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董恂来:识别邓小平改革路线图的关键词

尤为不妙的是,稳定的改革策略,在目前严峻的历史新形势下已经非同昔比,手段变得更加野蛮,性质变得更加可疑:稳定不再是政通人和的结果,而是政治高压的产物;稳定不再属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反而变成窒息社会生机和发展活力的桎梏;稳定已经沦为维持既得利益格局的借口,以及达到延长权力集团政治寿命之目的的手段
  


通过对邓小平生前主导的国家改革历程中政治关键词的简要回顾,可以使人加深关于改革策略演变与实践效果对比的理解和认识,以便更好地判断和面对当前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并为迎接下一个变革阶段的挑战作好相应的思想准备与心理准备。

四项基本原则
1979330,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其内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煽动下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165页,第173页,第174页)
198710月,中共十三大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

摸着石头过河
19801216,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第251)
会上邓小平对陈云“摸着石头过河”之说大表赞同,认为此论“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至其晚年,邓倡导“要坚决地试”,“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及“杀出一条血路来”云云,都体现了这种思想观念。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原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系四川民谚,或谓源自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语:“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后以“白猫黑猫”广为流行。
  邓小平“猫论”最早见诸文献者,为其196277日的讲话,现以《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原文是:“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
上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现对“黑猫白猫”之说持何看法?邓答曰:“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反精神污染
19831012,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认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批评“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页,第40页,第41页,第42页,第44页)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0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之。
  1986928日,邓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页,第182页)
  同年1230日,邓重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页,第195页,第196-197页,第197页)
  198738日,邓又表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1页)
  1989531日,邓再次重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页)
  1991820日,邓又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间,这种高压性的政治势头,由于胡、赵等人所持的消极态度而大为减弱,也不幸导致其间胡被迫辞职、赵被废黜软禁的不幸结局,因而时断时续,时紧时松,并一度在1989年春夏之交至1992年初达到新的高潮。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两者的关系被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前者被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后者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
文件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稳定压倒一切
198738,邓小平称:“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
  同年629日,邓又强调:“……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
  1989226日,邓会见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时表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第285页)
  同年34日,邓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
  同年69日,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4页,第305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
  同年1031日,邓再次强调:“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
199033,邓又表示:“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不争论
19921-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简评以上通过对国家前期改革历程政治关键词的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从1979年到1992年这十余年间,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共改革思路与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的演变过程,即由初期谋求加强政治控制与权力垄断,中经确立一党专制下的经济建设计划,止于后期坚持政治高压下的市场化经济变革方针。其间,正如邓所言:“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第375页)邓本人则经历了同所谓‘左’的与所谓右的党内两股势力持续不断的斗争,亦即对以胡乔木、邓力群及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与以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又打又拉的笼络策略与亲疏分合的关系调整,因而也是一个反复与曲折的过程。而邓的自我定性是:“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其后,从1992年迄今这二十年间的后邓时代,实际上完全延续了邓氏晚年最终确定的改革方针与策略,结果终于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局势陷入当前问题重重与岌岌可危的困境。
  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回顾前期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正是这一改革策略,成为促成1989年事件这场不折不扣的社会危机与民族悲剧的根源。当时的事态发展,实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了既定的改革策略存在重大缺陷,尽管结局还不足以明确无误地宣告其已经彻底破产。这是改革的第一次危机表现。邓对此一度有所反省,不幸终而未能跳出习惯思维的窠臼。
  其实,早在1985119日,邓小平曾信心十足地告诉外国人;“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026页)同年37日,邓又对国人郑重承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同年520日,邓还为验证改革成败明确划界:“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069页)这是一个方面。1985918日,邓仍满怀信心地担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现象。”(《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079页)1986117日,邓内心的不安与担忧开始有所流露:“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102页)1989916日,当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其不得不正视现实时,邓又委过于人,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原因,断定“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但迟至1992年初,邓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这又是一个方面。然而,正如人们看到的,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历程表明,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不可谓半心半意,也不可谓半途而废,其结果究竟如何呢?到1993916日,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交谈时无可奈何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64页)若将其前后对政策目标的预期与结果以及思想认识的变化加以对比,并进而验之于当今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然上升到令人惊恐不安的程度,且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出路,特别是权力腐败现象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以及社会道德发生全面溃败的现实,难道现在还不足以使人得出结论,承认事实早已无可辩驳地宣告改革实际上误入歧途了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改革构想与策略中,稳定是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他既视稳定为推行改革的先决条件与基本保证,也视其为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局和自然结果。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相应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必要性主要基于谋求社会稳定的需要,因而在他看来,两者或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就是他何以历来坚持和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主要原因。至其晚年,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交谈时还在表白: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63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1979年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尤其是十年之后他力主通过铁腕手段与高压政策处理学潮以维护这项方针以来,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稳定这一原先设定的政策目标,不是离中国社会更近了,反而变得更远了。难道还有什么可悲的结果,比这一公认的社会现实,更能确凿无疑地证明改革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吗?
  在第一次危机凭借暴力手段暂告结束之后,继续沿袭既定改革策略的结果,经过二十余年间的左支右绌,最终又导致国家今天陷于被迫面对第二轮危机濒于爆发的险境。这无疑是对邓主政后期致力于谋求社会稳定的政治构想的无情嘲弄。尤为不妙的是,稳定的改革策略,在目前严峻的历史新形势下已经非同昔比,手段变得更加野蛮,性质变得更加可疑:稳定不再是政通人和的结果,而是政治高压的产物;稳定不再属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反而变成窒息社会生机和发展活力的桎梏;稳定已经沦为维持既得利益格局的借口,以及达到延长权力集团政治寿命之目的的手段。稳定至此所发生的性质变异,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正好印证了当年邓拒不接受和竭力反对的那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所谓“异化”现象吗?
  当前的社会局势,显然已为国家带来不容回避的挑战。这一轮挑战的实质,同上一次导致危机的实质无异,只是问题变得更加明确、更加直白与更加紧迫:在保持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条件或前提下,国家能够继续在经济社会病情加剧的状态下,仍然坚持住或支撑着踉跄前行,以此带来社会稳定这一朝野上下共同期望的结果吗?
这些就是邓的政治遗产留给后邓时代必须正视、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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