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重庆:拒绝“被代表”

重庆:拒绝“被代表”
作者:静之
来源:选举网编辑部

20118月初,由于一些私人事务,我有幸再访重庆。
     与贺卫方老师同感,这座城市同样也令我魂牵梦绕。这儿有我们共同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它留存着让我此生难忘的记忆,传授给我受用不尽的知识。故地重游,有太多想见的老同学,有太多想去的老地方,但都因为时间所限,想见而难见,想到却未达。尽管如此,能有这等良机进入式观察重庆,还是积攒了一些东西,这些消息均来自民间,既是所见,也是所闻,适逢最近选网上又出现了讨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小浪潮,借这期网站看点的机会,以个人游记形式记录于此。希望能在对“重庆模式”的讨论演变成“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的讨论背景下,为读者们提供一个有别于学者、官员和时评家等群体观察重庆的不同视角。一同听听重庆民众的心声,还重庆一个相对“真实”,他们拒绝“被代表”。


寻找“红色”的味道

     8月1 1340  我乘坐K688次列车抵达重庆北龙头寺火车站。重庆是出了名的火炉,恰好又是八月,然天公作美,天气一反常态的凉快。上一次来到龙头寺大概已经是08年的事儿了,时隔3年,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火车站完成了与长短途汽车站的结合,已然形成了重庆北部的交通枢纽中心,周围的写字楼、住宅区也是密集起来,显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0712月薄熙来走马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里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全国瞩目,只可惜我在学校的那几年,虽然也目睹了早期打黑,但总体感觉并不明显。可能是当局者迷的原因,当我毕业离开后,才强烈地感受到大江南北都在热议“重庆模式”,在其包罗万象的政策行为中,“唱红打黑”不仅全国知晓,更是世界闻名。曾经,谈到重庆,人们会立刻想到“山城、火锅、美女”;而今,在受到近年外界质疑争闹的种种影响下,不夸张地说重庆已被贴上了“红歌、文强、薄书记”的标签。“唱红歌跳红舞”、“闪电式打黑”、“李庄案”等一系列大事件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褒贬不一的公开争论中,几乎所有人都只把目光集中在了“唱红打黑”上,而忽视了“重庆模式”的其他元素,尤其是经济。
    当一个事件被盯着不放,眼里边自然也就没有别的事件进入的余地。于是乎,“红歌”成为了“左右”之争的舞台,“打黑”成为了法律界力争司法正义的战场,而重庆在经济民生所取得的成绩经验似乎少有人问津。吾等凡人,亦难逃世俗影响,一下火车,便四处找寻“红色”味道,想一尝究竟。然而,除了在火车进站前,看到市郊高速路旁的灯柱上平行悬挂着国旗党旗略显“红色”气息外,在市内并未见到被外界渲染的那般强烈的“红色运动”。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初到此地,还未有发现,决意多观察几天。谁知在往后的十天里,从主城区辗转到永川区,我都没有亲眼见到类“红”的运动,只是与人交谈中,耳闻了一些故事。
    在主城区活动的三天,我访谈了四类人群,一是在校研究生,二是出租车司机,三是广场上跳“坝坝舞”的民众,四是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义工。
    初到重庆那天,即在江北约见了老同学,她就是重庆江北人,现为重庆某高校法学在读研究生。晚饭期间我便迫不及待地向她询问重庆的情况。大致说来,她向我传递了三则信息:
    一、据说前段时间有些外地人来重庆要住五星级宾馆,却发现全都爆满,他们感叹重庆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人们都富裕了,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全国各地来重庆唱红的,政府都给他们安排了五星级宾馆;
    二、某高校组织本科生唱红歌比赛,恰好是学生们期末复习期间,比赛耽误了他们考试复习,于是全班在考试时统一穿戴了红歌比赛服,以示抗议;
    三、许多中老年人对唱红打黑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现在年轻一代价值观缺失,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喜好低俗,十分不好,而唱“红歌”昭示着宽厚兼容、昂扬奋发,它舒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兴中华需要这种精神。“打黑”则是真正打垮了一大批顽固数十年的恶霸,解救了许多老百姓,与此配套的强化治安也保障了民众的安全,比如重庆全城随处可见的“交巡警”网点。她的父母就持这种观点。
     听了她的描述,我向她表达了未能见“红”的疑惑以及担忧,她补充解释说,其实在她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唱红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就她个人而言,并不反对唱红,只是认为不要唱的太过了。为了避免受其一面之辞的影响,我在江北观音桥、渝北碧津公园、渝北工业园区等地还简单随机抽访了十二位跳“坝坝舞”的市民,六位相对年轻的,六位相对年长的,但基本是中年及以上,男女比例为1:1,主要向他们询问了以下问题:1、是否愿意唱红;2、唱红前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3、这些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4、对这两年来重庆的动作有什么感受。受时间人力各方面限制,调查无法完善,但从访谈中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与外界不同的声音。简要调查总结如下:
    一、受访的12位市民中,9位表示愿意唱红,63男,其余2位男性表示无所谓,1为男性认为没必要唱红;
    二、12位市民中有10位均表示唱红没有给生活带来太大影响,只是改变了坝坝舞的歌曲和形式而已,作为休闲娱乐没有太过在意。其中一对中年夫妇则表示,他们参加了单位唱红歌比赛,开始觉得挺有意思,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单位为了搞比赛花销太大,认为不值得,“唱红作为一种弘扬民族精神,唤起危机意识的手段可以采取,但是如果劳民伤财搞得太过则有失其本意”;
    三、谈到这些年生活的变化,12位市民共同表示物价涨得太快了,但是重庆的发展也很明显,人们越来越富裕了,当问及具体家庭情况时,他们选择了回避;还提到,自打黑以后治安确实好多了,街上警察多了,感觉安全了;
    四、最后,从他们对生活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重庆这两年的“动作”应该是基本满意的,他们说道“打黑打得好”;
简要的随机访谈很难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但是仅从之前罗列的这些耳闻之事,也能由此得出一些与“从外看”不同的感受。这两年的山城,“红”是确实唱了,动作也确实不小,薄书记把红唱到了北京,不然,外界也不会这么多争议,以至于“左右”之争已上升到是否要“再次发动文革”和是否要“颠覆红色政权”的“幻想高度”,我之所以称之为“幻想高度”,是因为,“左右”之争太过极端,近乎走入完全幻想的高地。重庆唱红不可谓没有高层的政治动机,也不可谓没有官员的政治策略,但是,民间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果如外界所认为的:“市民都被动员唱红,都着了魔”?我看不是,当然不仅仅从受访的小范围民众得出,还包括这十天在主城区和永川区的亲身体验。我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市民的生活并没有充斥着“红色”。借当地市民的话说:“组织‘唱红’也就仅仅像其他地方过节办台晚会而已,只是有些单位太夸张,为了讨上面欢喜,劳民伤财,声势浩大”。唱红唱过了这是重庆上层需要反省的,唱红是否已演变成一种“运动”也是上层需要反省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简单把整个重庆看成全城红色运动,更不应该随意把市民唱红歌就当作已经被洗脑,要搞“文革”。我们应该在事情火热的时候保持远离,不急予置评,静观其变,然后进入式观察,了解民情,负责任地将上层行为与民间行为分开,这样才能分开上层动机和民众意识,否则会误导不知情的旁人,尤其是把持着话语影响的媒体和学者。

   从“打黑”到经济,再到“模式之争”

    对重庆“打黑”,外界把目光集中投射在了前段时间才结案的“李庄案”上,形成了影响力空前的法律界集体挑战政府的司法正义争夺战,关于这方面文章,选举网已经多如牛毛,也做了相对完整的综述,在此不再多言。在本次所有访谈中,市民对打黑普遍是拍手称快的,其实法界精英与市民草根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面向的讨论,却看似形成了精英与民众的内在紧张,其实大可不必,但也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在此亦不作为重点讨论。“打黑”能让普通市民直接有感觉的就是治安问题,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不同见闻,到时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的一点谈话,让我产生好奇。
    出租车司机表示,打黑之后的生意还不如打黑之前了,但是仅此一说,没有过多解释为什么。这点值得追访,留给读者们探讨。关于打黑就没有更多的见闻了,接下来想谈谈重庆的民生经济,这一块在我看来为外界相对不太“感冒”的部分,恰恰我认为这是“重庆模式”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也是最能称之为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从民生说起,同样也从所见说起。所见自然是最细微的变化,就发生在市民生活的身边。如今公交车售票员都运用标准的普通话服务;公交车站,公交信息以大字体大贴画形式展现在市民面前,大大方便了市民查看公交线路,这种小而精的惠民措施在北京、深圳都没有;除此之外全城各街道增加了许多城市义工,通过简单的交流,这些义工告诉我,他们主要为市民提供信息指导和生活协助服务,他们运用标准普通话,态度很好。这些小变化在一年前都未曾出现,可见重庆在这些细小民生上的努力。
    大的方面,从户籍政策到住房政策都让人幸喜。重庆推出的“十大民生工程”的第七条“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针对户籍改革的措施。重庆的户籍改革,目标是帮助农民工转成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各种基本公共服务。重庆的基本计划是,到明年年底,要为已经在重庆主城九区工作五年以上、40个区县工作3年以上,以及在中心镇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大概338万人,全部转为城市户口。户籍改革自2010815启动至今,已经有77万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而在公租房方面,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后续的发展我们都有目共睹。虽然这些政策也引来了多方争议,但是如公租房这样的建设,以及重庆对于房屋买卖的规定,试问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哪一个城市做到了?
    民生要以财政作为支撑,很多人质疑重庆直辖这十来年积攒的财富支撑不了多久。因此,重庆的“盘子”能有多大,还需要自身的经济发展。惠普、宏基的进入势必会带来一批加工厂商的进入,这里的前景未能估量。只是,重庆的经济发展经验要么不被重视,要么一热议就被拿来跟“广东模式”对比,甚而有人还非要将二者比个高低出来,抑或是非要完全看作领导人政治前途竞争的大戏来看待,甚是迂腐可笑。模式之争本没有意义,发展经验的产生在于独立探索,重庆与广东都有自己的探索,同时都有自己的成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其怎么样去探索的,是其背后有怎样的助力促使他们探索,而非硬是要总结出个框框来,然后比比谁的框框硬。
    在近期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王占阳谈到:“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在这次会上,还有茅于轼、扬帆等的精彩发言,读者可参阅选网受权发布《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
    重庆归来,虽然想说的还是那些事儿那些人,但是“走了看了听了”就是跟看看文章不一样。这篇游记没有学理的争论,没有官员的文件,没有时评的干脆,但有在重庆这座城市游走的真实感受,有听到老百姓的真实声音,哪怕不全,但能窥得一斑。最后借一句重庆市民的话,同时也表达我此文最想传递的信息。他说:“我们是重庆人,我们的有没有模式自己都没说话,你们先下什么结论?我们没说跟什么广东争高低,你们瞎起啥子哄?我们唱红唱着玩,你们干嘛说我们要文革?那些都是当官的事儿,别把政治放到生活上说……”这哥们儿的话不全然正确,但我们也应该清楚,不要让话语掩盖了一座城市的真实,虽然如波普尔说我们无法获取真正的真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证伪,如今,重庆说话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拒绝‘被代表’!”
    那里,还是其实还是“山城、火锅、美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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