理迫使其必须预设最强大国家为假想敌。
(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即“无发展的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几乎同时具有现代资本主义五大缺陷[7]的任何一种,尤其贫富不均与福利匮乏。
中国的福利匮乏在社会安网的构造方面造成严重的崩溃状态,养老金入不敷出正在扩大缺口。
(三)政治权能阶层的道德缺憾远大于美国华尔街精英的缺憾,没人能够改变“越反越腐“的政治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会导致社会解体,而且还会吞噬体制内的开明力量而致玉石俱焚之后果。
当今中国社会即使尚不会在短期内崩解,但是由于公信力负值化而致社会互信程度极低,已证明了一个“龟裂型社会“[8]的出现。即时代病态已经明显。仅在经济层面上讲,国家焦虑也是呈现出夹在自由与公我之间的状态:一方面,没有适当增速,社会就无和谐的先决条件[9],而没有一个尽可能低的速度(回落状),结构调整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保持增速即意味着通货膨胀,通胀更进一步地放大了社会不公。
国家焦虑暨时代精神病态必然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在个人行为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就黑格尔主义的“公我”仍具现实意义。仅仅从卡伦•霍尼的弗洛德路径研究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焦虑与敌意是单个个体行为或观念,也是与文化(群体观念)有关的行为。“事实上,正是各种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症由以产生的主要根源。”霍尼如是说[10].

三、国家焦虑与个体乖戾

几乎与刘晓明模糊化策略出现的同时,且能对应的是孔庆东痛骂港台事件,尤其指斥台湾民主的“欺骗性”。这正是国家焦虑的显性化表现。“孔骂”的个体行为意义当然更符合霍尼的分析结果,但鉴于尊重个体权利的原因本处不再展开来讨论。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当中的新黑格尔主义不仅仅是国家焦虑与时代病态的表现,而且它有可能发展成法西斯政治的亚种,其观念集中表现为国家想知道一切——远比想控制一切的愿望更强烈。
在模糊化策略之下,国家在想知道一切的基础上试图企及想控制一切,使它不愿进行一种从“公我”出发而返至自我自由的改革,里面的精神观念仍然是敌意与焦虑混合的,“党内对开展政治改革存在分歧,担心这将为不同政见和动乱打工闸门”[11]
在孔庆东个体乖戾事件之外,又出了一个具有公共分析性质的事件——刘思齐诉茅于轼侵害毛泽东名誉案件。它更经典地反映了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焦虑状态以及试图技术化模糊的愿望,还有个体乖戾作为焦虑是如何构成了国家焦虑胡重要部分。

结语:刘诉茅案的公民投票意义

不幸的是,草民阶层的焦虑却无法真实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它正是上面已经涉及到的“龟裂型社会”的基本政治内核。
之于上指的公共事件(与国家性质有关的国家焦虑分析案例),依照本文(含上下篇)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我们不难得出三点价值分析结论,尽管我还不能称之为“共识”:其一,茅作为毛时代受迫害的个人,他有权以个人的名义提出对毛时代政治道德的质疑,这与犯罪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其二,刘是代表个人权益,还是与茅一样表达公共意识,没有程序性证明;其三,如果法律秩序不愿意或被操纵,那么任何在技术最精确的辩护均无意义。所以,该案应当交予全民评判,或者说一个全民投票式的涉及国家性质及其道德性的明确民意表达,远远在个别法院的意愿或裁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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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2]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中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P66 ;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 [4]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P312-313(在P313),〈国家的哲学理论〉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5]阿利著《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中译本,刘青文译),P21;刘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译林出版社,2011
[6]温克勒著《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中译本,丁君君译),P137-138;丁译版本:三联书店,2011
[7]同上篇[8]&[9]
[8]具体定义,参见周彪(民盟长沙市委员)文章,“没有共识的社会很可怕”,载于《南风窗》2011年第3期。
[9]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130文章,“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上篇[7]报,21,第14版〈海外视角〉,“中国经济结构进入关键年”。
[10]霍尼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译本,冯川译),P39;冯译版本:同[15],2011.
[11]参见《印度时报》网站2011621报道,“中国避免苏联式的垮台”;同上篇[7]报,第14版〈海外视角〉,“体制创新是中共延续辉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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