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江棋生:立此存照:中国官方公然将“维权”污名化

编者剪纸:
        维权,乃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自然诉求和理性表现;维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可贵的新事物;维权,是当代中国最具建设性的大好事之一。然而,如今的中国官方,却悍然宣称“维权”是西方敌对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的借口……
        官方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的真正危机是政权合法性危机;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公正意识和以特权为本的一党专政制度之间的矛盾。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28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近来,一股强劲的政治风潮正在北非和中东激荡。而胡锦涛的2.19讲话,显然是对这一国外“形势新变化”的公开反应。不过,胡的讲话照例官话套话雾霾重重,除了所提8点意见中的第7点“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特有针对性之外,其它说词给出的信息均比较模糊。与胡的2.19讲话语焉不详不同,2月22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瞭望》周刊上,有一篇该刊记者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的专访,则把中国官方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委说得清楚、直白多了。陈冀平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陈冀平还“从国内形势看”的角度,指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传统问题进一步凸显,劳资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等新型矛盾不断产生,一些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仍然潜滋暗长,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仍然存在,……。”
    我得坦率地承认,在陈冀平的全部答问中,他公然将“维权”污名化,是很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官方曾对来自欧美的许多东西施行污名化,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资产阶级摇滚乐”,等等。不过慢慢地,则对“奇装异服”、“摇滚乐”和“市场经济”等由拒斥改为笑纳了。邓小平曾以咒骂“资产阶级人权”来对“人权”污名化,但自江泽民始,就知趣了,不这么干了。邓之后,中国官方对来自欧美主流政治文明的东西,唯有三项是薪火相传、一以贯之加以污名化的,它们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和两院制。官方确认,这三项东西铁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沾不得。换句话说就是,尽管可以有社会主义民主,但决不能搞社会主义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多党制和社会主义两院制。在我的记忆中,除了这三样名堂之外,中国官方在口头上对“人权”、“法治”等都先后接纳了(“民主”是早就挂在嘴边的)。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风生水起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国官方的确很郁闷,很不爽。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官方不仅在口头上从未公开反对过“维权”,而且还设法让官办工会和妇联也打起维权的旗号,“聪明地”与民间争夺维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如今的中国官方怎么了?恐怕是“突出问题”太多,内心真的感到吃紧了,不想陪民间玩“维权”了;情急之下返祖归宗,又把毛泽东、邓小平惯用的污名术使出来,干脆给“维权”扣上一顶“西方敌对势力”之花招的帽子,公然加以污名化了。
   
    要我说,维权,乃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自然诉求和理性表现;维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可贵的新事物;维权,是当代中国最具建设性的大好事之一。然而,如今的中国官方,却悍然宣称“维权”是西方敌对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的借口,这就难怪陈光诚用提供视频的方式控诉官方对其非法软禁、维护自己人身自由权后,却遭到了更为严厉的迫害;这也就难怪冯正虎坚持行使“我要立案”的法律权利,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传唤和抄家。
   
    官方连合法的维权都容不得,都要赤裸裸地加以打压,那就更不会放过违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行为了。当有人在网络上匿名呼吁国人违反《(不准)集会游行示威法》,不经申请到公共场所聚集,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时,中国官方网上网下同步、全面地实施严厉打压,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便现在有人匿名地拿当局开涮、逗当局玩,要国人到公共场所完全合法地站一站,笑一笑,再打个酱油,我敢断言,已经处在过度应激反应状态下的当局,也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地派警察“堵门”、“封门”,并扑出去“控场”和“清场”。
   
    在当下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之际,官方亮了“新”招——公然将“维权”污名化。此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所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实乃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控”的老套路而已。虽然他们的确“随时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处于麻痹状态置之不理”(赵启正语),但是,他们却无缘真正的新思维、新套路。根子何在?根子就是:官方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的真正危机是政权合法性危机;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公正意识和以特权为本的一党专政制度之间的矛盾。
   
    称得上是当代“立宪派”大将的辛子陵先生一再肝胆相照地坦诚放言:祸亟患深,不敢不告。“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改。”他对“锦涛、家宝同志”说: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另一员“立宪派”大将谢韬先生还用心良苦地为胡温准备了台阶:政治改革是通向“民主社会主义”,走的还是“社会主义”正道么。然后,如今连“维权”都要加以污名化的那两位同志,能听得进辛子陵和谢韬的逆耳忠告么?两位同志心里清楚得很,真正“落实宪法第35条”,就势必不会再有“一党专政”;真要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也就只能抛弃“一党专政”。依我看,除非民间抗争颇成气候,民间压力足够强大,否则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接受“立宪派”开出之药方的。
   
    台湾的马英九先生也多次真诚吁请大陆当局开启导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2月21日,针对大陆民众的网络呼吁,马英九专门发表声明,期盼大陆当局“以新的思维和宽宏气度,善待异议人士,让民主与人权成为两岸人民永远的共同语言,为中华民族开创自由、民主的未来。”而大陆当局的回应是,将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陈卫、冉云飞、华春辉、梁海怡、丁矛等“刑事拘留”,让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古川、唐荆陵等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
   
    纯粹从理论上讲,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出现两种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一种就是辛子陵、马英九先生殷殷呼唤的宪政改革,其目的是变现有“苏联式西化”制度为“欧美式西化”制度。另一种则是胡温也会有所提及的邓记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反对“欧美式西化”制度,捍卫现有“苏联式西化”制度。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不要说如今的胡温当局必定会断然拒绝宪政改革之呼吁,即使连蔡定剑先生认定“已经不可拖延”(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第8页)的邓记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是打定主意要继续拖延下去的。
   
    2011年2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8日播出)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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