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

李凡: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最近以来,在老百姓的维权活动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个维权活动有走向激进的发展趋势,暴力维权事件不断出现,极端事件也时有产生。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出现了激进的发展趋向。一些人甚至讲出了“改良已经失败、革命难以避免”这样错误的激进话语。
  这种激进的想法从何而来?
  按照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达到人均4000美元左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面临政治转型期。转型期的特点就是老百姓要更多的公民权利和更多的政治权利,社会冲突加大。毫无疑问,中国也在实践上进入了这个时期。虽然中央政府进行了许多的政策调整,并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而且各地政府也都普遍大量调用警力来对待社会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不稳定的趋势还在继续扩大。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在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国内矛盾增多、社会动荡不定的时期。亨廷顿曾经推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意识的高低/政治制度化的高低=政治不稳定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但是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却非常少,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是不稳定的。这个公式表明了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无法满足随着经济现代化而成长起来的社会成员参与的期望和要求而导致了政治不稳定的结果。
  这就是高参与和低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参与要求越高,制度化程度越低,则社会就会越不稳定。但是如果有一个高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则高参与的要求就会为高制度化的机构所吸纳,社会就会维持稳定和秩序。这种参与的机构可以包括能够如实表达公众意见的媒体、老百姓可以与之直接对话的政府机构,再或者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司法机构和程序来解决。这种可以供公众参与的机构越多,越制度化,就越可以吸纳和化解社会的不满,不论是多高的参与意愿和政治上的不满意,公众都可以在这些机构的活动中通过互相的了解、接触、冲突、妥协和合作加以解决。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这些机构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无法运作顺利,因此也无法化解社会的不满,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比如下岗失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环境污染、公共政策危机等越来越严重,公众的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弱势群体的不满在增加,这种不满导致了公众对于政治参与意愿的推高,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权利,在权益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们希望通过对政治的参与来达到维护权益的目的。他们诉诸上访、法律诉讼、选举等途径。具体来看,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农民工、失业下岗人员等成为目前中国基层群众维权的主体。但是由于参与的渠道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问题往往难以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了一些地方社会的不稳定。
  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当公众参与受到挫折和压制以后,这种参与的要求不但不会降低,反而由于失望或者绝望而会变得更高。从中国来看实际就是如此。当一个人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过程中不断受到挫折之后,他就会感到失望。当老百姓讲话的声音、参与公共事务和政策过程的要求一再被拒绝以后,他们提出的要求会更高、更多,也可能会更不合实际。
   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建立更多制度化的机构来解决公众的参与问题,推动公众政治参与的发展路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建立更多制度化的渠道,让更多公众真正有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推进改革,扩大和开放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真正能够化解和吸纳社会不满意见和保持社会秩序的唯一选择。

来源:《南风窗》第12 总第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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