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秦晓:面对左派围攻的改革斗士

作者:凯文
编者剪纸
2010年剑桥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的两次公开演讲中,秦晓明确而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模式”,公开呼吁普适价值,提倡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在政商学界都产生了轰动,或许这才是引发左派围攻的真正原因。

近一个月以来,中国舆论界出现了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从125日到228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以平均每天一篇的火力,连续发表了33篇点名批判秦晓的文章。2月中旬,一份由左派学者韩德强起草的《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公开信》也开始悄然在互联网上流传,并有传言称秦晓本人已经潜逃香港,而矛头所指的秦晓本人也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非正式地回击传言。在3月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前,台面上下的争论风起云涌。

秦晓是谁?他究竟做过什么?

尽管大部分公众了解甚少,但业内人士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现年64岁的秦晓,曾先后在石油部国际司和中信公司任职,自2001年以来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如今已经退休的秦晓,投身于2008年成立的博源基金会,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份,继续着眼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学术与政策研究。

在《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公开信》中,左派学者韩德强、左大培等人指控秦晓2002年贱卖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险股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3亿人民币,又于2008年担任招商银行董事长时,天价收购永隆银行股权,怀疑其中存在利益瓜葛。尽管这两件事都已是旧事,但《公开信》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四个“为什么旧事重提”,警告国有资产将大规模流失、国家利益受损、造成社会动荡,信中指控秦晓是“政治肌体的毒瘤”、“社会发展的隐患”,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彻查秦晓此案”。

为配合《公开信》的出台,“乌有之乡”还于213日组织了“秦晓现象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提出,秦晓集博源基金、高干子弟、海外留学、国企高管等众多头衔于一身,“聚合各种力量,以新右派的身份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旗帜纲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认为“一些极右势力以及他们背后的核心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纲领,开始公开向政府叫板。这套政治纲领跟《零八宪章》一脉相承。”

可以看出,秦晓之所以遭人嫉恨,“贱卖贵买”的旧事倒在其次,其中关键是他整合了各方面资源,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2010年剑桥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的两次公开演讲中,秦晓明确而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模式”,公开呼吁普适价值,提倡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在政商学界都产生了轰动,或许这才是引发左派围攻的真正原因。

以秦晓在20107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和相关访谈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秦晓思考的主要论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秦晓以“政府职能”、“国有资本性质”和“城镇化”三个方面的经济学分析,来展示这两种思路在结果上的区别:“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用秦晓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改革派”,不愿意走到体制外去抨击,也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一立场上,他于200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明确提出,所谓“改革疲劳期”背后的原因是缺乏动力和共识,中国应当重启“改革议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生产要素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能源价格、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而这一切,都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

面对纷纷扬扬的“潜逃”传言,秦晓再一次选择了《财经》杂志的访谈作为回应,在228日最新一期中,他疾呼,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重新开启改革议程的时机已经到来。
文章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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