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宋永毅:墙头草王光美也是心狠手辣迫害狂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网络上一片赞扬声,更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琨像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华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 “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八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 “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 “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
 
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的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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