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王德邦:中国当下危局的求解分歧与出路

编者剪纸
    至今人类所能摸索到的制约人性罪恶与公权力为祸的社会制度设置就是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使一个民族与一个国家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保障。从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民主并非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没有民主却是导致一切社会问题的病根,也即是民主并非万能,但没有民主却是万万不能!


中国社会当下危局有目共睹,社会病入膏肓之象随处可见,社会震荡与剧痛使人时时感受,大变将至,或大变已至,虽聋盲之人仍能感知。然而,针对时下危局,中国社会各界开出的医治药方却千差万别,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对于同样的问题怎么会有如此相左的解读?中国社会的病症难道真是如此怪异难诊?中国社会何去何从再次历史性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显然,如何解开中国困局,与能否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结成最大社会同盟以值最终完成社会转型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再次谈论这个早已为世人熟知的问题仍然显得必要与急迫。

目前对中国危局的解读分歧最大的是官方与民间,虽然这两阵营中仍然存在各式分歧,甚至也不乏针尖对麦芒之势,但总体而言,官民两大阵营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力量互相对峙状况,是中国危局求解路径相左的直接反应,而官民力量彼此消长则决定着中国社会基本走向。

就当下而言,中国统治集团基本趋向于强调中国特色,坚持陈旧的统治秩序,沿袭固有的社会管制模式。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现统治集团归咎于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与现代新技术的“反动”,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密织监控网络、严控独立思想、管制批评言论、割断民众联系、沙化社会组织、引导金钱崇拜、淡化社会责任、丑化社会良心、颠倒社会价值、混淆是非标准,以图从行动与精神上来稳控社会,延续统治。当然统治集团中也有少数清醒者提出皈依普世价值,开启政治改革,转变社会管理,使中华民族步入人类现代文明的轨道等等设想。然而,由于其在统治集团中为少数,他们的主张与设想无法成为影响集团决策的力量,进而这些试图改革图新的少数派还成为统治集团中围攻、讥笑与诋毁的对象。由于统治集团制度性的约束,使官僚中的改革势力被压制扼杀于内部较量之中,因此统治集团对外呈现的就是维稳意识下的坚持不动摇。这种坚持现在浓缩为以中国特色拒斥普世价值,以特色抵抗民主大潮,进而提出“中国模式”企图自封创造了新的“普世价值”,以值掩盖自身与世界文明的对立,为未来输出价值做准备。

这种统治集团维稳虽然假借着社会的名义,利用了民众普遍的求稳思安心态,但骨子里这是为了坚持统治权力与统治模式的不动摇,是基于个体与小集团利益需要,而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这种药方的正确与否,现实中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与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是解答。在此就不值得费墨驳斥了。

目前中国民间对社会危局的求解主要集中于求变上,民间普遍希望社会能走向公正,社会发展机会能公平均衡,个体权利能够得到尊重与保护,肆虐的公权能被约束。对中国时下出现的问题,民间认为就是公权力不受约束与个体权利不受保护而产生的矛盾结果,因此,以《零八宪章》为代表,开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就是:建构宪政民主政体具体而言就是: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虽然现在民间对社会危局的认识也存在许多分歧,但上面这些基本理念应该是目前民间最广泛的共识,各派之间可能在某些理念上存在轻重与缓急的不同认识,但总体上的目标指向与诉求应该基本一致的。所以,目前中国民间思变是普遍的心态,对现状的不满成为民间情绪的集结点。

中国民间有如此强烈的思变心态,显然与现实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失衡有关。目前中国民间普遍感到中国当下这种现状的延续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自身生活福祉追求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障碍,社会不公不义已经导致整体性灾难频仍,已经或即将危害到他们现实的生活。基于这种状况的切身感受,民间出于对权利保护的愿望而期待社会开启根本性的变革,目前这种变革诉求最集中体现到对民主权利的落实上。

由上可见,中国民间与官方对社会危局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而在这众多分歧中,中国是否实行民主成为官民交锋的集中点。中国官方基于维持统治权力的需要而通过特色与国情,进而造出中国模式来掩盖小集团统治中的问题,以抵制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而中国民间在苦苦抗争之后,发现是否能实现真正民主,才是建立法治与保护人权的社会前提与基础。就此而言,中国危局解读的根本问题就成了民间为争取权利而追求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与官方为维护权力而制造“特色”进而炮制“模式”以拒斥普世意义的民主的问题。

其实中国危局求解于民主的问题已经是个久远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的解答,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德先生”呼唤上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至于毛泽东与黄炎培当年有延安窑洞的对话,更是值得今日统治集团重温。大儒黄炎培先生所记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看来,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历史都在重复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实现宪政民主!今日中国危局归根结蒂是社会缺乏民主,导致官权肆虐,民权遭侵,形成官民对峙,社会矛盾激化。在此中国官僚集团基于维护权力的求稳与民间基于保护权利的求变形成了社会针锋相对的力量角逐景观。由此也完全可以想见,中国一场历史性的社会激荡正在徐徐上演。

仅从当代历史来看,中国时下统治集团的先祖们事实对中国危局的解救之方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其兴也勃焉”与“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而中国民间在上百年的苦苦追寻中,也早已经认识到民主是保护自身人权与建立法治的前提。这样看来,原本官民是不应该对中国危局求解上产生分歧的,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后继者们,在面对中国今日危局时居然选择了加强集权的路子,这事实不仅与民间诉求相背,而且也完全违反其自身先祖的遗训。

一个统治集团怎么会走到完全违背初衷的路上?这除了归咎于人性固有罪恶外,与社会理性对罪恶缺乏应有认识与警惕,没有设置出约制罪恶的相应制度有直接关系。至今人类所能摸索到的制约人性罪恶与公权力为祸的社会制度设置就是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使一个民族与一个国家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保障。从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民主并非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没有民主却是导致一切社会问题的病根,也即是民主并非万能,但没有民主却是万万不能!

今天民主这个曾经困扰过黄炎培,也让毛泽东感到过发现真理的兴奋的问题,事实早已成为人类的一个常识。面对这个常识,今日中国居然依旧挣扎于纷争的迷雾之中,进而出现官方与民间如此冰炭般的路径分歧。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目前中国统治集团所开出的拒斥民主、强化集权“维稳”体制的路子是条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循环治乱的老路,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是与人类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与人类已有文明为敌,是最终将民族拖入水深火热、万劫不复境地的罪恶之路。而民间基于对自身权利维护而追求的民主、法治,才是解开当下危局,开启文明历史,构建社会和谐,奠定社会福祉的长久光明之路。

当然中国未来究竟要走上哪条路,从长远来看是无庸置疑的,是必将会实现民间对民主、法治与人权诉求的。但如何更快与更好地实现民间的诉求,这却取决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应该说,面对当下中国如此官民对峙的状况,民间力量的成长成为中国解开困局的关键。而对统治集团而言,可以肯定他们也以肢解民间力量,使社会沙化与原子化为维持稳定不变的手段。在这种状况下,民间如何找到可以稳步成长的空间与路径,这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对此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所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显然是对现实最好的路径指引,值得背负社会变革使命的各界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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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