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

《零八宪章》论坛: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看政府之“恶”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托马斯·潘恩

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看政府之“恶”
——兼论走出“恶”局之路
  
 
 610日上午940左右,在天津市政府大门口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爆炸造成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作案者被当场抓捕。据“北方网”消息说,该男子自制了20枚“手雷”,当场投掷了4枚,剩下16枚尚未使用。至于作案动机,天津当局尚未公开答疑,北方网只是简单报道,袭击者系“刘”姓下岗职工,靠领取低保维持生活,“因家庭失败和赌博问题产生报复社会念头”云云。
但据海外网站“看中国”报道:69日该网站就收到了一封署名“刘长海”的长帖。该帖子详细叙说了刘长海本人要去“炸政府”的原因和准备过程——“刘长海”在这篇长贴中说,自己一出生,就赶上了共产党的统治,“一生之中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认为执政党背后做尽了坏事——“用武装到牙齿的军警,无休止的屠杀、镇压、抢劫着手无寸铁的本国公民”,依靠谎言和暴力这“两个基本点”来维护自己的“一个中心”——权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因此,他认为“官僚集团”都该杀。他说自己“韬光养晦”了60年,现在过了“隐忍期”了,于是决定在2011610日上午10点,“带着我自制的枪和手雷去执行‘让领导先走’的使命,去邪恶的天津市政府给邪恶的中共敲响丧钟”,结果,610日上午940,在天津市便上演了4枚手雷投向市政府的一幕。

这篇长贴的作者“刘长海”是否就是天津市政府爆炸案的制造者,现在尚无法证实;帖子是否为他本人所写,也无法证实。我们可以暂时不管有关这篇“刘长海”帖子的事情,但根据官方披露的有关“天津爆炸”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其一,作案者为“刘”姓公民,且系天津市居民;
其二,作案者系下岗职工,靠领取低保生活;
其三,作案者精神正常(至少截至目前是正常的)。
如果将中国社会分为三、六、九等的话,很显然,既下岗、又没有稳定收入的“刘” 姓男子属于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底层居民了,在林嘉祥之流的官僚眼里,“刘”姓公民大概连“屁民”的资格都没有。但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由于畸形改革而制造出的类似“刘姓”男子这样的底层民众又何止千千万。
三十年改革,一方面是官僚权贵集团凭借权力杠杆、凭借强权力量占尽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优质资源,率先迈向了“暴富”的行列,过着花天酒地、包二奶、养小三的腐败生活;另一方面,广大民众由于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得不为衣食、住房、上学、工作、治病而苦苦挣扎。贫富分化的严重加剧,基本人权的屡屡受犯,公平正义的长期缺失,公检法司的飞扬跋扈……所有这一切都让社会底层民众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在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便会铤而走险,便会怀揣“凶险”之物,走向自杀式反抗。天津“刘”姓公民正是在这样恶劣的底层生存背景下,将手榴弹投向了市政府……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天津刘姓公民是将炸弹投向了天津市政府而不是投向人群集中的学校、闹市或公共汽车。他们的仇恨指向非常明确,不是和他一样的普通民众,而是政府,是党政官僚集中“威风”的政府衙门;他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官员,而是只要是政府及其官员就行,这种怀抱炸弹与政府及其官员同归于尽的极端心理指向,对于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官府而言无疑是一次响亮的警钟——为什么会这样?又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同归于尽、“与汝偕亡”的极端行为在中国社会早已不止发生一次、两次了。远的不说,在天津爆炸的半个月前,即526日上午,江西抚州市的临川行政中心、药监局大楼及市检察院等三个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爆炸,作案者钱明奇当场死亡,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多人死伤。更早一点,则有北京青年杨佳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杀死杀伤11位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在所有这些恶性事件中,作案者本人几乎全部都遭遇到了公权力的粗暴侵犯——杨佳本人在派出所挨打受辱,通过正常上访一年多时间都没有讨到一个“公平”的说法,于是便选择了“同归于尽”;钱明奇遭遇公权力的侵犯更为严重,当地政府将他新建合法楼房暴力拆除后又不给公平合理的补偿,使钱明奇遭遇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钱明奇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前后历时十年——奇怪的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就是不给钱明奇提供“服务”,在身心俱疲、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钱明奇也选择了与当地政府“同归于尽”的极端解决方式……如今,天津“刘”姓公民不知遭遇什么具体悲情,竟然也如法炮制,怀揣自制手枪和炸弹准备与天津市政府“同归于尽”!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来自底层最社会的极端反抗方式,执政者不是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反而准备加强所谓的“打击力度”。613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发话说,“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依法重判的坚决重判,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稍早一些的5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是开会研究所谓“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减少所谓“不和谐”因素问题。结论是什么呢?老调重弹——什么“高举”呀,邓小平理论啊,三个代表呀,科学发展观呀,党委领导呀,政府负责呀,说的让人直打瞌睡。老实说,无论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的“严打”、“决不手软”,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生常谈”全不着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谓“决不手软”,邓小平就强调过多次并大规模使用过,结果怎么样呢?此起彼伏的炸弹声便是响亮的回答。我们提醒执政当局,不要用所谓的“决不手软”来恐吓已经无路可走、无处可去的底层民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坚定、更加坚决的执行“让领导先走”的决心。因为没有了退路,他们同样也会“决不手软”的对付政府和官僚。因此,“严打”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至于中共中央的“伟光正”套路,更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今日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矛盾,来自民间最底层的极端抗议,不是政府不强调“伟光正”造成,反而是一贯大喊大叫“伟光正”——一贯虚伪的大喊大叫“伟光正”的结果。

我们反对通过自焚、通过滥杀无辜或者通过与政府“同归于尽”的极端对决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极端悲剧的行为已经成为执政当局挥之不去的恶梦。在“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的社会心理暗示下,以政府作为“靶子”进行“报复”的情况大有四处蔓延、遍地开花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再老生常谈什么“严打”的问题,更不是讨论什么“加强社会管理”的问题。社会是能够很好的自我管理的,根本不需要什么党呀政府呀来“加强管理”的。美国开国三杰之一杰弗逊早就说过:“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而托马斯.潘恩则在《常识》中明确指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便即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正因此,我们认为解决“爆炸纷呈”的关键既不在于“决不手软”的进行“严打”,更不在于“加强社会管理”,而在于想办法约束政府自身的“恶”,加强对政府自身的管理,加强对党政官僚自身的管理——如果不是政府的过分作“恶”,如果不是党政官僚们的过分作“恶”,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不会被炸,“和谐社会”也早已建成。
 那么,该怎样约束政府之“恶”,该怎样加强对政府的管理,怎样加强对党政官僚们的管理呢?我们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宪政”——我们愿意不厌其烦的向执政党强调,民主宪政,只有民主宪政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

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执政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中国的“民主宪政”工程:

其一,迅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零八宪章》早就指出,由于“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因此,迅速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走普世价值的路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
什么是普世价值呢?
温家宝先生早就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也是我们在《零八宪章》中早已宣示的“基本理念”。

其二,走民主竞选的路子
政府之“恶”,政府官员之“恶”,是相对于人民大众而言的,党政官员们之所以敢在人民大众面前作恶完全是因为各级官僚都是由“上面”直接或间接的任命造成的。而最高层的产生又是由“一小撮”在幕后交易中完成的,主权完全不在人民掌控之下,所以,政府必须归还属于人民的主权,必须通过公平竞选的方式在各级行政长官的脖子上套上人民主权的链条,使政府官员的命运在广大人民的选票掌控之下,政府和政府官员才会眼睛向下,才会弃恶从善。

其三,走分权制衡的路子
政府之“恶”,政府官员之“恶”还在于官员们的权力太大。尤其是中国特色的“议行合一”体制使得各级党政机关强力控制了各级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的无边无际和不受制约是中国百姓受压迫受掠夺的根本原因,也是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想彻底理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彻底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必须走“分权制衡”的路子,如同《零八宪章》所强调的那样,“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其四,对于执政党来说,走台湾国民党的路子是最好的归宿。
老蒋也曾经独裁,国民党也曾经专制,但蒋经国李登辉等国民党领袖洞察到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趁着席卷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迅速果断的放弃一党专制,迅速果断的开放党禁、报禁,迅速果断的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国民党也由于掌握了民主改革的主动权而实现了凤凰涅盘、欲火重生,成为当今台湾社会能够与民进党竞争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
如今中国社会危机重重、乱象环生,畸形改革已让位于强权维稳的死胡同。如果执政党高层政治家能够高瞻远瞩,抓住源于北非中东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果断在大陆地区开放党禁和报禁,稳健有序的推动大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一切的社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而且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也会变成人民庆祝的鞭炮声,在此情况下,不仅执政党会摆脱被颠覆、被清算的命运,而且会如国民党一样,继续在中国社会享有充分的执政机会。

总之,从“抚州爆炸”到“天津爆炸”,折射出由于畸形改革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已几近于水火难容的地方,中华大地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而进行民主化改革不仅是化解官民矛盾、化解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是执政党重塑合法性,实现“脱胎换骨”、生命再造的不二出路。
——《零八宪章》论坛
201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