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张曙光:为什么是“政治”?

 如果维护本民族利益、关心国内民生天经地义,那么,我们到国际上要民主,就更应当在国内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这才说得过去。在今天,如果谁还一脑袋“宁与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意识,那他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会是很迟的事。
  广东的乌坎事件算是较妥善地解决了,那更广大的其他地区呢?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还很长,同志仍须努力,但能否给出一个类似孙中山三段论的说法,让执政党内外都知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小平当年给出了中国经济的三步走,现在大陆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出一个政治的三步走呢?

  要真正为民族负责,是时候了!
 

  一、面对政治,我们为何“很傻很天真”
  就人的自由天性或超越性而言,人是游戏的或艺术的生物。看文艺表演、娱乐八卦的,任何时候都比看学术论著的多,用孔子直白的话说就是“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我们重视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柴米油盐、亲朋好友。钱多了,寻剌激,就容易往斗鸡走狗、吃喝嫖赌的路上走,把玩古董属于“高雅”的文化行为。所以,我们的媒体近年来通过“鉴宝”“拍宝”一类节目,让中国人逐渐过剩的精力有一个正当的释放处,也算进行“文化建设”了。
  然而,偏偏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是政治,是不乏光明正大,但更多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政治!中国的老百姓不想玩、玩不起,但谁都别想躲掉。很长时期,“民众革命”“群众运动”还是政治得以开展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早就厌恶了的政治“折腾”,大都是自上而下地“鼓动”、“发动”起来的。
  想想文革,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举国的政治狂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到狠不得掏出心来让人看是不是红的,热到竟然有人越境到国外去搞革命,热到天安门前红卫兵们万众欢呼的场面空前又绝后。
  突然有一天,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是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败露,私自驾机叛逃摔死的。是真的吗?阶级敌人造谣污蔑吧?帝国主义还有社会帝国主义可是与我们不共戴天、亡我之心不死啊!善良而又被卷到“革命”政治运动中的民众觉得这怎么可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但你不信也要信,这是党组织通知的,中央电台的新闻播报的。那原因是什么?是林彪当了二把手,就滋生要当一把手的狼子野心了,早就组织“舰队”准备搞政变了,并且这个人在历史上就有问题,什么什么事情上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仔细看他那形象,眉毛眼睛,多阴!
  --民众好象一下子回过神来,就是,被林彪骗了,幸亏伟大领袖明察秋毫、及时识破,不然,红色江山说不定就断送到他手里了!我们更要紧跟伟大领袖啊,于是,批林批孔,继续革命。批林为什么要批孔?因为林彪床头挂着“克己复礼”的条幅,伟大领袖也说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尊孔,林彪也尊孔。那就批吧。
  后来,伟大领袖去见马克思了,不是说他至少能活120岁吗?这可没人敢造谣。哇,那个痛啊,人民不就成了没爹妈的孩子吗?接着,“四人帮”又被拿下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不久,开放了,知道国外的情况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不仅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简直有点象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历史也慢慢地被揭秘,政治露出了冰山一角,民众也开始觉悟。
  但觉悟的如何?
  就在前几天,我们很多可爱的写手们还在大声疾呼:不要瞎猜乱说,听到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什么内部闹翻,什么要泄密、要避难,你们真会联想啊!看到女人的胳膊就联想到肉体!王立军可是我们的打黑英雄,是我们书记的左膀右臂,他是到领事馆追查偷跑到美国的贪官名单去了!
  这时候,连我这个文革中一样愚昧的人,也感觉这些人除了可爱和自信,就是太愚昧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很傻很天真。于是,“善良”、“愚昧”、“左”,这几个本来分属不同领域的词,都蹦出来,并在这里并排站在一起了。
  这能怨他们吗?他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正面”的宣传,政治的正确、形象的光辉,还有象当年一样的“紧跟”和“密切”。政治,严格地说是政治权力及其运作,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还远非什么阳光下的事情,而仍然是一个神秘的黑箱。
  他们没有看到,因而也不了解政治的另一面。加一句话,是已经有了改善,但仍然亟待改革的政治。
  善良的人们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政治?
其实,政治既不意味着光明正大,也不等同于丑陋肮脏。需要还政治的本来面目,并给它一个历史性的解析。

  .二、政治的产生与政治游戏的性质
  形象地说,两人之间无政治,因为两人必须合作,且关系清楚,没有玩政治的空间。当然,可以有智力和暴力,一方揩另一方的油,甚至奴役他;但如果另一方智力体力不弱,那就得公平合作,俩个和尚抬水吃嘛。
  都知道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两个被抓的囚犯由于不能通信息,最后都没有选择对双方最有利的不坦白,而是选择了坦白招供,这叫纳什均衡。但这不是合作均衡,而是俩人“不合作”的均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警察是第三者。所以,三人之间就有政治了,三人中有一人放个屁,放屁的只要说自己没放,另外两人就搞不清楚了,这就会互相猜疑;如果俩俩合作,一人被排除,那么任何人都有合作的可能,也有被排除的可能,这就有戏了。
  现实的政治虽然不是这样产生的,但三人关系中就有了政治的萌芽。在最早的氏族中没有政治,因为大家的生存能力都很低,需要相互依赖,合作生产,挣的也就勉强够吃的。那时,“我们”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们”的,甚至配偶--应该叫异性伙伴--也是如此,“争风吃醋”是后来的事情。那时重要的是区别“我们”与“他们”。
  今天海外还有些民族没有政治机构,秩序是靠族长和习俗维持,但他们没多少财富,都比较穷,也就是凑合着吃饱,所以谁都没有多大的私心和贪欲。
  但在多数民族中,一方面,财富增加、氏族扩大,血亲关系有了亲疏之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与分化也在扩大,导致了人们能力和作用的差异,一些人就开始动脑筋了:我自家怎么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也让自己的后代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这就要想法利用人的先天的后天的差异,尽量让自己获得一个优势地位,多占有一些财富。
  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的道德模范,一心想着如何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真是没觉悟!其实是没法有觉悟,一者就象我们经济没有崛起之前,搞平均,吃大锅饭,吃得大家都懒了,也更穷了,所以邓小平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者就象今天“我族”和平崛起,不可能拉着朝鲜、缅甸、巴基斯坦这些穷哥们一起崛起,管不了那么多,管多了是干涉人家内政,象朝鲜从来讲的是金领袖树立的“主体思想”。就是这个理。
  当然,那时候这“一部分人”肯定是那些威信高经验又多的族长、酋长及其子女们,利用传统的合法性,他们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凭这种地位捞取财富。捞得家大业大了,怕人眼红怕人抢,也就需要有人“看家护院”;于是,原来在打猎中发明出来的“枪”,现在成了受“东家”指挥的“枪杆子”。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要么放低了身段,要么生出虚伪的一面,总之,道德“权威”开始向政治“权力”转变了。
  这样,财产不能“共”了,老婆也不能“共”了,“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或你们)的,也不是“他”(或他们)的,有了三人关系或三方关系。“我”为了自家能多捞多得,就要区别“你”(或你们)和“他”(他们),拉拢、联合你(或你们),排挤他(或他们),让他(或他们)处在最低层,为我也为你当牛做马做贡献。社会分化和界限也就出现了。当然,三方对自己而言都是“我”,究竟谁能脱颖而出,那就看他们掌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看谁会玩儿不会玩儿了。所以,政治首先是围绕利益开展的权力获取和运用的游戏,是通过人对人的支配而实现人对物的占有。
  当着我们所说的“国家”这个圣物出现,社会就有了体制化的上下尊卑的差别。社会从原来的平面上隆起了等级的金字塔。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社会地位最高,拥有的财富最多,自由度也最大;处在金字塔下层的人,则只有养活自己,外加交皇粮,向上输送资源的份。所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人的自由的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有本事走到高处的,注定是少数人。
  现在大讲价值观,人类文明几千年,说白了,往上爬或羡慕、巴结那些爬上去的人,是许多民族世俗的主流价值观。批评和抵制这种价值观的价值观,是平等。孔子当年就担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中国偏偏成了最陡峭的金字塔,严重不均,只有处在金字塔最下面的人,是既寡又均。
  吊诡的是,这原因又正在于社会不能合理分化,朝廷重农抑商,不让分化,这才能保证小农们既不流离失所,又能作好皇权的垫脚石。倒是西方,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前现代就相对分化,社会二元或三元,国王、教皇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推动了后来西方人法律上的平等。有些大领主或大商人,经营有方,富可敌国,也完全正常。
  --要在中国,那就等着皇帝来收拾吧。朱元璋让苏州巨富沈万三家破人亡,嘉庆抄了乾隆的宠臣和坤的家。所以,即使前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出路也比咱们多一些,社会有一个内部的多元互动和制约。
  我朝向来有我朝的特色。秦统一六国之后,原来周天子的分封制变成皇帝专制下的郡县制,皇帝通吃,政治领袖、精神导师、财富霸主一肩挑,“天下”这才真正属于“天子”了,朕是天子也就是朕即国家。
  在这方面,荀子和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没少帮忙。按韩非的教导,人性都是恶的、心理都是阴暗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算计,觊觎皇帝大位那就更多了,刘邦看到秦始皇是怎么说的?“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又是怎么说的?“彼可取而代也!”所以皇帝对谁都不能相信,要牢牢地掌握权力,熟练地运用“法术势”的三字经,即颁律法、弄权术、处优势。
  --律法是公开透明的;优势是制造出来的落差,或者表现为空间高度、时间领先,或者表现为某种异样的氛围,造成人的心理认同或精神雌伏,半公开半透明;权术、心术则不公开不透明,说某某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极深,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样玩政治,有点象猜哑谜,最接近的是仇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的相互追杀,玩得心惊肉跳,没什么规则和程序可讲。传统政治,厉害也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接着,黄老之学和儒家先后成为汉家的首选,汉武帝独尊儒术,用汲黯的话这叫“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有点嘲讽的味道;到汉宣帝训斥太子时,就明确地宣示为“霸王道杂之”这一经典政治原则了。
  于是,作为利益集中体现的政治游戏,成为皇帝的禁脔。皇帝特选的帮办们当然要参与其中,为皇帝玩游戏出谋划策,让游戏玩得高明一些。所谓高明,就是让天下人不仅对皇帝坐天下心悦诚服,还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万岁爷您的恩情大!”“陛下圣明,臣罪当诛!”“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也不能说整个一阴谋,儒家帮助设计和推行这一阴谋,因为弱小而无助的农民们,要没有皇帝从上面给他们洒下雨露阳光,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作主,遇到土豪劣绅的欺男霸女、灾年荒岁的颗粒无收,他们还真是没辄。至于到底是谁养活谁,草民们如何弄得清?自古就要交皇粮,有坐轿子的就有抬轿子的,这些天经地义的“传统”难道会不合理?谁又有本事把它翻过来?中国百姓根本不必知道什么黑格尔,生活每天都在教育他们“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加儒家的专制,还是好于皇帝加法家的专制。作到帝王师的儒者瞅着机会就给皇帝讲天人感应、讲舟与水的故事,让皇帝有所忌惮,也慈善一点;皇上父仪天下,皇后母仪天下,如此天下一家春,社会也就和谐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也不妨说就是“大家长的政治”。政治除了有不可公开的“阴”的一面(阴谋?),还有可以公开的“阳”的一面(阳谋?),孙中山的比较现代的说法,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参与这场游戏的人一多,游戏的设计就麻烦了,穿帮的危险就增大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同心圆就要分出内外层。最为内部的圈子是皇帝最宠信的几个人,只有他们掌握最高权力和最高机密。不过,对他们,皇帝不仅拥有最后的裁断权,还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处处留一手,这是韩非子早就告诫过的。所以,传统政治之所以不公开、没规则,更不必讲什么程序,关键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和一二个人说了算。这是传统政治最大的两个特点,从这两大特点自然生出神秘性。皇帝也怂恿一些人为他指天画地、装神弄鬼,搞什么谶纬神学。
  当然这并非没问题。关乎天下安危、万民祸福的大事,只一二个人说了算,那更多的人就不放心,于是乎,凡有可能或自认为有能力的人都想影响这一二个人。中国历史上不停地上演剧情差不多的一齣戏,就是外戚、宦官们的干政甚至夺权篡位。玩得好,可以象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象魏忠贤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玩到极致,也有自己当上皇帝的,象王莽、杨坚,武则天、慈禧也可划入这一行列;玩不好,轻者打入冷宫,重者流放灭门,更是比比皆是。
  即使皇室的嫡长子世袭制拥有政治的合法性,围绕皇位的争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也多了去了。政治成为最高风险的大赌博。即使你说这是飞蛾扑火,飞蛾们也照扑不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诱惑实在太大了,大到超出你的想象力,总之是“想什么有什么”,“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如果谁在这方面想象力差,想一下我们省交通厅长们的前腐后继,也就略知一二了。
  这种政治的溢出效应,就是为民间文学、说书唱戏,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让平头百姓以这种方式理解政治的性质、分享政治的戏剧性,也教育百姓认同当朝,顺便培养百姓的想象力。
  那平头百姓能否玩政治?历史告诉我们,陈胜吴广到了“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份上,才决然地进入到政治的大戏中。不过,命都豁出去了,这就不太象“玩”政治,甚至连“赌”政治都不象,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抱着绝路逢生的一线希望。所以,传统社会,要谋取政治大权或去分一大杯羹,如果没有祖宗罩着,不是世家出身,就只有豁上命了,象那些梁山好汉,先造反、后招安,也算干值了。这就是在中国搞政治的条件。
  至于学而优则仕,借助科举制向上爬,是最安全也最荣耀的。但在李世民看来,不过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用今天的行话,叫进入体制内。个别人考的好或干的很,也能成为皇帝的亲信,进入皇权的核心圈。
  到了近代,外侵内乱,革命党兴,满清皇朝也玩不灵了,玩不灵还要玩,结果玩大发了,两千年帝制都赔进去了,科举在这之前就废了。于是革命政治代替了皇帝专制的政治,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也被革命者喊得震天响,革命的政治成了每个老百姓都要参与的事情,连阿Q都要革命了:
  --造反,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一边唱一边高声大叫:我要什么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尼姑,和尚动的,我动不得?可高兴了没三天,看到阿Q已经怯怯的赵太爷结交了革命党,不再把他放眼里了,阿Q才悟到结识革命党的重要。城里认识的那个革命党被砍了头,他认识的就只有假洋鬼子了,于是去见假洋鬼子,话还没出口,就被喝令滚出去。赵家遭劫,阿Q被作为盗贼捉拿,稀里糊涂地被就被枪毙了,临死也没把圆画圆。从此,“多谈风月,莫论国事”成了世人心照不宣的政治禁忌。
  鲁迅真是了解国情,“革命”是要“结识”革命党并听革命党号令的!你和党的关系或者叫人脉比你革命的愿望和行动重要多了,可不能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就想按自己的愿望来革命,或对革命说三道四,那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是延安整风的一大重要内容。跟革命更要跟组织、跟人,这成了中国现代革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话说回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国度,再加上近代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当然,凡是想干成大事业的政治家,都要搞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要讲纪律和统一,否则别想得天下。
  “旧”民国也好,“新”中国也好,广大的百姓被动员起来参加打天下。那坐天下呢?文革似乎以“大民主”的形式让百姓坐天下了,结果呢?“黑五类”还有后来的“走资派”不用说,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先后被政治玩得不是死,就是伤了。还敢再关心“国家大事”吗?
文革中,我亲眼见到一位造反派头头在刷一条大标语时,一激动不知为何将“打倒刘”,写成了“打倒毛”,“毛”字还没写全,就让他的战友们扭倒在地了。在现代中国,“大民主”与“大专制”必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专制,你叫“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叫“领袖专政”也好,一个意思。

三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的中国现代政治

  真正让政治变成谁愿意玩,谁就去玩的一款游戏的,是现代民主政治。
  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政治是寡头政治、黑箱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就成了大众政治,成了可以参观、旁听的议会政治。大众政治而又议会政治,什么意思?就是大众通过精英代理其从政。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撘界,它需要的是家长制的管理。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其一,产权的个人化、多元化和等价交换,给世人带来了法律上的平等,他们进而在政治上要求以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票决、协商;其二,这两者之间还能互斥互补,互为对方设定界限,互为对方矫正不足。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催生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呼唤着民主政治。
  过去皇帝的金口玉言,在现代社会变成了宪法,它给予并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又为政党政治的游戏设定了框架和规则。
  从过去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到民众有了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是人类政治最大的进步。现代社会多元取向,多数人不必再把当大官看作人生最好的出路,看作最光宗耀祖的事了。对赚钱感兴趣的可去经商,对娱乐感兴趣的可去从艺,对政治感兴趣的就去组党,搞选举、拉选票,不管是出于韦伯讲的“志业”,还是你想捞政治的好处--从政当然有好处,就象经商有好处一样,同时也有成本、有风险,至少你不能怕辛苦,也不能怕被曝光,因为你是公共人士。
  公共人物最无神秘感、神圣性。你不就是个子不高还有点花的萨克齐吗?你给我握手?我还不给你握手呢!把老萨气得回骂一句。你虽然贵为总统,也就是回骂一句,还能怎样?按我们的标准,被起诉的以色列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多大点破事?要么被赶下台,要么进了监狱。
  当然,你如果带头守法,又有能力,内政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你就会赢得民众的尊敬,还会载入史册;如果是法国总统,没准儿死后还能入先贤祠。虽然法国先贤祠里更多是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
  中国的政治也在变。搞政治的也要显示自己开明民主、与时偕行了。
  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关系主要在皇帝、官僚和百姓这三方之间展开,那么,近代以来的政治,成了中国的统治集团、外国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国家,与中国民众这三方的关系了。于是,中国的政治集团大都要与某个大国暗通款曲或公开靠拢;另外,既可以给中国民众讲外国人的事,更可以代表中国民众正告外国人。
  当然,中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同一政治集团也非铁板一块,政治集团之间有博弈,外国和中国民众对他们也可选择。无论谁最后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们都面临一基本任务,那就是既要维护民族利益,又要适应世界潮流。这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看起来维护了当下的民族利益,却可能背离了世界潮流,顺应了世界潮流,可能带不来民族当下利益的最大化。那些“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人们又往往看不见、摸不着。
  就此而论,同样是搞政治,在中国比西方难度要大。谁予不信,可以一试,至于如何比,也是你的事。
  话说回来,中国的民主也要培育,一下子搞不了,正如小农经济一下子变不成市场经济。所以,孙中山理性地提出政治“三段论”,即军政、训政和宪政。由于内外部的双重作用,老蒋在台湾一边戒严一边发展经济,持异见的人士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搞政治活动,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到了小蒋,很快就转型到宪政下的民主政治时代了。“黑金”、“枪击”一类的把戏玩不灵了,也就没人玩了。
  在大陆,毛和老蒋一样,也希望靠他的和党的绝对权威,带领全民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管如何蛮干胡搞,整肃了五十万右派在先,插红旗拔白旗在后,也就没人敢说个不字了。于是,有了满天放卫星,接着也就有了三年大饥荒。等全民稍微缓过点气,靠三自一包吃上饭了,毛又祭起阶级斗争这个纲,让全国上下都折腾,直到发动文革,群众运动先把“非群众”运动了,接着运动群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不知是否人多了,不互相斗,就会找上面的麻烦,够微言大义的。十年浩劫过后,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物极必反,过渡到邓小平的新权威。
  邓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大陆的政治这才有了一个准现代的解读: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都是政治上要依靠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在这一语境下有了根本改善的。
  从理论上说,凡是参与发展的阶层,都可以玩政治了,但是,搞经济可以不争论“姓资”“姓社”,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两说,这里吃得开的一向是“宁左毋右”。谁要越出官方划定的界限,被扣上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你就要大触霉头。最厉害的就是89风波了。平定风波,也是老办法,在最权威的老人家里就决定了;后来,重新启动改革开放,也是靠了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无视国情,或声称国情不变,非盲则愚。
  所以,我才说:中国的问题,直接是政治,间接是文化。把文化问题归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想得太简单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政治高度整合,支持威权政治的文化源远流长,深厚的很。
  试看中国文化的两类符号,一是建筑符号,紫禁城的宫殿处处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谁住进去谁就会找到当皇上的好感觉;二是语言符号,至今我们的一些儒生还在提倡大家长的“父爱”意识、老百姓的“良民”意识、还有“畏圣人、畏大人之言”等等。
  每个家庭都需要家长,家长也不能借口民主平等了,当甩手掌柜的。私域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所以,我主张把“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区别开,要改造的首先是家长制的、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生活文化,仁义廉耻、尊老爱幼,完全应当在生活世界发扬光大。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理区分,可我们的现实是,该分化的没有充分分化,不该分裂的倒率先分裂了。而这与政治继续在操控一切、主导一切是分不开的。政治包揽的多,政治的风险就大,时下全民都在议论“要不要革命”的政治了!这是我们政治的红色幽默,还是政治的反讽?
  --中国随着小平的去世而结束了英雄或威权时代,进入凡人或平民时代,认清这一点很关紧的,不然,不搞政治民主,不让政治运作进入阳光下,讲程序、受监督,还希望一二个人在黑箱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黑箱只要透入一点光亮,不是立马成为政治丑闻,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
  至于有人高看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把他强调政治就是明确敌我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革命首要问题的说法关联起来,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以我之见,也不过指出了政治本来就有的一个方面,但把这一个方面扩展为整体,恐怕问题就大了。毛本人早就把他当年湖南的革命经验推广到国际上,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结果如何呢?这种国际政治理论,我们还要继续吹捧吗?
  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变,有人却不想让政治模式变,还说大陆“现在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真不知这些人的良知跑哪里去了!
  过去说,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现在也可以说国际政治同样影响国内政治。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基本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接近了,尽管无论中外都多少要搞双重标准,民族利益与其宣传的价值观也未必完全对号。
  如果维护本民族利益、关心国内民生天经地义,那么,我们到国际上要民主,就更应当在国内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这才说得过去。在今天,如果谁还一脑袋“宁与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意识,那他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会是很迟的事。
  广东的乌坎事件算是较妥善地解决了,那更广大的其他地区呢?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还很长,同志仍须努力,但能否给出一个类似孙中山三段论的说法,让执政党内外都知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小平当年给出了中国经济的三步走,现在大陆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出一个政治的三步走呢?
  要真正为民族负责,是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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