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选举网独家发布: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作者:米鹤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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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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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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