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写给大学同学们的话(3月5日发布)


编者剪纸: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称号,叫“大学生”。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会把校徽戴在胸口,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现在大学生是什么呢,有个古老的笑话说,王府井掉下一砖头,砸中十个人,有九个是大学生。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我们看看,我们上的是这样的大学吗,我们还算不算是一个“大学生”呢?

我们现在上的就是录取书上的那个大学吗?大学疯狂扩招加上房地产利益的推动,大学校园一扩再扩,大学城跑马占地。有多少同学现在不是在大学城分校区上学?我们说是考上了某个知名高校,可我们分校区的校园、氛围,跟这个校名有任何关联吗?在大学城里,我们的建筑都一样,走在大学城里,我们也分不清彼此。

我们记不住导师的样子。学校自己的讲师教授,根本不住在分校区,只在校本部里忙着自己的课题社交;很多随便从外面聘请来的“老师”,只有在上课时才能看到,下课后就不见了人影。没有大师,没有讲座,没有传承。当语言培训、优惠电话卡、交谊舞班、成功学讲座之类的海报贴满我们校园的布告栏的时候,我们曾否看到过一张文学、历史或哲学讲座的通知?没有了“独立思考、客观批判”的熏陶,这还是大学吗?

我们被放逐而自生自灭。出城一趟,要换几次公交。想出去看场电影、见个朋友,太晚了没有公交车,甚至无车可打。学校旁边的农民屋,大排档,钟点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大学岁月,就在老鼠乱窜的地沟油大排档里沉醉,在钟点房那肮脏的床单上翻滚。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一到周末就被豪华车接走了。

从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就列明的学费,到报到时的住宿押金,到用水用电的预付费,还有挂科后不得不按学分补交的昂贵费用,每张单据都透着一个大字:钱。学校对于我们,除了“吸血”及一纸文凭,还给我们什么?奖学金是团委学生会那些马屁精学生干部的专利,助学金是给那些打小报告的学生信息员的奖赏。万幸的是,我们的父亲没有像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那样,因拆迁而被活活打死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父母还能东拆西借,把我们多如牛毛的费用一一付清。

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像河北工业大学大四的同学赵伟那样,只是因为在返校的路上,向列车长反映了被乘务员奚落嘲弄,便在半夜被乘警带走,他的父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尸身伤痕累累;他的父母竟然被告知赵伟是在“大庆火车站跳楼身亡”。万幸的是已经回到校园里的我们,没有像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大一同学陈晓凤那样,在她那生命飘散的最后一刻,听到的还是官二代的叫嚣:“我爸是李刚”。我们也没有因为不堪重负,像有些同学那样从高楼一跃而下,所以,我们还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

骗子们拿走了我们的钱,却没有让我们得到大学应有的教育,我们得到了文凭,面对的却是失业。问问我们的的师兄师姐,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在离校前拿到OFFER?父母已经为我们累弯了腰,我们有何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不是薄瓜瓜,我们不是陈晓丹;我们的爸爸不是薄一波,我们的爷爷不是陈云;所以我们的学校不是剑桥,也不是哈佛;所以我们去不了摩根士丹利,也去不了中金,更去不了清华同方。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熊培云先生文章“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中有一段话:

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他们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 “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让我们看看“网里”、“网外”,如果我们不能“心安理得”,那就让我们用最低调的散步围观,走出校门,去发出我们最卑微的请求:

我们需要平等的权利,我们需要平等的机会。

我们的权利,请还给我们。

3/5/2011 8:40:39 AM
文章来源: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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