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红歌不能承受之重

作者:席韬
   
唱歌本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一种情操的陶冶,如今却成了热议的对象,成为一种政治任务,需要严肃对待,这意味着什么?唱歌除了其应有功能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责任,已经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然,只有唱红歌才有如此高的“待遇”。
    红歌应该是老一辈人的记忆,红歌伴随着他们的童年,是在最纯净的心灵里留下的痕迹。但说到红歌,对于我这个未曾经历这些岁月的人来说,也有许多的记忆。记得小时候妈妈教我唱《北京的金山上》,小学老师教我唱《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到了初中参加合唱团时唱的《解放军的天》,平时乡村组织文艺节目,唱得也都是今天备受争议的红歌。
     人出名了,关注的人也多了,当然避免不了不同的评价,但是否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还得看他是如何出名的,是靠实力、靠金钱、靠关系还是靠权力?如是靠实力当然无可厚非,如是靠其他,特别是权力,则批评的声音会不断发出。有批评不是坏事,毕竟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表现。
    红歌的备受关注也许就源于她靠权力出的名。2008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发文(《渝委办发〔2008〕26号》)规定:“为英雄的山城提气提神”,要“认真组织实施,让红色经典歌曲唱响巴渝大地”。在这次红歌传唱运动中,有专门的组织部门——重庆文广局社会文化图书馆处负责初选歌曲,然后交由薄熙来书记亲自挑选,并委任了红歌演出的总导演。据2011年初一份来自重庆官方的数据统计显示,迄今,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达10.4万场,参与人次达到8000万人次。
     如今,唱红歌运动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但进行了企业、事业单位、学校,还进行精神病院和监狱。唱红歌不但成了传承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教育下一代的有力方式,也成了治疗精神病的“良方”,成了“感化”罪犯的武器。唱红歌成了万能药。
     对于唱红歌,目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评价来源于政府、行政人员、官方传统媒体及一部分大学学者,另一种观点则主要来源于网络及自由派媒体。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9日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并解读重庆‘唱红打黑’时表示……重庆的唱红绝不是什么极左运动,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要是希望通过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几个活动给人们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大家增长更多有价值的知识,活得更有精气神。”(中国日报,2011年5月1日)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通过唱红打黑,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其次,是赢得了国际发言权,树立了新品牌。唱红打黑特别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案例模式应该是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评论重庆模式时认为“唱红是为了发动群众积极揭发问题,这不是搞文化革命,而是实现有效的法治”。
    河北省教育厅负责人说,组织这一活动是为了增进中小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秘书韩舒认为“红色文化不等于大学行政化,”“觉得听红歌总比看娱乐节目要受教育得多。”
    2009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做了一期题为《红色经典唱响山城》的节目。节目报道了一个红歌之家,妈妈教女儿学唱红歌《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目的是让孩子知道过去的辛苦。报道称通过唱红歌,让孩子认识到了什么是艰辛。这么小的孩子能从这首歌里读懂什么是艰辛吗?体验艰辛的方式有很多种,参加志愿活动、学会独立等也许更能让孩子知道生活的来之不易吧。
    另一种来源于网络的观点则是质疑声占据主流。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地方政府倡导“红色文化”无可厚非,但也应当尊重不同种类的文化,并允许多元文化发展。南方周末专栏作家苏永通认为,如果将红歌比作大红花,则紫罗兰、黄玫瑰也不能少。
     网友小国寡民认为:利用国家资源组织所谓“红歌会”除了彰显为政者的“政”绩外,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外,这种做法,只是文革“八个样板戏”统帅文艺的放大,违背美感基准,扭曲社会的娱乐生态。
      本网专栏作家林明理在《重庆“红歌”能否首先感动重庆官员》一文中指出,如果官员们不能像红歌里所唱的那样展示“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私利”的胸怀公开家庭财产,不能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公布财政经费的明细账目,也不能发扬“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亿人”的“大局观”大幅度减少三公消费,那么他们就是在企图愚民。
     还有人认为“红歌”是通过宣扬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达到鼓吹极左思潮的目的。红歌传唱运动意味着极左思潮卷土重来。
     随着红歌运动范围的扩大,争议注定会继续下去。她已经承载了太重的责任,已经不堪重负了。红歌治病这种荒唐的做法我们暂且不论,红歌在教育孩子、传承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实现法治方面真能担当重任吗?也许对于老一辈而言,红歌只是他们曾经唱过的熟悉而亲切的歌曲,就像伴随着现在年轻人长大的流行歌曲一样,只是一首歌,而对于他承载多么丰富的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们并不了解,也并不关心;对于今天被组织起来唱红歌的人们,红歌合唱只是他们娱乐活动的一种,可以离开公司、单位,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唱上一嗓子,还可以将礼品、奖品领回家,又何乐而不为?但对于唱红运动推动者的“良苦用心”他们也许浑然不觉;而对于那些还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中小学生来说,就更难以领略红歌的重大使命了。
      把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实现法治、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改造罪犯这些重任交给红歌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与其花大力气唱红歌,不如改善民生,实现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来得实在;与其让官员从红歌中体验革命的艰辛,还不如通过治理腐败来让他们明白清廉带来的坦荡。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