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何德普: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全国最高法院的申诉公开信

文章来源:维权网

尊敬的各位代表,全国最高法院院长
你们好!

我是北京公民何德普,我写申诉公开信的目的是,1、要求得到85天刑期的国家赔偿金。2、废除我国现行的监视居住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司法黑暗与司法公正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中一直是百姓翘首期盼的热门话题。现在我向你们反映一件亲身经历的司法黑暗的案例,我想你们作为两会代表在读完《最黑暗的85天》后。一定会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地代表民意,去审议、评判司法机关的工作。《最黑暗的85天》和附件揭露了我们国家《监视居住制度》中的黑暗,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最高法院的蔑视。

2009年,我爱人贾建英获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凡是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可折抵刑期”。2010年6月3日受我委托她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写了:“2002年11月5日至2003年1月26日我被实行了监视居住”的情况说明(见附件1)。2010年8月5日经我同意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写了《申诉书》(见附件2),令人不解的是,2010年10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何德普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公安机关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证据不足”为由将我们的申诉驳回。

各位代表如果你们读完《最黑暗的85天》后,仍认为我被监视居住的证据不足的话,请你们责令相关部门去调查北京市国保总队(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贺某、王某某、田某某,他们是当事人。

最黑暗的85天

何德普

2002年11月4日晚,押送我的轿车终于停下,三个国保警察把我拖下了轿车。由于头被蒙住,我只能凭着感觉走。两个人架着胳膊,另一个攥着铐住我双手的手铐拉链使劲往前拽,以至于我手腕的皮肤都被硌破了。我感觉上到了第三层楼后进了一间小屋,然后被扔到一张木床上。当国保警察放下我头上的短大衣,取走手铐离开房间后,我发现这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四周无窗户且灯光昏暗。木床四周站立着六个身着制服的看守,国保的王预审员说,看守是他们找来的,我以后要听从他们的指挥。从穿着、口音上判断,看守应该是武警战士。

以下是今后的85天所谓的“监视居住”期间我的具体遭遇:

1.85天没有见过阳光甚至月光。

关押我的地方四周没有窗户,房顶虽有一个小天窗,但它早已被武警用黑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房间内有一张木床,床板上有一块塑料布和一个白布单,外加一条褥子(当被子用)。第二天,我向他们要被子,看守拿来一条薄被却把褥子给拿走了。后来我多次向国保警察和看守要过褥子,他们就是不给。此外,屋内除了一个床头柜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了。看守分为4个组,每组4人,2小时一换班,全天24小时循环倒班站立于木床的两侧。由于他们不让我起床,在灰暗的小牢房中我熬过了85天,没有见过阳光甚至月光和星光。

2.看守的嘴就是规定。

监视居住期间从来就没有文字性的成文规定,全部出于看守的嘴。看守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监视居住的执行单位,不设成文的书面规定,他们的嘴就是规定。可以想见这种任意说的“规定”不但多如牛毛而且没有任何合理性。比如挠痒痒的规定:如果想挠痒痒时,要先向看守申请,批准后,才能挠,挠痒时,还要把衣裤全部脱光,赤条条地在看守的视线下挠。不按这个程序,就按违抗规定处理。有一天夜里,我感觉腿部痒了,下意识的去挠,没有事先请示,结果,招致看守把我身上的被子掀到地上,当时正值冬天冻了我半夜。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规定还有两条。一条是:不许唱歌、随便讲话、不准我离开床,不许在床边坐着,也不许在床上乱躺,只准在床上静躺,手脚不能动,躺的姿势要符合武警的规定。只有两种合法姿势,一种是把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另一种姿势是双手举过头顶。另一条规定是:我的双手和双脚不能放在被子里,只能放在看守的视线之内,手腕和脚腕必须放在被子的外边。因为这两条该死的规定,每天夜里,我至少要被叫醒十几次。武警惊醒我的理由是,我的手腕或脚腕缩进了被子里。在监视居住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遭受武警的拳打脚踢,但是,让我感到比死还难受,有腿不能站,有手不能动。残忍的规定,把我的4肢焊死在木床上。每一天因为我的奋起反抗至少招致十几次被四个看守各拽住一个手腕、脚腕将我拉成一个大字。

3.每天受渴挨饿。

监视居住期间的伙食规定是,每天 “给什么吃什么,给多少吃多少”。看守每顿饭只给我一个小馒头或一口米饭,菜的量非常少,有时是3片葱头或胡萝卜块以及几片白菜帮等。白开水每天只给三次,每次给一纸杯。看守的头头说,这个地方是新地方,条件艰苦,他们也吃这个。要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人卖命了。后来我才知道,看守每顿是两荤两素外有一个汤,主食是馒头、米饭、包子等。经过85天残酷的折磨后,我的体重下降了46斤,从监视居住前的156斤,迅速下降到110斤。监狱里的秤称的是120斤,但比社会上的标准秤多十斤(出狱前用监狱的秤测体重是125斤,出狱后用三甲医院的秤量体重是115斤)。所以那时的120斤实际上是110斤。

4.身体因酷刑而受伤。

因水和食物供给的很少,不到一周,我就没有劲了,只得由看守任意摆布,他们不再担心我进行反抗了。

看守说按照他们的规定,两个多月可以不给我理发,也不准我刮胡子。手指甲、脚指甲也不准剪,内衣也不准洗。只准躺着。在我临去秦城看守所的前几天,看守才用电推子给我剃掉了胡须,理了发。在此之前我一直胡须老长,蓬头垢面。

因为没有褥子,我每天都睡在硬木板上。由于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完全可以讲,每一天我都是在屈辱中度过。

5.遭受寂静带来的精神折磨。

由于整天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感觉只有上帝知道我在这里。虽然屋内有五个大活人,但整个三层楼鸦雀无声,听不到一点声音,静得出奇,连水管里的流动水都能听出声来。写到这里,令我回想起在监狱里的一桩往事。2008年我在二监遇到一位在遣送处(外地罪犯遣送处、也叫天河监狱)一起关押过的狱友。他告诉我,2004年4月他从遣送处去了茶店地区的监狱在那里呆了三年。其中有一所前进监狱,这里面关押着许多法轮功学员。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学员与刑事犯混押,三个刑事犯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狱警对不认罪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管理,只准他们有固定姿势地坐在地面上的床板边上,不准讲话。每层楼是一个中队,每个队有130到150人左右。他告诉我,当时有四个队关押着法轮功学员,那四个队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要死,人站在筒道里,还以为每个房间里没有人呐。静能让人害怕,能摧残人的生命,能压垮人的意志,能把人逼向恐惧。他的话,我有同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静的可怕。

6.提审就是幸福。

在被监视居住的85天里,对我来说提审时能离开床一会儿就是幸福。每当看守让我起身去隔壁的房间接受提审时,我真的太高兴了!因为我那疼痛难忍的肩部、背部、胯部终于可以离开木板床,放松一下了。当我坐在椅子上,国保的预审员给我倒上一杯茶的时候,我简直幸福到了极点,我的嘴情不自禁地没完没了地和他们俩说个没完。但王预审员开始问案子时,双方的脸就开始沉下来。国保警察最反感我的一句话是,“第三者和我不想回答的问题你们不要问”,此外我还告诉预审员另外几条原则。而让我最不想听到国保预审员说“你不说就回去吧”这句话。不幸的是每次提审都以这两句话结束。由于国保预审员得不到第三者的情况,加之我不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他们就不常来了。我觉得,他们故意这么折磨我,目的就是想让我主动开口说他们需要的话,但我宁肯忍受非人的折磨也不愿丧失自己的原则和气节。

7.受苦最深的85天却不能折抵刑期。

我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多次提出要马上去看守所,理由是,那里的生活条件要比这里好,也算刑期。国保王预审员和田记录员(女)也多次向我保证,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可以折抵刑期,并让我放心。在秦城看守所最后的一次提审时,他们俩还做过上述承诺,理由是,“我在被监视居住的日子里,看守把我当作罪犯看”。其实我受到的折磨比罪犯还惨,我宁可在监狱多待一年,也不愿遭受这85天的折磨。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言而无信,这不堪回首的85天竟然不算在刑期里,一天也没有折抵。当然,如果政府总是遵守“尊重和保护人权”一类的承诺,也就不需要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奋起抗争了。

最苦最难的日子对我已经过去,相比于被释放后还像犯人一样囚禁的陈光诚,我的遭遇还不算是最惨的。坐牢的日子我也碰到过吃足苦头的官员,如果国家的法律不能保障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暂时高高在上的特权者也很可能将来连基本的人权也会受到侵犯。 我相信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符合所有国民的利益,为正义的事业而受苦受难我从不后悔。

北京公民:何德普
电话:68355230
手机:15101084969
2011年3月1日

附件1

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

我是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2002年11月4日,我的丈夫被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带走,直到2003年10月14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我丈夫开庭审判时,我才见到丈夫的面,历时11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不知道他被执行的什么强制手段?

2003年11月6日,我拿到判决书时,才知道何德普被警察带走的11个月里,其中三个月是被监视居住期(国保总队王玉、姜宗恒负责)。

2009年,我得知,最高人民法院有个批复:凡是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可折抵刑期。

2009年12月1日我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关于我丈夫何德普北京视居住期间,被剥夺了人身自
由,应折抵刑期的要求(孙庆红法官接待),随后我出示了一系列,何德普没在家的证据。
然而6个月过去了,一中院的孙庆红法官告诉我:因为国保总队不给提供何德普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关押的证据,所以迟迟不能改判折抵刑期。

在此,我请求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取证,要求北京市国保总队实事求是办案,出示何德普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关押期间的真实情况,以求得法律的公平公正。

盼望您们尽快解决,我的丈夫能早一日回家,请体谅一个被关押人员妻子的心情。
谢谢!
贾建英
2010-6-3
联系电话:13161769766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9—1—5号

附件2  申诉书

申请人:贾建英
女  52岁  汉族  北京人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9号楼1门5号

因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一中刑初字第2933号刑事判决书,特提请贵院提出抗诉

理由:2002年11月5日到2003年1月26日,我丈夫何德普被北京市公安人员带至不明地址关押85天,期间只准躺在木板上,不准有任何身体活动,更没有人身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的批复:依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期的犯罪行为和和被拘留或被逮捕以前被羁押的行为系同一行为,不论羁押在何处,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可予折抵刑期,羁押一日,折抵有期徒刑一日。
依据高发的有关批复,何德普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被严重剥夺了人身自由,所以恳请北京市最高法院院,应将85天监视居住折抵刑期。
此致

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贾建英
2010-8-25

维权网注:此公开信由何德普本人于3月1日已通过官方网站《直通中南海》发给国家领导人,目前还没有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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