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6日星期日

高人:驳错误的历史观



  一
  据1872年到中国传教、并在中国居住了50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中国名字“明思溥”)观察:“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表演欲,做戏是其本能”。
  这可真是旁观者“清”的评价——中国许多人的做人,做事,说话,的确是形同表演,做戏,背台词儿:近来举国台上台下闹腾的“唱红”,《建党伟业》正剧及其引发的物议,都是最新的给力例证。
 
 二
  鲁迅有言:《红搂梦》“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建党伟业》作为一部“献礼”的“政治”大片,“它所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思考”,更是被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地理解或曲解并解读着,真个是人见人殊,“见仁见智”——当然,也充分“表演”着“见”者的人品与学品。
  其实,影片的编导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对1911-192110年的历史,也是他们以自己的“眼光”“看见”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的全部和事实——譬如,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对中国影响至深致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只以字幕标明“陈独秀回国后不久 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 宣传先进思想”,回避了其“科学”“民主”的要义,真可谓是“惜墨如金”了;而对“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游行,打砸,火烧,则是大肆铺陈渲染,只能给人以“反帝反封建”的深刻印象。
  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缺憾。
 
 三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临近之时,有“见”者竟然连声“感谢”起《建党伟业》这部影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居然从中看到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救亡图存”“失败最惨、代价最昂、祸国殃民最重的当推中华民国,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最低谷”,进而得出“自由是以国家解体为前提的”结论,并借题发挥推导出“中国自由的时期都是民不聊生、战乱四起,国家统一、民众安居乐业则往往是大一统(国家和思想)的时期”,“至少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要自由就不能要稳定,自由的代价是国不国、家不家,也就是国破家亡”。
  “彼见者”还认为,“放眼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十多个君主制国家,大多稳定”,“显然君主制能够这么长时间存续下去,自有其合理性”,而“最不稳定的也是共和制国家”。
  因此,他十分认同美国两大智库的观点,并借用他们的话给中国的“自由派”指点迷津称:“中国正努力发展出一种新型政治,……虽然号称是民主的,但它并不包含多元、竞争以及直选等。”
  
  以上奇谈怪论,当是“彼见者”闻“主旋律”起舞的“逢场作戏”,因为他的“政商”不至于如此低劣不堪,违背起码常识,连个初中生都不如。
  但既是做戏,就难免“穿帮”。
  此说的荒谬在于,背弃了“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左道大法”——民国应当也在“被选择”之例,否则,“选择”之说不能成立。
  此说令人吃惊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竟然连“走向共和”的民国、相对于极权专制的大清国,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楚,竟然敢来说教!
  此说还无视下述事实——“中华民国”的“国号”还在,民国立国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也未湮灭,而是被台湾传承至今,并且已见成效,无论民生还是民主,都使得大陆相形见绌。
  总之,在“彼见者”看来,“自由”破坏“稳定”,并且是以“国家解体”为前提,以“国破家亡”为代价;相反,对“国家”,特别是对“思想”的“大一统”,才能有“国家统一、民众安居乐业”,换言之,“君主制”比“共和制”好——这些,在民主自由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的21世纪,在北非人民再掀民主风潮的今天,都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彼见者”的评价,依然带有其拉拉杂杂东拉西扯并且“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一贯“风格”。
  不错,影片确实有陈独秀义愤填膺的演讲道:“民国是共和之国,在共和国里做皇帝,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但他骂的不是民国,而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有张勋的复辟,此二人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作为“失败最惨、代价最昂、祸国殃民最重的当推中华民国”的根据。
  ——令人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这样的文章刊出,被海外的港、澳尤其是台湾同胞看了,情何以堪?这不是违背统战原则么!
  另一例证是,影片中,胡适与学生争辩说,“马克思的学术只是个理论,在俄国即便取得成功,也不意味着在中国就能套用,整日坐而论道,不肯解决实际之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以俄为师,东施效颦,无济于事。”
  ——这实质是“主义”与“问题”之争,况且胡适乃是公认的主张“全盘西化”即“充分世界化”者,因此,“更主流的还是胡适的‘国情论’”之说,无非是为了宣传,信口开河,把胡适也当成“小姑娘”任意给打扮了。
  
  “彼见者”也依然不忘对“自由派群体”的说教,他不无讽刺地说,“从自由派群体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却也并不一无是处,比如可以随意组党,可以随意办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革命、保皇、无政府、打内战、贿选”,并以陈独秀对威尔逊看法的转变为例,断言“到今天仍然有知识分子对西方抱有幻想”,“他们是仍然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醒悟’的群体”。
  ——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正义向往和诉求,经他如此这般的叙述,似乎都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无耻的政客,乃至暴民,让国家付出更多代价的历史罪人!
  不争的事实是,民初的民主政制,确实有模有样,人民也享有一定的言论,游行,罢工,集会,结社等自由,包括一些军阀和政客在内,对学生还算客气,对学者教授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轻易不敢大打出手或是动枪,这些人人心中有数,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什么。
  至于“九十年间,对内没有搞美国的黑奴制,没有搞种族歧视”云云,只说对了一半,怎么不反思反省一番“族内歧视”——“阶级路线”把“黑五类”打入“另册”万劫不复,连他们的子女也因“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而受到株连?
  
  “彼见者”再次大讲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很长时间都得不到落实,如今则将“高等种族对低等种族有权力,也有义务文明他们”,“包装在普世价值的行动中”了!
   恕我借用一下这话吧——
  我之所以不胜其烦却又不厌其烦地撰文一再驳斥“彼见者”的谬论,是因我“也有义务文明他们”这类自甘低洋人一等,自认我同胞不配享有人权,以“绝不”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的真正“崇洋派”!
  附带的“义务”是,促进类似的写手能够提高提高理论,逻辑,和文字水平,不能总是备受我辈的指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